2015年11月19日 星期四

从中文对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著述的翻译谈起


有大陆大学中读研究生的年轻朋友知道我非常推崇阿隆的思想,因此来信问我关于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两个中文译本的问题。一个是台湾蔡英文先生翻译的“台版”,另外一本是大陆的吕一民先生和顾杭先生翻译的“陆版”,他在对比阅读中碰到四个问题:
1.两个版本的序言大不相同,陆版比台版少了好几段,而且最后几段也不相同,不知何故,哪个版本更接近原文。
2.第三章无产阶级的神话中第三段,台版把党加引号(即,“……而是‘党’”),而陆版直接翻译为政党,没有做特殊处理(即,“……毋宁说是政党“)。不知原文如何表述,台版和陆版的不同处理,是何原因?
3.第三章“无产阶级的界定”部分的“汤恩比”一段,台版是“且怀疑任何先知的语言”,与陆版“并容易受到先知的召唤的影响”,意思完全相反。哪个译本正确?
4.第三章最后部分“政治乐观主义”,陆版比台版少了很多,看来应当是陆版漏译了。为此,他不知是译者疏忽还是有意为之的。对于这种能够出版却被译者主动地任意删节,他很不理解。

这位小友提的问题虽然具体,但是涉及的其实都是根本性的问题。因为我几乎都曾经经历过。
首先是对于阿隆,这是我最为推崇的几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为了读懂他,我不仅几乎收集了所有翻译成德文本的他的著述,以及部分英文及中文翻译本,而且收集了最为重要的德
语世界研究他的著述。促使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我最早在德文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文章中接触到阿隆后,在九四年回国时发现九十年代初期大陆已经出版了阿隆自己的回忆录的中文本,《雷蒙·阿隆回忆录》。这是由法国人资助翻译出版的中文版,结果我发现,翻译的糟糕透顶。由于翻译者根本就是带着真理部配给的眼镜,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框架,以及它所规定的中西哲学术语的对照翻译,因此根本无法再现真实的当代西方哲学思想问题,也更无法准确呈现启蒙以来的近代自由主义思想,说好听了这个翻译本是雾里看花,说不好听根本就是一面哈哈镜。法国人出钱资助出版这样一个低劣的译本,真可说是一个嘲讽。而阿隆如果活着一定会感到愤怒。因为那些翻译和出版人的精神状态,其行文带有的气味儿,都是阿隆一生最厌恶的东西。

2015年11月4日 星期三

重发“魏京生与陈子明刘晓波方励之们的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演讲按语

Youtube重发荷兰海牙第二届中国之路研讨会演讲链接网址:

这是今年,二〇一五年八月底在荷兰海牙第二届中国之路研讨会的演讲。由于时间关系只讲了一个开头及非常粗糙的大纲,也就是应该在什么思想基础、什么原则上出发评述七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而这个题目的另外一部分,为什么陈子明们是“真理部”培养出来的第二代的具体论述,有头脑的听众其实是可以由这个基础和原则自己去展开。当然大家也可以等我完成“冷战时期的极权主义讨论”一文后再来为大家做进一步分析及解释。
我之所以在这里匆匆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一批人极其严重地败坏、变质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异议运动,离心运动。现在讲已经是太迟了!
我这样提出这个问题,其实陈子明们自己也不会反对。因为我说的是实话,如他自己所言,究其一生他从来没有公开声明过反对共产党极权主义政权,反对一党专制。他也真的甚至就是在暗中也没有从事过。不然他和何家栋的关系不会是那么始终如一,那么血肉相连。
何家栋是何许人,他是《把一切献给党》、《高玉宝》的执笔者,典型的“真理部“的核心

