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五四質疑一文的補充說明
三．對民主問題演變的思想及學術探究
為什麼這問題在學術上困惑了我幾乎十幾年？
究竟我是如何在對於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問題、世俗宗教問題的思想及歷史研究中，逐漸認識到作為方法還是意識形態，還是價值問題的民主的具體的不同之處的？
到二〇一二年我寫“为什么唯物主义对社会和个人是毁灭性的”一文時，我還只是遵循波普的提法。由於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在專心研究的極權主義問題中進入了了世俗宗教問題，為此，我開始在另外一個層面——文化思想和歷史層面，重新思考九十年代初期我曾經思索過的“意識形態”，ideology問題，而這就同時為我對於民主的理解帶來了新的思路。
三方面的問題研究導致我最後準確地認識到許良英先生——這批二十世紀上半葉出生的、終生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化的知識分子、共產黨人，他們所談的“民主”是一種“意識形態”，既不是希臘式的民主更不是現代民主，而是羅馬化的民主：
第一，是對於意識形態問題的理解及研究；
第二，關於近代政教分離后的關於民主與極權的歷史研究，以及關於法國大革命中出現的Totalitarian democracy，譯成中文的所謂民主集中制，極權性民主的研究。
第三，就是對於“浪漫主義”，即我現在說的Romantik，羅馬化的重新理解及翻譯的辨析研究。
這三方面當然又是相輔相成、互相關聯的。
1．意識形態的產生與民主問題的變質
我對於意識形態的理解及研究始於九〇年。意識形態問題、極權主義問題、黨文化問題，以及哈威爾的思想及其政治行為的介紹、東歐持不同政見者和中國的改革派知識分子的不同問題，都是我在那一時期引入到中文界的。所有這些內容，其實都是圍繞著黨文化問題而展開的。我從七〇年反叛出共產黨社會開始，就把顛覆四九年後的知識界作為自己的任務，而如何才要清楚、具體地說清這些問題，一直苦惱著我。正是這個問題讓我在九〇年找到意識形態和極權主義問題這兩個打開這扇門的鑰匙。
最初的對於意識形態，ideology的研究，我是從認識論、方法論問題，以及如何定義及認識它的內容來釐清及使用這個術語的。它讓我認識到，“意識形態化”和“徹底意識形態化”是極權主義社會文化思想的一個根本性的特點。但是這個產生在十八世紀末期的ideology，它究竟在人們的社會和政治生活中，文化生活中起的是什麼作用，為何在那個時候才產生，為何在古希臘沒有？這些問題的解決卻是在我進入到政治化宗教、替代宗教、世俗宗教問題研究的幾年後，二〇一三年開始越來越清楚的。
極權主義研究中的世俗宗教問題研究，突然讓我看到，Ideology，意識形態是政教分離后塵世的思想進入宗教社會替代神學教條的一種世俗思想體系。這一理解，簡直就如《天方夜譚》“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故事中的咒語“芝麻芝麻開”，一下子讓我所有對於近代思想和政治問題產生的困惑雲開霧散，每個問題非常有序地、清楚地展現在你面前。
意識形態，即ideology，從它的在歷史出現的時間及當時的形勢上看，它是政教分離後、一種替代“宗教思想”位置的“世俗思想系統”。從認識論、方法論上看，也可以說從古希臘的philosophy的意義上看，它是把“經院神學教條”的思想方法運用於世俗思想上而產生的“世俗神學教條”。
為此，它就進一步讓人們可以看到，十八世紀末期后、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即政教分離后所謂現代社會產生的很多思想及看法，尤其是那些厭惡及背離啟蒙思想傳統的，都廉價地帶有這種替代宗教性的意識形態的特質。
