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問題在歐洲思想史中的演變—希臘民主、羅馬化民主和現代民主（上）

——對於五四質疑一文的補充說明

本文綱要：

本文從筆者自己的思想經歷及對極權主義的研究中描述解釋了“民主”概念在歐洲文化思想史上的變化：

1.來自古希臘的民主是一種在循環論思想基礎上的方法。

2.來自十八世紀下半葉對抗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帶來的政教分離的羅馬化運動的“羅馬化民主”，即“意識形態性的民主”，把民主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宗教性口號，從而成為一些人及群體絕對的“宗教性”的“權力要求”工具。

3.針對羅馬化運動在二十世紀帶來的災難的教訓，當代啟蒙思想的繼承人，自由主義者，如德國的布拉赫教授明確地提出民主是一種普世價值，一種任何權力、任何藉口都不能夠觸動的個人的普世價值。

本文共分四部分：

一．我對五四問題的思索；

二．現實困惑及思想悖謬：

1．最初的困惑：民主與專斷；

2．方法、基本權利還是佈道口號、政治工具

三．對民主問題演變的思想及學術探究：

1．意識形態的產生與民主問題的變質；

2．從希臘民主到羅馬化民主：

A．塔爾蒙對極權性民主的研究；B．Romantik，羅馬化運動和民主上帝；C．世俗宗教化的民主

3．當代啟蒙思想對於羅馬化的反彈：從羅馬化的民主到作為普世價值的民主

A．在民主問題上羅馬化與希臘化的啟蒙思想的對抗；B．布拉赫教授對於魏瑪共和國民主制的失敗的考察；C．民主價值是一切真正現代性的制度賴以存在的基石：

4．關於直接民主制的探討性看法

四．民主問題變遷的歷史性啟示

一．我對五四問題的思索

關於五四及其百週年紀念文字，由於我在事先已經料到，將會和二〇一六年的文革五十週年一樣，一定又是舊調重彈，不會有從根本上重新進行思索，或者說不會有真的從西學對於這一百年來的歷史及思想研究的基礎，把它作為近代化、西化，或者說歐洲文化擴張的一部分，與西學同樣脈動的結果來研究，因此，過了五月四號，塵埃落定，六月份我寫作了“浮花浪蕊鎮長有，才開還落瘴霧中”一文。從西方對於這一百年來的歷史描述方法——認識論上的改變，觀點的變化，提出了哪些新問題出發，大致描述了五四百年紀念的問題。這篇文章共三萬餘字，分（上）（下）發表在《北京之春》網站上。

我不是一位專門研究五四問題的學者，我關心的重點是當代思想及其涉及的文化政治及歷史問題，更具體地說是當代極權主義問題。由於極權主義問題涉及的是二十世紀的核心問題，因此它當然也就和五四問題息息相關。所以，我的關於五四問題的思想則都是在圍繞這一研究產生的。

我關於五四問題的反省及思索，以及我自認為的，在提出問題上我所作出的變化，及我的思考的推進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

1．意識形態問題；

2．近代歐洲所謂浪漫主義運動問題，即我現在辨析指明為“羅馬化運動”問題；

3．如何評價胡適及其繼承者，如余英時先生們對文化問題的看法及工作。也就是對於文化問題理解。

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到，我過去十幾年的的工作，在這三個問題上不僅和大陸的學者，而且幾乎和所有二十世紀後半葉留學西方的中國學者們不同。而這個不同就是我在“浮花浪蕊鎮長有，才開還落瘴霧中”一文中強調的：理解總結五四，首先要了解並且正確地把握當代西方學界對於五四所涉及的問題及思想的研究現狀。這對於中國學者來說不是一個容易的問題。筆者在了解、學習及探究中，經常有力不從心的感覺。而當代中國知識界及社會文化，乃至政治及歷史進程出現的問題也正是在於此。

上述三個問題，關於意識形態問題，我從九十年代初期開始提出這個問題以來，不僅在不同的文章中，而且有幾篇專門文字討論；關於所謂浪漫主義問題，即Romantik運動問題，我在一三年關於意識形態問題文章中開始提出，去年，一九年底作出專文辨析。而第三個問題，關於如何評價胡適及繼承者余英時先生的看法及工作，目前我只是從認識論問題上有所觸及，即對胡適和余英時先生對於西學的理解，對於余英時先生對於托馬斯•庫恩的理解及詮釋，以及他們對於不同文化的存在及其關係的理解提出質疑，目前我尚沒有對此做進一步的展開。

