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的新作《陌生》及对中国作家的启示（2001旧作）

流亡巴黎的捷克作家昆德拉，一九二九年出生。八十年代初期，由于他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被拍摄成电影，而为他带来世界性的声名。他的名字在九十年代初期开始进入中文世界，很快，他就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及大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很多人甚至把他的话，和小说方式奉为经典。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昆德拉的小说在捷克和欧洲的影响也并非如一般中文世界中所想象的那样大，而对他的小说的评价则更是褒贬不一。

在法国，从八十年代中期后，媒体和艺术界就对昆德拉非常不客气。八五年后，再也没有刊物和记者访问过昆德拉。九十年代中期，从七五年就在巴黎居住的昆德拉突然开始用法文写作。这使人们非常惊愕。然而，结果是法国的批评界对他的批评更加尖锐。《解放报》（La Liberation）认为他精神贫困，另外一些报刊的评述甚至更令人沮丧，认为，昆德拉至多只能算是一个最流俗的法国作家。不仅是巴黎的批评界如此，德国的批评界也断言他的作品无聊乏味，模糊不清，并在哲学上大模大样地东拉西扯。《不朽》、《缓慢》、《认同》，他自己后来的这些作品“使他的名誉扫地”“无情地撕碎了他”，评论界认为他的小说已经远离塞万提斯、劳仑斯为代表的精湛的小说传统。

德国的批评界还认为，他追求的是老的，道德说教的、冰冷严肃的风格，这使得他的小说缺乏刺激性和吸引力。有时，他试图把道德题目浇入法国当代空洞的形式中，结果就更为失败。例如，他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小说《缓慢》，在波西米亚人的杂乱无章的爱情中充满了卖弄的、法国式的对应人物，在小说中，他过分地炫耀和随意地引述法国十八世纪中篇小说的内容。

在这些批评中，为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法兰克福汇报》撰稿的、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保罗·英根代（Paul Ingendaay），对于昆德拉小说的评价非常有代表性。他认为，表面看来，昆德拉的小说似乎给欧洲带来一种“新的”的写作风格。但是这种风格却只是把散文和小说，政治和私人生活，以及历史理论和世界观的津津乐道，轻率廉价地融合在一起。没有人会象他那样相信，用如此少的几行字就能把苏维埃共产主义的麻木不仁清理掉，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断然说，他的玩笑对于刺穿那些论述的晦涩面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一部好的小说可以如此粗率地把他的英雄从街上扔进肮脏的湖水中去。他认为，昆德拉的小说的特点不过是，从一开始，就从一般的东欧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学中，强调突出了小说中的那些有强烈政治性的人物，不仅在脑袋中有些内容，而且在裤裆中也还有东西。

徐亨老伯：一個真正中國人的楷模（2001旧作）

及至中年才體會到很多中國古話的雋永含義，“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見面不相識”。人和人就是有一個緣字，男女姻緣是緣，師友同道又豈非緣份。海外十餘年，我太太常和我說，能先後見到、認識徐亨先生、吳大猷先生和達賴喇嘛是我們的運氣，也是緣分。這三個人無論年齡，還是地域，甚至種族和我們都相差很大，天各一方。在我們的理性意識中，在見到他們之前，甚至做夢也沒有想到過，能見到他們。雖然如此，但是這三個人卻在我兒時就已經進入我的視野中了。

我知道徐亨先生，還是在小學三四年級剛剛能讀書看報的時候。我從小好動，喜愛體育。那時，除了獲得一本還散發著油墨香味的、精裝本的《王孝和的故事》，使我能興奮得好幾天睡不好覺外，我的另外一個愛好就是到舊書攤，買過期的《新體育》。有時是跟母親要一毛錢，有時乾脆就是偷母親幾分錢，跑到書攤去買。吸引我的新體育上，除了有各類體育明星的消息外，再就是在五八年前後，那上面每期連載記述當年上海東華足球隊的回憶文章。徐亨的大名就是在那個時候模模糊糊儲藏在記憶中的。那是近乎傳說中的人物，和姚琪、馬武、關羽、張飛、李元霸、孫悟空一起亂七八糟地塞在我的頭腦中。著名的東華隊守門員，國家排球隊員，國家水球隊隊員，何其了得！至於這個神一樣的人，哪兒去了，我不知道，似乎也沒有想知道，因爲知道他沒有和我生活在一個世界中，也就夠了。另一個世界如何，爲什麽會還有另外一種世界，不是我那時的小腦袋能夠容納和分辨的。