2015年10月5日 星期一

吾祖仲由 ——怀念母亲梁春芳大人


“吾祖仲由”……
这是一个看来平白的陈述,但是在信天地间生命、生物、宇宙神秘联系的中国人来说却也是一个神秘的命题。
一九六九年。我对思想和生活的追求让我走向反叛的道路,没想到这一步居然走了二十年,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我才可以说彻底地从共产党的文化及精神中走了出来。到那时,我才可以说不再是一个被彻底极端西化了的“观念主义者”,也就是不再是“意识形态分子”;与此同时,我不只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启蒙以来的经验主义者,而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血液中的传统遗传越来越强烈地展现出来。
我的研究生导师许良英先生,目睹我的变化感到非常奇怪,问由德国回去探亲,我的好友基督徒王立新:仲维光哪里来的这么多传统的东西?
哪里来的?当然让我反叛并且返回传统的是因为西方的科学方法,启蒙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可浓烈的、不可收拾的传统精神和文化,那不是返回就立即能有的,那是血液中的、骨子里的。而这何处来,何所去的血统?…… “吾祖仲由”,大约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2015年10月4日 星期日

在youtube重发2006年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采访录像的按语

2015930日)

这是二零零六年在新唐人电视台的一次采访录像。没想到将近十年过去,中国社会的变化很多,但是中国知识界的变化实在说不多,甚至后退。
标志知识的进步,或者不用进步只说是变化,不在于有多少得奖者,而在于讨论的问题,文化氛围是否有所变化,有所推进。就这个意义上说,评论中提到的知识精英从没有对自己的过去进行过反省,也毫无变化和新意。为此,最后一定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作为一个力抗这个时代的、孤独的求索者我确信,不是在这个时代默默地探究的我,而是他们一定会被浪淘尽。从零六年到今天这将近十年我们在知识界留下的痕迹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为此,我再次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和我们一起思索、反省。

仲维光还学文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 (上)

仲维光还学文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 (下)


2015年9月9日 星期三

关于哈维尔进入中文界的故事

2003攝於布拉格
1.

最近有几位朋友不约而同地提到在九十年代中期在大陆看到我对哈维尔的介绍文字,提到我与哈维尔进入中文世界的关系。近年来我很少提及我和哈维尔进入中文世界的关系,这是因为进入二〇〇〇年以后,哈维尔已经成为中文界的一个时髦题目和人物,很多人都在往上靠,于是我自然往后退,而这更由于零九年之后,哈维尔在政治运作中的很多做法让我极为诧异,为此,此前我介绍哈维尔的事情我自己就有意识地、选择性地不愿再提及。当然也因为我向来关心的是问题,如此三个因素加起来,对于介绍哈维尔的经历,我自己不仅从来没有谈过,也没有想到过自己曾经做过的这件事后来对中文界的影响。
使我第一次感到曾经做过的这个事情的意义的是廖亦武。如上所述,由于长久以来一些人已
经把哈维尔之进入中文界当作自己的招牌,由于零九年后有些人很好地利用了哈维尔人来肯定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所以我甚至已经不愿意再谈及哈维尔。所以在廖亦武到德国后,我和他第一次通电话的时候,他首先特别重点感谢我曾经引入哈维尔,并且谈了那时对他的鼓舞及影响。这他的这番感谢真的让我很感动。他让我感动的不是我自己如何,而是深感老廖是个实在的人,有底气不怕说实话的人。而在那之后,最近一两年这件事情居然又连续被几位新结识的小友提及,为此我突然觉得哈维尔进入中文界的故事很典型,作为历史谈几句,讲点故事应该对研究问题,对现在认识我们社会问题很有些助益。

2015年8月24日 星期一

“意识形态”与“后基督教社会”问题(下)

——二谈意识形态问题

四.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问题

毫无疑问,无论从方法论还是文化思想问题上看,意识形态问题都是西方文化产生的问题,近代化产生的问题,而不是东方文化传统及社会产生的问题。然而,意识形态问题之进入中国却不仅与西方的崛起,全球化密切相连,而且与中国自己知识精英的变化,及整个社会的偶然的政治形势的发展密切相连。尽管如此,对百年来的当代中国研究来说,依然可以如同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想研究一样,以意识形态问题的表现来研究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特点。为此,它实际上可以分为意识形态问题的进入和意识形态化的统治,也就是完全意识形态化两个阶段来研究。