事實上，我關於五四百年所撰寫的紀念文章，“浮花浪蕊鎮長有，才開還落瘴霧中”，也是圍繞上述三方面進行的。除此之外，在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把歷史上對於民主問題的三種不同理解，明確地以文字的形式提了出來。這個問題同樣是在中文界還沒有引起注意並且提出過的問題。

我很高興，文章發表後，這問題立即受到一些年輕朋友的關注。其中一位學友來信問筆者：

“關於民主是一種方法，就我在學校所學，這在學術界應是共識，但是在政治實踐中，確實存在將民主作爲一種意識形態進行鼓吹的現象。（另外，學校的老師在介紹古希臘的共和制、民主制和僭主制時，雖然認爲民主是一種方法，但在感情上或潛意識裏，還是傾向於認爲民主是更爲優越的，當然也有對民主的暴政的批判。）您提到國外學術界，有將民主應作爲一種價值推進的趨勢，在國内少有耳聞。在該種情況下，民主是否失去了其作爲選舉方法的屬性和功能？如作爲價值，這時的民主，其含義或定義，是否是“以人爲本”“以人的尊嚴為根本”等（以此限制政府權力或避免暴政），那麽它與人權是否有重叠或混淆？”

如上所述，由於這些問題在中文界沒有進行過介紹和討論，因此，筆者也認為有進一步的展開、辨析的必要。本文將補充說明對於民主問題的理解。

二．現實困惑及思想悖謬

關於民主問題，我在我的“五四”一文中明確地把對民主的運用及理解描述為：古希臘“作為方法的民主”；在政教分離後的世俗化社會中，即二百年前開始的“作為意識形態的民主”；以及針對魏瑪共和國的崩潰等當代民主社會遭遇到問題，最近幾十年提出的“作為價值的民主”。對民主的這三種不同看法，反映在歐洲歷史中，即是題目我所稱謂的，“希臘民主、羅馬化民主和現代民主”。

關於作為方法、意識形態還是作為價值的民主問題，我自己的認識也是經過了很長的時間，並且有過根本性的修正。明確地把這三點不同強調出來，是我在最近五、六年，在中文世界開始不斷地越來越清楚地提出來的。對此，首先來談在現實中，圍繞這個問題我所遭遇到的困惑及我的思考經歷。我想這個經歷和彷徨很多人都會有。

1．最初的困惑：民主與專斷

由於研究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1902-1994），我以前是直接接受了波普的看法，民主是一種方法。如人們所知道的，民主在希臘也的確只是多種方法中的一種，不意味著它比僭主制、共和制等更好。希臘人的思想及社會，乃至個人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開放的。

最初讓我產生疑惑的是我以前的導師許良英先生。他真的可謂一個矛盾體。他的思想及人生經歷是一個典型的共產黨人所有的經歷。他曾經把爭取“民主”作為旗幟，反對國民黨，參加了共產黨地下黨，一直到他被同輩的共產黨人打成右派前，他如魚得水地運用共產黨內的運轉方式——所謂“民主集中制”，打擊他所認為的非共產黨傾向的人及因素，如因為高崗問題被放置到中國科學院的副秘書長、黨組副書記武衡。（見范岱年，《行走在革命、科學與哲學的邊緣》，湖南教育出版社，2017）他一生從來沒有對以一個更為專制的共產黨反對國民黨是否正確，提出過疑問。

事實上，他的這種思想方式、生活方式竟然從來也沒有改變過。因為直到他被錯置成“右派”、乃至被甄別及重新回到黨內後，也就是在所謂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他也沒有對過去的思想方法，進行認識論上的反省，依然和一九四九年前一樣，再次“以民主的代表”自居，不僅要啟蒙民眾、甚至要啟蒙共產黨政治局。

熟悉他的人，或者和他有過接觸的人都會體會到：這些早年投身共產黨、以民主為口號置身操縱各種運動的人，在行為方式、思想方式上沒有任何民主的基本特性。被整肅竟然依然沒有讓他們思想有任何震動。情何以堪！又為何竟然如此？我當然對此感到很深的困惑。

對於這個悖謬，一九七五年在我們在北京商務印書館內他的臨時宿舍的第一次見面時，就在關於認識論、方法論問題發生激烈的對抗。我認為，走向專制，認同專制的人有其思想方法的基礎。但是這不僅遭到他的拒絕，而且可以說是痛恨。其後我們爭論了將近三十年。他一直堅持，政治就是政治，哲學就是哲學，之間沒有聯繫，他堅持的唯物主義絕對正確。共產黨領導人只是在政治上錯了，沒有實行他所說的民主。

