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的历史事实（1996年旧作）

——当代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祭〕

早就想写文化革命红卫兵诞生那一段历史了。

因为第一个红卫兵小组就是在我高中所在的班上诞生的，因为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甚至在初中时如骆小海（干部子弟）就和我同班，卜大华（军人子弟）则同级不同班；还因为我一生中第一次过问政治问题，六六年四月，就成了这个“红卫兵小组”主要反对者之一。而我那时竟然不知，自此就离开了理工科，走上了我今天的道路。

然而，我终究一直没有动笔。其原因除了在大陆绝对得不到发表外，主要还是自己内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历史眼界还不足以驾驭那些资料。我出自一个封闭的极权社会，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知识上，从小就受到那个社会的桎梏和扭曲，变化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知识框架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

三十年前，在大陆听到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觉得不可思议。深入骨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告诉我，历史应该有其客观性，有自己发展的规律，怎么会任人打扮？及长，思想开始了反叛后才在认识论的探究中看到，任何观察都渗透着理论，没有纯粹客观的事物。

对共产党社会和红卫兵的看法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价值和方法的改变，如果不改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历史，不改换一种方法来研究事实，得到的永远是极权社会指鹿为马、人性扭曲的图像。

关于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的看法目前仍然有人或对早期红卫兵，或对造反派十分留恋，作者在本文中回忆与思考了以下问题：

我依然拒绝低头进入那个知识界 ─关于自然辩证法问题争论的继续（1996）

2006年年发表“我依然拒绝低头进入那个知识界”按：

这篇写于十年前一九九六年二月的文章和信件，由于许良英先生的反对，一直压到今天没有发表。现在作为我为自由文化运动大会所写的文章，《自由文化运动和中国知识传统的重建—极权主义及其文化问题批判》的附录发表。因为我认为这篇文章可以说明笔者的一个观点，八十年代，寄生于极权主义社会的知识精英，甚至包括所谓“自由派”，对于任何异于他们—共产党正统统治思想的倾向都是极为敏感的。他们对统治者温文尔雅，对于一个年轻的异议者却凶猛异常。很多时候，他们甚至可以说非常自觉地帮助政府禁锢围剿异各种背离他们的倾向。

现在发表它，我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希望我的经历能够给年轻一代的青年学生提供一点经验，当他们被其“导师们”围剿的时候，不要轻易否定自己。我自己在七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反叛路上，经常遇到这类问题而彷徨徘徊，难以找到继续走下去的支持。三十年来的经验使我可以告诉你们，应该怀疑的是他们。

为此，我更希望在中国有思想的青年人、大学中的学生，能够起来重新审视你们的导师、教科书，以及所谓学术刊物。我可以肯定地对你们说，他们教给你们的“知识”，不仅社会科学而且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的不一样，和中国传统的也不一样。你们为什么要单单要相信他们，而不是相信其他的知识传统呢？

极权文化下的“老三届文化热” ─文化革命和两种文化 （再回大陆之四）（1995旧作）

大陆社会总有很多让人不可解的事情，八九年要民主的学生，居然有人抬出了最独裁的毛泽东。而就在九○年前后，毛泽东在声名狼藉的文化革命结束后不到二十年时间中就又热了起来。其实，指鹿为马的事情岂只自今日起，不说共产党，但说所谓知识分子问题就举不胜举。左派文人吴晗协助共产党作过多少罪恶的事情，而他的《海瑞罢官》也的确是为党内斗争服务的，不过马屁拍到马脚上了而已。但是，人们为了否定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却硬是要把批判三家村说成是冤狱，把吴晗说成是无辜的。而海外的人也居然跟着“哄”。

九四年回国，毛泽东热似乎已经式微，但遇上了老三届热。我所有的朋友都结了婚，或结过婚，只有一位挚友却仍然在坚持。而在我别国六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时，居然幸运地赶上了他的婚礼。在他的婚礼上，我体会最深的大约是老三届热了。来的人都是当年插队的朋友，他们热火地回忆过去，谈论现在的忙碌，但是我却只是感到，这些拖家带口的中年人，英姿没了，皱纹多了，朝气少了，老态来了。言谈中的“自以为是”没了少年人的才气，流向老年人的固执。我曾经多次想到，按照生物学的规律，我们这些人老了，最好的时候将要殆尽，但是从来没有这次感觉这么深！而我这位朋友的太太，我只问了她一句话，就更感慨万千，她居然是七一年生。那时，我已经插队两年，已经走上了现在这条不归之路。