我對於把民主作為一種騙取政權的口號的關注，雖然起於很早的時候，即對於共產黨所說的民主的看法。但是到那時，我還是只是認為共產黨說的是“假”民主，而這樣一種看法，其實並沒有涉及到問題的根本，因為你說他是假民主，他同樣可以說你是假民主。共產黨一路利用的就是這樣的論證方式——共產黨推翻、消滅國民黨用的是他們代表民主；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用的是大民主；七六年後共產黨的改革依然用的是要推行民主；但是共產黨卻是貨真價實地和民主是絕緣的。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從來沒有一個共產黨真正地接受民主，到現在為止可以說共產黨絕對不可能接受民主，這句話沒有錯。因為接受民主意味著有下台的可能，這也就是說必須放棄一黨專制，而這對共產黨來說是不可能的。所以前波蘭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米希內克說的對，不極權了，就不再是共產黨了。這也就是說，凡是接受民主了的，就意味著他不再是共產黨了。所以除非他是要消滅共產黨，否則任何共產黨人都不會接受民主。
共產黨的這種對待民主的態度，和民主問題的關係，究竟是首創的，還是繼承性的、有其歷史來源的？如果有，它又是何時、何地如何產生的，以及為什麼能夠產生？它又和民主社會民眾要求的民主，和作為方法的民主的區別在什麼地方？
這一系列的問題讓我關注到塔爾蒙（Jacob Leib Talmon）關於極權主義，特別是關於極權性民主的研究。
2．從希臘民主到羅馬化民主
A．塔爾蒙對極權性民主的研究
“民主”問題本來不是我要研究的題目，但是我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導引，並且可說是迫使我關注有關民主問題的理解及研究。
最早的極權主義研究專家、以色列的歷史學者塔爾蒙認為，從歷史研究中人們可以看到，極權主義起源於二百年前，十八世紀末期，在政教分離后所產生的政治爭鬥中出現在某一派在試圖攫取及鞏固權力中的對於“極度集中的民主”要求。這個由兩個矛盾性的西文單詞組成的詞組“Totalitarian Democracy”翻譯成中文或者是“極權性民主”、或者是“極權主義民主”、亦或就是大陸人所熟悉的、共產黨常用的“民主集中制”。這也就是說，個人人權和民主最後都要集中化、極權化。
塔爾蒙非常清楚地描述了十八世紀末期后歐洲出現的這種運用民主要求極權的思想基礎，這類政治派別及精英，在宗教退出的時候，在歐洲社會精神及社會狀態都產生了混亂無序的時候，他們不失時機地以世俗社會的“救世主”的面目出現，以其思想取代過去基督教教義，以其政治作用取代過去的上帝。
“救世主”、“救世”是這種民主集中制、極權主義統治下的民主存在的思想基礎。所以在十八世紀末期後，在十九世紀迅速地在歐洲產生了各種不同形式，不同性質的推崇這種“極權主義的民主”的救世傾向。其最典型的是左派的社會主義的救世和右派的國家主義、種族主義的救世；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等各類世俗的救世和新托馬斯主義及各類新的宗教信仰的宗教性的救世。
由於政教分離的真空，這種傾向在二十世紀繼續迅速擴展，甚至於超越國界及洲界，釀成比法國大革命還要廣泛的國際性的動蕩和災難。這就是一百年來兩次世界大戰、兩個極權主義，乃至本世紀初期發生的蔓延的恐怖主義、宗教的世俗對抗，難民潮的原因。
塔爾蒙的研究讓我們看到，救世思想及政治勢力的產生與發展是和啟蒙所產生的自由主義及其民主制的傾向是直接地對立的。塔爾蒙的研究同時告訴我們，這個極權主義下的民主是十八世紀後在歐洲發生的所謂“浪漫主義”（Romantik）運動，即“羅馬化運動”的直接產物。正是它直接在二十世紀初期導致極權主義成為人間現實。
B．Romantik，羅馬化運動和民主上帝
由於中文把Romantik翻譯成浪漫主義，這使得我有很長時間幾乎沒有注意到，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和浪漫主義運動的直接並且是切不斷地聯繫，即沒想到極權主義可以說直接產生於德國的Romantik運動。但是塔爾蒙的研究，誕生當代極權主義的“民主集中制”，即“極權主義的民主”讓我不僅關注“民主”這個概念在社會運動中的意義及作用的改變，而且也注意到Romantik運動和極權主義的母子關係，從而也關注到這個西語單詞，Romantik的中文譯法，“浪漫主義”和它所描述德國文化運動的矛盾。
二〇一五年，我終於在關於意識形態問題的文章中（“意识形态与后基督教社会问题