1.五四与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观念论的进入

1.1.当代世界史大约可以说是从上个世纪初期开始,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一九一七年第一个共产党极权主义政权的成立可说就完全显示了其后一百年历史发展的特点。德国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学者布拉赫称二十世纪是极权主义的世纪,应该说是名副其实。与此同时,如果说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及一九年的五四是中国当代史的开始,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代中国史的发展几乎完全平行于世界史,甚至可以说是同步的,它根本就是与二十世纪整个世界史血脉相连的一部分。
笔者在文章中多次谈到,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问题是世界问题的一部分,绝非孤立的中国问题,也不再是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而是西化中,全球化中遇到的新问题。对于意识形态问

“意识形态”与“后基督教社会”问题(中)

——二谈意识形态问题


三.意识形态与近代世界问题

1.意识形态与最近二百年欧洲社会的历史政治问题

关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理解肯定和很多概念一样,对它的理解和解释是多样的。但是尽管各种各样的思想倾向的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使用不同,前述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探究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概念产生于十八世纪末期,产生于法国。为此,也就可以肯定地说,意识形态问题产生于西方,产生于近代,产生于宗教退出去,政教分离的地区及时代。所以,无论讨论意识形态的看法有多少,讨论这个概念离不开西方,也离不开基督教文化思想的背景及基础。
如前所述,意识形态,即“观念论”,这个词最容易理解它的途径就是,它实际上是神学理论的框架在神、神学教条退出去后,以观念取而代之,一个与这种神学平起平坐,甚至可以说占据了神学位置的思想系统。所以它其实就是一种世俗化的神学,一种世俗信仰,或者说一种政治化宗教思想系统。
为此,对于近代欧洲及西方来说,尽管在当代以及此前的二百年,在知识界的各个领域都在讲形而上学,讲理论,但是只要某种观念或思想使用的依然是过去的基督教式的“神学”二元论的方法,并且占据神学曾经占据的真理的位置,含有神学、教会教条的特点,那么很多这种思想或者学术争论就染有,或者说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也就是观念论的倾向。这类思想倾向,或者由此形成的系统虽然从十八世纪末期后被称为ideology,意识形态,但其实就是一种“尘世宗教”,“世俗化的神学”。

2015年8月23日 星期日

“意识形态”与“后基督教社会”问题(上)

——二谈意识形态问题

文章概要:
三十年前,二十世纪被学者称为是“意识形态的世纪”,一九八九年后则被更广泛地认为是“极权主义的世纪”。这实际上显示,意识形态问题不仅是二十世纪的重要问题,而且与极权主义问题密切相连。本文从文化前提、近代政教分离的历史背景探究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及其意义,在这个分析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提出:
1Ideology—“意识形态”问题是西方文化独有的问题,是在政教分离后产生的,企图代替基督教神学位置的世俗观念。它导致近代乃至当代社会的很多现象。
2.意识形态问题的产生及发展变化让我们看到,近代社会的人权、自由这一普世价值的诞生,首先面临的是一个老的基督教社会框架,最近二百年世界上很多问题和矛盾,乃至冲突的发生都是“老瓶装新酒”的结果。因此称当代社会为“后现代社会”是不准确的,它其实只是“后基督教社会”。最近二百年在欧洲世俗社会发生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够在中世纪前的欧洲的宗教社会历史中找到它的镜像。当代社会不过是走向真正以人权和自由为普世价值的社会的一个起点。

2015年8月13日 星期四

谈《红色娘子军》到芬兰

Pia,你好!

看到赫尔辛基文化节的海报及你的批评文章获知,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品,五十年前创作的红色娘子军要在赫尔辛基文化节上演,这真的让我大吃一惊。
文化节的海报说:“不要谈政治,这是艺术,让艺术说话”,这个说法根本就是在自己欺骗自己。因为这出戏在六十年代创作时的宗旨就是芭蕾舞为政治服务,艺术为政治服务。共产党政府毫不掩饰地说,这出戏就是宣传共产党的思想和历史,为共产党服务。所以事实上,让艺术说话,这出戏说出来的话全都是政治。
首先这出戏的剧情宣扬的是阶级斗争,“代表进步的共产党”消灭代表落后的地主阶级、反动派。这个宣传在现在来说,“消灭有产阶级的群体”就是宣扬反人类罪。招贴画上拿枪的那位女子宣扬的就是用暴力和肉体消灭的方式对待有财产、有地产的人。
而这个“红色娘子军”,不要忘记是在一个有合法政府的地区非法组织的武装军队。所以这出戏根本就是一出非常荒谬的戏。
其次,这个剧诞生的时代及过程都和“迫害”联系在一起。它是作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样板在当时创作出来的。中国政府用这个戏排斥所有曾经有过的,没有宣传歌颂共产党的芭蕾舞。这绝不是随便说说,绝对真实地禁止了所有其它的戏的演出,甚至让我们这代人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2015年8月8日 星期六