回国期间我还到白洋淀参加过一次白洋淀诗群座谈会，在不同场合见过很多当年的朋友。老三届的朋友都已经不是当年的穷知青，不是当年的毛头小子了。但是在那些意气风发中，我常常感到有一种没落，一种无可奈何，一种江郎才尽。老三届的人的年龄已经爬向五十，他们还能提出新的问题吗？他们还在追求吗？他们还能变化、否定、修正自己吗？他们还能给社会、给人生，带来新的内容吗？

人们普遍认为，时下老三届正如日当空，然而，我却从精神上，从对知识和生命的追求上深深地感到，老三届已犹如枯萎的秋季之果，深秋的一片薄霜，初冬的一阵寒风都会抖落它。看着这些朋友，和当年相比只有“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咽”的感伤，却没有了“心知去不还，且有后世名”英气，更何谈豪情二字。

卫道的张承志，顺道的王朔 ─鸡蛋是从大头吃还是从小头吃的争论 （再回大陆之三）（1995旧作）

一．无稽的“抵抗投降”

刚到北京，就几次在书摊上看到印刷精美的“抵抗投降丛书”，一本是张承志的《无援的思想·张承志卷》，一本是张炜的《忧愤的归途·张炜卷》。我隐隐约约地知道，他们认为一些知识分子在堕落，王朔式的文学倾向是堕落，要抵抗这种潮流，不投降，但是更进一步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实在说，原来我也不想了解。

张承志抵抗投降，他什么时候不投降呢？这位当年和我一个年级的清华附中老同学，由于数理成绩不好而不能出人头地，因此对学校领导强烈地不满。天下未乱蜀先乱，还在六六年前，北京一些中学里的不得志的干部子弟就躁动了，还没到六月，张承志和一些干部子弟就起来造反，要求校领导紧跟党中央，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在批判三家村的潮流中清肃那些“白专”学生。红卫兵的名字就是张承志起的，他自己明白地说过，“就叫红卫兵吧，意思是作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同阶级敌人、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到底！”这是张承志的第一次“抵抗投降”，当然他是否把斗争进行到了底，还没有答案，现在只能说，他坚持了下来。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背谬，起来维护最有权势的人的勇气竟然是值得自豪的。

红卫兵们深知江山是他们的江山，极权社会的文化怎么能让那些资产阶级子弟分享。那些资产阶级子弟是专政的对象，是被统治者，精神世界怎有他们的位置。因此要抵抗投降。

文化革命爆发了，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张承志们得到了伟大领袖的垂青。“三论造反”和一篇“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真不愧得到党的二十多年的培养，把从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九评苏共公开信到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以来的文风，把共产党极权社会那种完全意识形态化表现得淋漓尽至。那时，张承志们开始第一次充分享受特权，享受极权社会文化的天伦之乐。作为纠察队长，张承志手提一根宽皮带，身穿褪色的军装，带领队员，鞭挞老师校长和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好不威风。不知怎的，时过三十年，我脑子中的张承志还是这个形象，“打手”。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张承志的父兄们潜在地形成对毛泽东一人的极权的危害，也成了毛泽东

我们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病了？ ─再回大陆之二（1995旧作）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从北京月坛回到了德国埃森，窗对面是埃森大学，窗下车辆川流不息。北京的家四壁图书，这里的家书籍也开始爬满两面墙。都是我的“家”，都是自己手创的，然而，站在两个家中，第一次无意识地感到了铅字透过不同质地的纸张，油墨通过不同的线条色彩，渗透到空气中，给了我明显不同的气氛。究竟区别是什么呢？它迫使我陷入思索。

七十年代初期，对真理和生活的追求使我开始了反叛的历程。我从文化革命的愚昧中惊醒过来，一下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教条、专断性，非科学性；看到了共产党赤裸裸的毫无人性。我感到震惊。这么简单的道理，这样一目了然的事实，为什么我过去视而不见？从那个时候，我就不断地思索，

我们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病了？

我们的知识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我们的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我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