——二谈意识形态问题”，參見筆者谷歌博客2015年8月文章）第一次公開提出對這個詞的翻譯的質疑。但是公開徹底否定它的譯法，以及重新認識德國的Romantik運動卻是在四年後，二〇一九年五月。這讓我在自身的經歷中再次看到，一個思想的認識，儘管是最簡單的一二三的問題，卻是多麼的艱難。而這個難是難在“偏見”的阻礙——它讓你想不到，和不敢去質疑、去討論。觀察滲透著理論，任何研究、思索首先都應該面對的是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以及作為研究框架的理論問題的思索。
文藝復興及其後的啟蒙運動引起了歐洲社會的變化，其最關鍵性的變化就是政教分離。歐洲在政教分離的過程中，社會處於過渡性的變化中，一方面舊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及基本的產生於基督教宗教的社會結構還都存在在那裡，另一方面教會為代表的宗教勢力及影響卻要從社會的精神層面和政治結構中退出去。為此，這在歐洲社會的深層引起潛在的不安，對未來的不確定感。
在社會生活中，基督教的退出留下了真空，這個真空包括思想及精神，支配統治社會的群體結構。在這樣一種形勢下，歐洲社會發生了一退一進的變化。各種塵世的文化思想雨後春筍般地興起，企圖佔領過去在文化思想領域中的宗教思想的空缺；各種不同的黨團、族群社團雄心勃勃地湧入社會的各個領域，實質性地替代過去嚴格的宗教等級社會中的各類隸屬於宗教的教派團體。
和文藝復興及其後的啟蒙運動不同的是，這兩個潮流不是探索性的、開創性的、懷疑性的，而更多的是要求及佔有性的，他們要享有過去基督教所擁有的各種精神及權力。與此同時，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歐洲社會最深層的基督教文化的原始動力開始被激發出對文藝復興以來的變化最有力的反彈，或者說反動。這就是十八世紀後半葉開始席捲歐洲的Romantik運動——不是浪漫運動而是羅馬化運動。
德國人、歐洲人用Romantik這個單詞來稱二百年前發生的這個運動，即用羅馬這個詞作為詞源來稱呼這一運動當然是有道理的。單只就希特勒稱他所建立的極權主義的納粹政權為第三帝國，就直接證明了它和羅馬的聯繫。第一帝國指的就是神聖羅馬帝國。
關於所謂浪漫主義運動，即筆者所說的羅馬化運動的解析，讀者可以參見我的文章，“羅馬化運動——文藝復興後的基督教世俗化反彈（發表于《北京之春》）”。在此我要強調的是，寫完這篇文字，筆者在精神上感到沮喪，因為過去被中國一些知識人吹得天花亂墜的羅馬化運動中的那些人，如黑格爾、費希特、謝林、納瓦利斯、赫爾德……和文藝復興後，文藝、科學和思想界的那些充滿想象力、創造性的天才人物相比，都是一些毫無創造性、思想貧瘠的人。他們所做的除了把各種曾經在基督教中存在的東西或者是杜撰性地玄學化或者是神話外，剩下的就是翻版成世俗化的內容。對於文藝復興以來的新的內容，他們唯一能做的也只是把它們宗教化。然而，對於這些毫無創造性的內容，他們的要求卻是狂妄的。例如對於新生的“文化”、“民族”、“世俗國家”、“黨團”、乃至“哲學”、“科學”、“民主”、“進步”和進化論等概念，他們提出的都是“宗教性的”、“絕對的要求”，這就是說：他們佔有真理，是真理的代表者，是現在的、在塵世中的各個領域中的“上帝”。
在這個Romantik運動中，羅馬化的潮流中，黑格爾龐大體系的玄學觀念論，謝林的遠古時代、赫爾德的日耳曼學都是這類衝動的作品。所謂歷史精神、歷史精神承載者、末世、盛世、理性、命運，都要麼是過去宗教思想的世俗替代物，要麼不過是對世俗思想提出宗教性的要求。就是在這種羅馬化的傾向中，民主不再是一種中性的選擇執政者的方法，而成為某些試圖佔據權力、高居人上的人佔有真理、表示自己正確的合法性的依據或者法條——一種佔據真理的象征或者說符號，一種意識形態。
作為意識形態的民主，可以說是一種羅馬化的民主，Romantik Demokratie，所以民主居然在歷史上出現所謂荒唐的“極權性民主”，“Totalitäre Demokratie（Totalitarian Democracy）”，即中國人常說的“民主集中制”。有了這個歷史性的根源，羅馬化，你才會理解何以會出現如此荒誕的悖論性的術語。所以這個羅馬化的民主的特點，一言以蔽之，它是宗教性的，或者更準確地說“基督教性的”。
宗教性的民主和極權性民主一樣地悖謬。因為任何一個有正常思維的人都會明白，宗教是讓人相信的、服從的，而絕對不是號召人民主決定，號召人們自由行事。這尤其是對於西方的一神論宗教來說更是絕對如此。所以由此可知那些個論證西方民主自由和基督教關係的人，根本就是癡人說夢！是“弱智”！！