“意识形态”与“后基督教社会”问题 ——二谈意识形态问题

这是刚刚杀青的一篇大约四万字的文章概要,如何发表我还在考虑,现在先把概要发表出来,以让关心我的思想动态的网友了解我的工作情况。

文章概要:
三十年前,二十世纪被学者称为是“意识形态的世纪”,一九八九年后则被更广泛地认为是“极权主义的世纪”。这实际上显示,意识形态问题不仅是二十世纪的重要问题,而且与极权主义问题密切相连。本文从文化前提、近代政教分离的历史背景探究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及其意义,在这个分析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提出:
1Ideology—“意识形态”问题是西方文化独有的问题,是在政教分离后产生的,企图代替基督教神学位置的世俗观念。它导致近代乃至当代社会的很多现象。
2.意识形态问题的产生及发展变化让我们看到,近代社会的人权、自由这一普世价值的诞生,首先面临的是一个老的基督教社会框架,最近二百年世界上很多问题和矛盾,乃至冲突的发生都是“老瓶装新酒”的结果。因此称当代社会为“后现代社会”是不准确的,它其实只是“后基督教社会”。最近二百年在欧洲世俗社会发生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够在中世纪前的欧洲的宗教社会历史中找到它的镜像。当代社会不过是走向真正以人权和自由为普世价值的社会的一个起点。
3.当代中国是在世界历史潮流影响下、由西方引入的世俗基督教化社会。共产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不过是一种是世俗化的政教合一。一党专制既是一种制度形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专断的观念。当代中国产生的社会问题是比中世纪欧洲社会还要恶质的世俗教团社会的堕落。

2015年7月25日 星期六

画家孟煌:当你下笔的时候必须有足够的真诚

在德国法兰克福民间举办的为达赖喇嘛祝寿的大会上,著名画家孟煌献给达赖喇嘛一部由五幅作品组成的题为《对不起》绘画,并谈了一个画家最重要的是什么,达赖喇嘛和西藏给了他什么。以下是天溢发自德国的采访报道。
在当今世界各种权力的利剑和绞索编织成的天罗地网中,在充满物质主义的中国社会中,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了自己苦苦追求的画家孟煌和他的画,在平庸、媚俗、媚权勾结堆积的艺术沼泽泥潭中独树一帜。他扎扎实实地依附在有着深厚历史的古典笔法的基础上,以冷峻的黑色,从画布上向尘世、向未来投射出人和艺术家,对人生、对自然的深厚的感情和爱。

2015年7月9日 星期四

德国笔会秘书长韦斯纳(H. Wiesner)先生谈柏林诗歌节产生的争议

六月二十五号柏林诗歌节邀请了两位来自大陆的诗人及流亡德国的著名作家、诗人廖亦武举行了一场对谈。对谈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德国笔会秘书长特别为此给主办者写了一封质疑信。以下是记者天溢发自德国的采访报道。

柏林诗歌节,是在德国享有重要影响的文学活动,今年是第十六届。六月二十五号诗歌节举行的一场有关中国当代诗歌及诗人的对谈和朗诵会。座谈会邀请了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诗人,及流亡德国的著名作家廖亦武先生。由于这场对谈讨论会主持人的主持方法,对谈内容,诗人的态度,使得这场对谈会及其后的朗诵会,从当晚开始,一连多日在德语和中文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记者获悉,出席讨论会的德国笔会前秘书长韦斯纳(Herbert Wiesner)先生还为此特别给是诗歌节的主持人,沃尔法特先生写去了一封措辞激烈的批评信。这个反应在德国文学界可以说是相当不同寻常。为此,记者七月八号中午采访了韦斯纳先生。