我就是在那个政治文化气氛中，力求从知识和文化的桎梏中，从知识分子的藩篱中走出来，从缝隙中搜寻外面的世界，力图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那个文化。

无论怎么说，我是生于那个文化中，在那个文化气氛中，虽然过早地觉醒，使得我没有象李泽厚和金观涛等人那样如鱼得水地成了名，但是，那个文化对我来说还是最熟悉的，我会很自然地用那个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用那个社会所具有的语言、文风写作，以那个社会的常态行事。而在另一个知识和文化的世界中，我却始终有一种生手的感觉。在国内时这种感觉还经常伴随着孤独，甚至不时有对自己的怀疑和重新考察。因为，这ABC式的简单道理，何以竟那么难以接受，引起那么强烈的对抗，莫非自己错了？其实想想六八年以前的自己，不也是愚蠢固执地拒绝这ABC吗，不也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自以为领导世界新潮流吗！如果能被轻易接受，那么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问题，也就不会成为本世纪的大问题了。

尊重个人超越一切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波普和萨哈罗夫（1995旧作）

─关于傅大为先生对卡尔·波普纪念回应的价值和史实问题

卡尔·波普生前就以尊重个人超越一切，强调知识分子要对民众和社会负责，和语言简单、论述清楚明了，使很多知识分子感到不快。他因此受到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的长期抵制。

卡尔·波普虽然死于八九年极权社会崩溃之后，但是他和上述知识分子在价值问题上的冲突，在方法问题上的不同，在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问题上的分歧，不可能因为某一历史事件而解决，而只会转换成一些新的问题呈现。因此，波普的去世必然会引起各种不同性格知识分子的不同反应，对卡尔·波普也不可能有一致的评价。

七月，笔者在返回大陆的途中看到了傅大为先生在《当代》九五年七月号发表的对笔者悼念卡尔·波普一文的回应。由于直到近日笔者才返回德国，因此这篇答复拖延至今。

笔者在此感谢傅大为先生补充的关于卡尔·波普的去世的另一种反应。笔者愿意继续研究作出这些反应的知识分子的具体情况：他们在价值和方法上代表了一种什么倾向，他们过去和现在对各类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他们在当地社会中的地位是什么，以汲取不同的经验和教训。但就傅大为先生“当维特根斯坦挥动他的巨棒时”一文看，笔者对傅先生对于JonathanRee的文章（或片段）译文持保留看法。然而，对傅大为先生的文章，笔者认为：

一．有必要在笔者对“波普先生的热情召唤”和傅大为先生对波普的激烈批评中，清楚地向读者表明，在多元社会中，哪些是基于价值判断而不是史实问题而产生的截然相反的评价。以避免读者在对立的判断中感到困惑。

二．涉及史实问题，笔者愿意在此做一些辨析，以更准确地理解波普，不至误导读者。

一．价值分歧

再回大陆（1995旧作）

一．

阴差阳错，我居然在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夕到达北京，在结束时离开北京返回德国。

坐上从机场开往城里的出租车，刚刚上路，司机就问我是从国外回来的吧。接着是一连串的问题。

“听说世妇会期间，要举行裸体游行？”

“据说有妓女代表团来参加世妇会？”

“据说同性恋代表团也要举行游行，宣扬同性恋？”

这是第一组问题。接着是第二组问题：

“听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都要在世妇会期间回来？”

“听说柴玲要回来？”

“是李淑娴也要作为代表回来吗？”

这两组问题几乎伴随了我在北京的整个一个多月。只要遇到的人知道我是刚从国外回来。就会提出这些问题，我只好一遍一遍地解释这些问题。

“裸体游行，我在国外生活了七年，还没有看到一次裸体游行。北京人不会有那么好的眼福吧。”

“妓女代表团，这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在德国，妓女正在讨论组织工会，维护自己的利益。也许会有。同性恋者想游行，我想这是可能的，宣扬自己的观点，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一直在不断地努力。”

“会有一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回来参加会议，但是柴玲和李淑娴是不会回来的。”

这些消息和疑问是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但是，到了八月中旬，一位在位于天安门旁边的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传达了关于世妇会期间的注意事项，并且运去了一批毯子，以便在发生裸体游行时使用。这使我相信当局至少和这些消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