作為方法的民主，作為精神的自由屬於基督教前的希臘，而為中世紀後的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所復活及提倡。
C．世俗宗教化的民主
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讓我溯源到世俗宗教問題，關於世俗宗教的研究讓我對Romantik所具有的根本的世俗化基督教情懷和思想有了本質性的認識，而對於Romantik的認識則讓我徹底看清，產生於Romantik運動的、帶有極端的集中性的“民主”口號及其政治訴求的意識形態性及世俗宗教性。
到德國的時候我曾經把“為什麼二十世紀的兩個極權主義——共產黨和納粹竟然都產生於德國”作為我要研究清楚的問題；而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末期開始，歐洲就對“是否能夠把共產黨和法西斯以及後來的納粹等同并論”進行討論；在柏林墻倒塌後，“是否能把共產黨和納粹等同并論”在歐洲更進一步引起激烈的爭論。當我研究了世俗宗教問題和Romantik——“羅馬化運動”問題，認識到建立在二元論基礎上的歐洲思想史、歷史發展所存在的兩個基本的精神脈動：希臘和羅馬，希臘philosophy和羅馬的religion後，所有上述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它讓我一下子找到了所有上述問題的答案。
兩個極權主義都產生於德國，那是因為它們都是德國羅馬化運動的直接發展的結果。
看起來思想極為不同甚至是對立的，可存在方式極為類似的共產黨和納粹，可以相提並論，是因為他們是羅馬化的孿生兒子。說到底，他們都是政教分離後，二百年前開始出現的世俗宗教運動的產物。
“救世”是羅馬化民主的一個最本質的特性。為此，民主才能夠成為他們各種手段的合法性依據，政治口號，這個特性從法國革命的雅各賓專制開始，到俄國共產黨攫取政權、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國納粹執政——都是如此。
而能夠把一種選擇政府的方法，源於古希臘的“方法”，變成一個群體、一些個人聲稱自己代表了它，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現，把它作為“救世”的口號，這是某種特定文化的產物——基督教文化的產物，西化帶來的結果。
我之所以如是說是因為如果一種文化並不相信末世論，並不信仰世界需要拯救，那麼就不會有救世說，沒有救世說，就不會有把某一個主張和某一批人與真理綁在一起，並且使他們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黨同伐異”能夠變成正面的用語，能夠堂而皇之地在一個社會中宣示，同樣是基督教文化世俗化的特殊產物，是羅馬化運動帶來的結果。
羅馬化民主，即把民主作為意識形態最典型的例子是共產黨，但是它卻不是特殊的，而是在所謂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一種可能的傾向。最能夠說明這一點的例子就是臺灣的民進黨。民進黨毫不掩飾地展示了它典型的特點是：
第一，民進黨以民主的代表自居，要消滅反對黨國民黨；
第二，操縱意識形態，以民眾及國家的代表自居；
第三，是修法，以及利用國家機器限制言論自由，民眾的民主權利，以及其它政治黨團的影響；
第四，無視民眾最直接的民主權利的行使——公投。
這四點究其根本就是操縱國家機器，把國家黨國化、把社會意識形態化。
在時下，在臺灣社會及民進黨身上出現的“羅馬化民主”，讓我們再次看到世俗宗教化的傾向，在很多領域依然侵蝕著現代社會的基礎民主及人權。
那麼對於已經建立了以自由為基礎的民主制，在面對這類傾向的時候如何會失敗並且轉而變成極權主義制度呢？對於這種失敗，文藝復興後復活的希臘思想，即啟蒙思想運動的繼承者——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家又是如何思考及反應的呢？
3．當代啟蒙思想對於羅馬化的反彈：從羅馬化的民主到作為普世價值的民主
A．在民主問題上羅馬化與希臘化的啟蒙思想的對抗