柏林诗歌节廖亦武痛斥大陆御用诗人

六月二十五号柏林诗歌节廖亦武等四位来自三地的诗人的对谈和朗诵会在网上引起热烈的反响和讨论。旅居柏林的著名画家孟煌作为观众出席了这次活动,关于这两个活动,以下是记者天溢发自德国的对孟煌先生采访报道。

今年柏林诗歌节,六月二十五号下午五点半,德国主办方邀请了流亡柏林的诗人,法兰克福书展和平奖获得者廖亦武,以及另外三位来自大陆和美国诗人举行了题为“诗歌与政治,故乡与异乡,当代与传统,监狱与学术——两者之间的对话”讨论座谈会,探讨中国当代诗歌的活力与死劫,七点半举行了朗诵会。
记者获悉,几天来,这次讨论在中外文学界、文学爱好者,以及关心中国问题的人中引起了持续的、热烈的反响和讨论。为此,记者采访了旅居柏林的著名画家孟煌先生。

2015年7月4日 星期六

杂谈北京老三届中学生七零年前后的“反叛”

号称乾隆三大家的赵翼论诗:
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我们这一代人虽然生长于黑暗年代,一个遭受重灾的园林中,也依然会留下我们的生命在挣扎中的光华。
缺乏感觉的人永远是随波逐流,营营苟利之徒偷窥关注因循的是社会既定的阶梯,而任何一代人中有才华的人则都是骚动不安,痛苦彷徨。我以为,我这一代人——文革前入学的北京老三届中学生中有才华的人,由于时代,这种反应表现得更为强烈。而它的特点就是两个字:“反叛”。
我们在二十岁到三十岁,在最重要的走向人生及人文领域阶段与“反叛”紧密相连。那时候的我们,一方面恰好是处于生理上的反叛期,另外一方面则是文化大革命被欺骗后的反叛,思想精神上的反叛觉醒。
这一切大约开始于六八年夏天后,六九年的插队高潮把这一个反叛推向不同方向,不同深度。生理上的反叛这里我不多说,只简单说说那时在精神上的反叛。在我们那拨人里,北京老三届中学生的一小部分活跃者,从六八到七一年影响我们感情上的反叛的有几方面:一方面是受《在路上》、《麦田守望者》等颓废派的现代读物影响,另外一方面是受雷马克、海明威的反叛对抗性的作品影响,再有一方面是受古典的雨果、托尔斯泰、司汤达等的传统思想感情的影响。可以说所有的这些影响都是反叛性的,让我们对共产党社会那些因循者极为蔑视。坦率说我后来对北岛的看法一直有前期的看法,因为他是因循的,无论思想还是语言都没有走出以往的窠臼。也正因为此,我对他那些充满革命豪言性的诗歌,如卑鄙、高尚、渺小、高大……等,没有看出好在哪里。
那段时期在思想上反叛则受吉拉斯、托洛斯基,甚至普列汉诺夫等的影响更大。因为那时候

2015年3月31日 星期二

共产党专制究竟毁灭了我们什么?

——就三个文化问题致友人的信

XX,你好!

收到你发来的赞扬张火丁的文字。关于张火丁,我想说的是:我对当代中国大陆京剧的否定性的看法,最直接的起因就是对张火丁,后来才深入到对张学津这些人。当然我对当代共产党社会的“京剧”的看法首先是从对样板戏开始的,但是对样板戏的看法,单只从政治和社会层面人们就能看到它们的荒谬性和毁灭性,而真正对京剧的毁灭其实是从四九年,乃至可以说五四后,左派导入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现实主义就开始了。这种毁灭是根本性的,齐如山先生早就感到,并且有所论述。这种毁灭到了彻底意识形态化的四九年后,尤其是到了文革不过是到达登峰造极,非常赤裸裸而已。
我在再次有机会系统地欣赏京剧后,从对样板戏的看法很快感到了的这些根本的变质。而这