為此，在如何看待民主問題上，我們同樣也產生了對抗。與他的這個對抗以及所帶來的思想困惑讓我再次想到：這不是個人問題，而同樣有著更深刻、廣泛的根源。如何認識這一問題，實際上更深刻地涉及到如何破除歷來的共產黨人口口聲聲地用民主作為口號，欺騙民眾、攫取並且壟斷權力問題。為此，這問題和“認識論”問題一樣讓我思索了很多年。

2．方法、基本權利還是佈道口號、政治工具

共產黨嘴裡的民主讓我懷疑，許良英先生談的民主讓我困惑，我一直相信，他們談的民主和希臘民主一定有區別，但是這區別究竟在什麼地方，我卻說不出來。這問題在八九六四後逐漸顯現出來。

八九六四後，學生運動及我對這個運動的直感讓我開始認識到，現代民主和希臘民主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個人人權問題，現代民主以個人人權為基礎，希臘並沒有明確地以人權為基礎。所以在民主和人權問題上，要首先強調人權才是。有了這個對於個人人權的強調，這個價值問題作基礎，共產黨就不能夠只是把民主作為口號來利用。那個時候在大陸，人權二字也是比民主更為刺目的字眼。但是，在我和許良英先生的通信中，立即遭到他的痛斥。他認為，這個提法是從五四提出的科學和民主的一種倒退，首先應該強調的是民主。他並且認為，民主是“價值”。對此我感到非常困惑。波普說是方法，他說是價值。我當然更相信波普，因為我從來認為，就對民主及科學哲學、政治哲學的理解及把握，許良英先生根本不能夠和波普同日而語。但是究竟為什麼，一個終生遵循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思想，前半生在政治上幾乎可說是和共產黨的事業融為一體的人，認為“民主”是“價值”，而一個一生致力於民主自由問題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卻認為民主只是“方法”。難道許良英先生比波普更推崇“民主”？這我絕對不相信。如何解釋這個矛盾，如何理解許良英先生所說的民主是“價值”的“價值”二字？

民主在共產黨那裡顯然不是價值，因為如他們自己公開所宣稱的，他們可以為了民主而暫時或者說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採取專制，更因為他們為了所謂民主可以永遠地剝奪所謂階級敵人的民主。顯然在許良英先生的前半生中，民主不是“價值”，而是一種剝奪別人民主權利的“政治手段”，“政治口號”。而在八十年代後，他的習慣性的說法是，在中國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民主。顯然，如果民主作為價值，那麼就如人權一樣，作為價值的民主是不需要“理解”或“懂得”的。它是每個人天生就應該有的選擇執政者的“權利”。

許良英先生經常說，中國民眾需要“民主”的啟蒙，他甚至在七十年代末期竟然一度要給共產黨政治局進行民主和科學的啟蒙。顯然，這就進一步說明，民主在他那裡不是價值，而是一種需要佈道、論證，要人們服從及遵守的“思想”。價值是人生而就有的權利及人及社會存在的基礎，是要保障的。無論種族、觀點、性別是什麼，凡是生活在這個地方的人都擁有民主選擇的權利，這才是作為“價值”的民主。而這一點，實際上，在時下，不僅在共產黨社會沒有做到，在西方也沒有完全做到，因為儘管西方最近半個世紀已經逐步解決了性別和膚色的民主權利問題，但是還是有國籍、居住期限等等的限制。然而雖然如此，我們必須要說的是，這個源於古希臘的選擇方法，伴隨啟蒙運動的發展，人權觀念的擴展，已經如人權一樣在逐漸成為人的存在的基本價值。

這個思索伴隨我對於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問題、世俗宗教問題的思想及歷史研究，讓我在七、八年前開始越來越明確地看到，有幾個說法，可以清楚地說明許良英先生所說的民主不是價值，而是一種宣示自己佔有真理的觀念教條，一種讓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的口號——一種意識形態。因為他說，民主“思想”、“不懂”民主、需要民主“啟蒙”。這讓我們首先看到，民主對他來說使用需要教育和貫徹的“思想觀念”、其次是一種需要宣傳貫徹的政治口號、政治工具。而這和共產黨眼裡的民主依然一樣——不是價值！

2020.1.20 德國•埃森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