知識論是二元論思想特有的結果，即因為二元的區分才會有主體所具有的“知識”和“客體”問題，才會使得“知識是否為真”成為探究的對象及學科。為此，如果說古希臘文化思想的特征代表著在二元論基礎上的探討性、開放性精神，那麼可以說以其後基督教思想一統天下的羅馬時期的文化思想特征是專斷性、封閉性，因為它用一元論妄斷漠視了二元論帶來的問題及悖論。在這個意義上，可謂是羅馬時代結束了希臘時代的循環論思想，結束了希臘思想中的開放性傾向。對此，在經過了漫長的政教合一、嚴格的、封閉性的等級制制度，以及神學教條的禁錮的中世紀後，歐洲人在曾經有過的、輾轉遺傳下來的古希臘的文獻中重新找到過去的好奇及活力，重開心智，再次走向多元和開放。但是這一復興和開放，從專斷的睡夢中甦醒過來而帶來的社會及文化思想的變化，在歐洲既有的精神和現實的秩序中，尤其是在一些動亂性的變化中，帶來了強烈的對於以往的留戀及嚮往，並且由此產生了反彈，這就是十八世紀中期后發生的羅馬化運動。
羅馬化重新導向社會及人的心智的封閉及一元論的傾向，重新導致對於專斷性的要求。
在羅馬化運動發生一百年後，即到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期，這個專斷性的要求到達了第一個高峰，它不僅在思想領域中氾濫，例如黑格爾思想、馬克思主義思想、各種所謂新宗教、新的意識形態飛速傳播，而且在現實中，封閉性的、變體的政教合一性國家雨後春筍般地興起。這個羅馬化運動發展的結果導致了二十世紀的世界大戰、族群滅絕等人類的巨大災難。為此，它當然在歐洲必定會引起新的對於羅馬化運動帶來的結果的對抗性的反彈。
由於羅馬化運動是對啟蒙運動的反動，所以它直接遭遇到啟蒙運動的繼承者的對抗是必然的。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是對抗羅馬化運動的代表性的思想家。他明確地強調自己是啟蒙思想的繼承人、康德的學生。他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和《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直接批評了歐洲思想中固有的及羅馬化運動以來的專斷論、一元論、封閉性。與此同時，在民主，乃至科學問題上重新返回到希臘精神的基礎，返回到希臘意義上的民主也成為波普的重要題目。他不止一次地強調希臘民主是一種選擇的方法，甚至指出，當時不是選擇優秀而是剔除那些能力太強的人的一種方法。對於當代形形色色的民主制，不同的選舉執政者的方法中，波普不看好德國的多黨制，傾向於美國的兩黨制。他認為，德國的多黨制將導致政府及政治的不穩定，一個得票百分之五的小黨在決定政策時的作用常常舉足輕重，超出了它的選票比例。
由於他深刻地看到西方的制度和社會存在的無法解決的難題，因此在晚年他無可奈何地說，無論怎樣，他還是覺得今天的西方社會還是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其它的社會都要好，人的平均壽命延長了，有了相對的進步和穩定以及解決問題的可能。
B．布拉赫教授對於魏瑪共和國民主制的失敗的考察
關於民主問題的研究，德國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布拉赫教授（Karl Dietrich Bracher，1922—2016）是二次大戰後，開創了德國新一代政治學、歷史學的代表人物。他可說是戰後重新為德國奠立自由主義傳統，新的文化的重要的思想家。由於他研究的問題直接就是民主問題——德國魏瑪共和國，民主制度失敗的經驗教訓，希特勒為何能夠上台並且建立極權主義政權，因此在對於民主問題的認識上，他做出了最為根本性的貢獻。
布拉赫認為，魏瑪共和國，德國民主制的失敗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和塔爾蒙的對於歷史的縱向發展過程的研究不同，生於一次大戰後，親身經歷了二次大戰的布拉赫，對於歷史進行了截面研究，也可以說是斷代史的研究。但是他的研究在方法上運用的是新的政治學和歷史學的方法，一方面提出新的推測性的看法——理論框架，另一方面直接面對事實，用事實來說明。而他的理論框架則是直接對抗了羅馬化以來，已經被說成是德國傳統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權力至上的觀念。
布拉赫認為，直接反映民眾民主權利的民主制必須高於一切，民眾的民主權力高於一切。所以他認為魏瑪共和國的民主首先失敗於從一九二六年開始興起的總統權力的不斷增加，國家利益高於民主制度。為此，他認為，在一些人炒作的危機感中，從二十年代末期開始，民主及其制約權力的功能不斷地被消弱，即議會的約束力及反對黨的影響力不斷地被削弱，最後由於總統權力的無節制地擴大而形成的總統制，徹底地讓民主在德國崩潰。