2015年1月29日 星期四

“文革之后无京剧”续谈 ——李和曾与京剧欣赏


有台湾网友在《新纪元》上看了我的“文革之后无京剧”一文,对我对李和曾的评价提出不同看法。他说,“虽然我个人喜欢高庆奎胜过李和曾非常多,但李和曾在许多高派系的传承上有重大的贡献,现在留下来的三斩一碰还有逍遥津都是相当经典的演出,仅用他的这张二六就否定他艺术的全部是否有失公平?”而对于谭富英他说,“我实在怀疑他的艺术高度是否与其他几位四大在同一个水平。他早年成名后因为谭小培的原因没能好好向余叔岩问艺,导致大部分的演出都是在卖嗓子。中年嗓音下滑后可取之处更少。更可怕的是他的儿孙只学会谭派的糟粕,好东西都没有了。 我认为谭富英无论在嗓音,用气,做表,继承,教学,各方面其实都没有比李和曾好。 只是刚好这张唱片中李和曾的特点没有被表现而已。”
对此,我首先感谢这位朋友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及留言,其次则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谈谈对于这些问题的感受。而这些看法也可以说不只是对李和曾及京剧,而是对艺术,对人生,对人的精神和追求的看法,当然更离不开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


艺术之审美是很主观的事情,大约和饮食一样,有朋友说,西方人和中国儿童喜爱麦当劳,无法享用中餐之淡雅之美,如米粥、绿茶,乃至海鲜之丰富,西语甚至根本没有“鲜”这个字,全在于味蕾的发展状况。是否如此?只能说大约有两个经验事实,那就是中国孩子大都是在成年后才真正体会到中餐之美的;而大多数西人,

2015年1月28日 星期三

谈学术领域中的党文化及“新话” ——陈寅恪、冯友兰及当代中国知识界问题

笔者按:(2015-01-26

这两封与友人探讨当代中国知识界以及陈寅恪、冯友兰问题的信,或者更明确地说,探讨党文化中对于理性等概念的扭曲和再造,探讨为什么它们是一种新话的书信,写于二〇一〇年。之一发表在《新纪元》杂志第243期(2011.09.29),而之二则一直没有发表。人生匆匆,现在不觉四年半过去,中文知识界对于这些概念及问题依然没有讨论,更遑论推进对它们的探究了。但是,这些思想问题在我看来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如果不弄清楚,那么就再讨论其它问题就是不过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甚至可以说以讹传讹。
我之所以认为这些思想问题,也就是这些基本的概念问题是根本问题,是因为它们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的“逐渐”意识形态化,四九年后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它随之又导致最近半个世纪中国文化知识界的彻底“党文化化”。这一切可以说完全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曾经指出的党文化、新话的活现实。
为此在这种意义上,这两封看来讨论具体概念和问题的信其实针对、分析的是这十年来越来越被人们关注的党文化。这个党文化不仅是政治统帅一切,一切为政治服务而导致一种以论带史的“假大空”——在思想方法上彻底地使得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癌变,而且还推出了一整套的奥威尔所说的“新话”、新的语言方式。这种新话、新的语言概念和语言方式首先使人们忘记了那些原来概念的含义,尤其是那些翻译过来的思想及概念的原文意义是什么。为此,就如我们这一代,就是在共产党社会中再看到那些概念,再使用这些概念也根本不再是原来的意义了。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笔者过去曾经讨论过的、现在中文世界普遍使用的“自由主义”、“科学”以及“启蒙”了。在本文中讨论的对于“理性”的理解和解释的遭遇也是如此。

2015年1月12日 星期一

“极权主义”与“世俗化、政治化宗教”问题的一点解释

极权主义与政治化宗教问题在极权主义研究中几乎占半壁江山。我对此做过一些介绍,这里我要说的是,我并没有说过极权主义概念来自一神教,而是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世俗化宗教,政治化宗教,替代宗教,这些都是研究极权主义西方专家的提法。在这里对于“宗教”,我所做的强调是,religion这个概念都是指西方思想文化中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而非佛教,更不是道教,儒家。为此,没有人会说极权主义是一种世俗化佛教,政治化佛教,替代佛教。自然更不会有世俗化道教,或世俗化儒家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