在民主制不斷地被削弱最後到達真空狀態的過程中，布拉赫認為“司法及其制度的政治化”起了極大的作用。它使得反民主的各種罪行乃至腐敗成為合法。其次，讓反民主在社會的一般生活中成為可能的則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凌駕於社會的一切之上”。例如，在十八世紀末期對抗法國大革命的羅馬化運動中產生的德國“特殊的思想意識”（Sonderbewusstsein），日耳曼族群（völkisch）思想等，這類意識形態直接導致了第三帝國的產生及建立。此外必須提及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一九三三年開始的德国社会生活的同步化（Gleichschaltung）、一體化運動。
在這個研究中，布拉赫駁斥了納粹的產生是因為共產黨的內外威脅；總統權力的擴大、總統制是由於當時形勢要求被迫如此；批評了當時的反對黨社會民主黨沒有竭盡全力來阻止這一切的發生。
C．民主價值是一切真正現代性的制度賴以存在的基石：
由於希特勒是通過民主選舉攫取政權，并繼而運用羅馬化運動的思想及要求埋葬了民主制，因此對布拉赫來說，民主制為何會消弱乃至崩潰，什麼樣的民主制能夠保障民眾的民主並且有修正的機能，就成了他其後對於極權主義研究的重要問題。
希特勒上臺的歷史，共產黨對於民主的意識形態性的神學運用使我們看到：如果民主只是一種“方法”，那麼就不能夠排除所謂民主集中制、黨國制。因為如果民主如在希臘那樣只是一種方法，可以平權地由共和制、僭主制來取代輪換，那麼當然就可能由於某種原因，民主被其它形式的政體，如獨裁（dictator），如一個黨團的專制，以及所謂極權性民主——民主集中制所替換。而人們看到，在當代一旦被這種“極權主義的民主”所替換，它就再也不可能如古希臘那樣，當人們不滿意的時候再循環回來。它之所以不可能再循環迴來，因為這種替代已經不是希臘式的替代，而是“救世主”式的，佔有絕對真理的宗教性的替代——羅馬化的民主。
作為方法的民主面臨的變化告訴我們，在希臘時代結束以後，羅馬時代以及後來的羅馬化思想結束了古希臘思想中最本質的循環變化的思想，而這也是歐洲進入基督教時代後，文化思想產生的最根本性的變化，它不再是二元論基礎上可以變化的探討研究——探測性的文化思想，而再次變成為絕對化的、一元論的。
這種絕對化、一元化的傾向在當代歷史中已經成為主要的，最嚴重的威脅。它不僅使得民主已經無法作為“方法”而存在，而且也威脅著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為此，布拉赫在其後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中，針對這種情況，如果想要作為方法的民主永續存在，如果民主制要想穩定地存在，就必須在最根本的基礎上得到保障，而這種保障就是每個人的基本的民主權利，“直接的”民主權利，是一種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觸動”的“普適價值”。
在經歷了羅馬後的今天，為了保障希臘民主作為方法永遠的存在，布拉赫在對於魏瑪共和國的消亡及崩潰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啟發：對羅馬化的回答就是，民主是一種保障多元選擇，多元平權存在的，不可觸動的價值。
啟蒙運動對於對它反動的的羅馬化運動，在有關民主問題上的的回應就是：
民主在現代不僅是方法，而且更是價值。
以人權為基礎，把民主和人權融為一體造就了現代民主制的價值血液。而這就使得現代民主制產生了抵制任何對於民主的腐蝕及破壞的免疫力。這個免疫力的表現就是，任何時候，民眾的直接民主都是不可觸動的。
4．關於直接民主制的探討性看法
啟蒙思想對於羅馬化民主的對抗看法，讓我進一步看到，現代社會民主的存在形式，議會民主、政黨政治等其實都不是現代社會人權價值、民權價值自己直接導出的存在形式，而是沿用了過去基督教社會的社會存在結構、國家結構、法制結構。基督教社會的社會結構是建立在基督教的信仰及價值基礎上的。在文藝復興後世俗化的歐洲及西化後的國際社會，現在存在及運行的社會結構實際上是一個沒了自己的價值前提的基督教，而以世俗的物質主義為前提的基督教社會結構。因為人們已經嘗到了的惡果：過去百年來世界的災難，兩次大戰，極權主義國家的產生，各類意識形態及族群的殘酷爭鬥，恐怖事件，政治對抗及動亂成大規模的難民流亡，都是由這個世俗物質化前提的基督教結構的社會而生的。這尤其是政黨政治，由於政黨固有的尚黑特質，由於它的存在造成了間接民主，因此為所謂現代化的各國、地區的社會造成了各種問題。所以究竟何種形式的民主更能夠體現人權及民主價值，依然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以筆者的粗線條的看法是，民主社會應該考慮禁止“以政治權力為目的”的黨團存在。社會選舉直接選舉議員和政府首腦。他們分別要直接對選民服務，並且互相監督，即：
選民——（選舉出）議員——（組成）議會：立法并監督政府及法律機構
選民——（選舉出）負責籌組運作政府的領導人——（組織）政府：行政管理社會
選民——（選舉出）大法官：執法
三權分立，並且各自都要直接面對選民，承擔自己的責任。
四．民主問題變遷的歷史性啟示
民主及其概念在歷史中的不同理解及解釋，既反映了文化思想、社會所發生的變化，也反映了不同的人、不同方向上的動力對於一個概念的不同性質的把握和運用。綜上所述，民主這個概念的不同理解可以小結如下：
1．在希臘的作為方法的民主讓我們首先看到的是，這是在循環論思想上的民主，它和其它的各種方法是平權的，即在古希臘的文化思想中，多元平等、開放是其最根本的特征。因此，古希臘文化思想中，社會中，沒有意識形態，ideology問題。
2．文藝復興所復興了古希臘的正是這種開放及探究精神。它造就了啟蒙運動及其思潮，即弄清楚，使人從幼稚的、盲從的心智中清醒過來、成長起來。它使得科學迸發出巨大的創造性、打開了一個新的視界，使得民主重新回到社會，產生了政教分離。
3．這種思想變化的衝擊，社會現實變化的震動在社會的各個層面引起強烈的反彈，為此產生了羅馬化運動。羅馬化運動使得歐洲人重新回到宗教中、神話中，甚至在文藝復興新出現的事物及思想中，找尋過去，以及適應或重新改造成過去他們所熟悉的事物及思想的可能。如把民主教條化、宗教化，把歷史、人的理性教條化、宗教化，把人或者某一群體無限地放大成上帝。在這樣的羅馬化過程中，甚至復興的、開放的古希臘思想方法，如民主和科學都被教條化，稱為為人所用的絕對性的“工具”。科學被作為無所不能之問題出在羅馬化運動，即世俗宗教化運動把“科學”宗教化了，而不是古希臘的科學本身具有絕對的宗教性的要求。所以不是科學病了，是人類的癌症，而是最為個人信仰的宗教被世俗化了，被擴張了！
4．返回五四及其百年紀念問題。本文題目是“民主問題在歐洲思想史中的演變——希臘民主、羅馬化民主和現代民主”，它實際上非常具體地涉及到民主的方法、意識形態和價值問題。
我寫作對於五四百年紀念的質疑，其中心思想是希望，紀念五四應該對“科學和民主”，這兩個西來的概念進行實質性的討論和探究。這些思想及概念在西方都是活的，和社會中各項事務及變化緊密相連，而絕不應該把它當做一帖來自西方的成藥，或者一面印就的旗幟，中國人只需服下，或者只需舉著它就可以。況且科學和民主就是在一百年前，上個世紀初期的西方也有多個配方，不同的成藥，更不要說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了。在這個意義上，我希望更多的華人和西方的一般學者，和西方的啟蒙思想潮流中的學者，一起討論這些我們不得不面對的西化問題、全球化問題——最近二百年來嚴重威脅人類的問題。為此，在討論與紀念五四百年的問題上，已經徹底地沒有了繼承所謂胡適們開啟的“科學與民主”問題，而只有如何理解歐洲思想史、西方文化思想史、社會政治史，如何理解人類多元發展的歷史？以及我們今天究竟處在一個什麼關頭，未來會如何？
如果在這樣一個，如一百年前那樣處在十字路口的時代，還看不到眼前的危機及問題，那不僅十分令人遺憾，而且非常危險。
看不到這一切，那麼五四百年的華人社會，就依然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亦如三十年代中期的德國及歐洲，被利益熏心的黨團，被西方國家引向衝突、對抗和動亂，文化精神的混亂在等待著我們。
2020.1.20 德國·埃森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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