但我居然在這短暫的生命中不僅見到認識了徐亨先生，而且成了忘年交，對我，他不僅是一個兒時的英雄式的人物，而且在精神上深深地滲透到我的內心深處，亦師亦友。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诺贝尔奖与德国和欧洲汉学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推迟一周公布，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在那个星期一，公布的前三天，在德国和各个欧洲电视台的文字新闻上报道，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在三个人中产生，一位美国人，一位瑞典人，和中国旅居美国的诗人北岛。这消息引起了我的惊异。因为，早在八月底，一位很认识一些文学界当今所谓权威人士的诗人朋友就从美国打电话对我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如果一定要给中国人，将会给高行健。

到底给谁？！由于推迟公布反而更炒热了选情。星期二、三在德国看到的消息，好象真的将是北岛了。我由于对北岛的诗歌、诗人气质、知识框架、思想追求，甚至对当代所谓朦胧诗，白话诗的走向很有看法；我由于知道，在德国翻译北岛诗歌的汉学家们，没有一个人说他们真的懂得这些诗歌；我还由于知道诗歌是不能翻译的，具有唐诗宋词传统的中国诗歌，对中国人来说，能真正了解其中精髓的人又有几人，更何况那些并不能用汉语写作的汉学家了！因此，我感到疑惑，难道诺贝尔奖真的要出天大的笑话了吗？

星期四早上，一位对高行健极为反感，似乎也认识一些此中评选圈子周围人士的朋友打电话给我，问我对高行健的看法。我的疑惑因之烟消云散。

星期四中午一点，终于等来了今年得主的消息。德国电视台在一点零三分新闻报告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授给中国流亡作家“告因秧”。没有任何照片，没有任何别的说明。这说明，“告因秧”对德国人来说，是极其陌生的。直到下午三点钟的新闻报道，在这则消息的背后才配上了一幅黑白照片，可能是从网路，或那里弄来的，因为质量实在是差。在这个咨询发达的时代，两个小时居然只弄来这么一幅照片，可见德国新闻界的狼狈不堪。

登大坟以远望兮，悲江介之遗风

马汉茂教授不爱照相，因此，我想这大约是马汉茂教授生前最后的照片了。

照片上的四个人，除了他的夫人廖天琪女士外，一位是诗人多多，另一位是现任的全德学联主席严克先生。多多这次来德国，是因为波鸿市博物馆举办中国文化月活动，他受马汉茂教授和廖天琪女士邀请来举办诗歌朗诵会。那次见面，严克第一次提出全德学联和波鸿大学共同举办六四十周年纪念活动。而差不多整整三个月后，六月八日，一切都准备好，只待四天（十二日）就举办活动之时，他离开了我们。这真让我受不了。八日傍晚，我去瞻仰了他的遗容。看着他安详的面容，就象睡着了一样，脸上的纹路依然充满了活力。难道他真的走了吗？！悲痛阻断了我和这个世界的联，我拒绝相信这一切。然而，的确没有人能拉回这一切。直到三天后，我才能重新真实地感觉到这无情的现实。

就是照片上的那次会面，他谈到刚刚去世的、一位六十年代由台湾来德国的华人知识分子。虽然在合作时，那人曾经给他的工作带来无数的麻烦，但是，他似乎根本忘记了这些，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上一代华人在德国的悲惨命运，他们当然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更为决定性的是德国社会永远不接受他们。现在这一代华人虽然人数大为增多，但是，命运又好到哪里呢？”

五月，我和多多在荷兰再次见面时，曾谈到那次马汉茂的谈话。我对他说，马汉茂的这席话使我震动，这个人的心是火热的。

九七年底，我由于为中国人打抱不平，写了一篇杂文讽刺一位靠剥削中国人而暴富的德国人。由于中国人在德国，一有语言障碍，二没有充足的财力打官司，这位德国人惯于用诉讼把稍有不满的中国人打垮。这一次，我则由于“同胞”的出卖，陷入他的诉讼陷阱。在个人主义充斥的西方，这样的事对旁观者来说，是躲尤不及的，没有人会为自己找事，来助你，浪费自己的时间。况且，那位德国人专门拉拢名人，欺负一般人，因此，我始终没有对马汉茂教授讲我的困境，直到最后，我不得不向天琪询问一些情况如何处置。但是，不料马汉茂教授听到后，立即对她说，“仲维光敢于帮助同胞打抱不平，是好样的。这样的中国人现在太少了，他需要我们怎么帮助，我们都会给予。况且那些德国人也是在损害德国社会和德国人的利益。”其后，他立即给法院和律师写了信。

达赖喇嘛：当代中国的智者、圣者─达赖喇嘛及当代中国思想问题述评（1999旧作）

一．序：逐渐进入中国知识和精神生活的达赖喇嘛

         在不多的中文文献中，一位有幸见过达赖喇嘛的人这样写道，“见到他的第一眼，不免失望─太平常了，这是一张随处可见的面孔，没有我所想象的那种飘逸、幽深、静谧。彼此也因此没有距离。也因此，亲切迅速代替了失望。”

这确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当一个世俗的精神，想要在人世间出人头地的时候，他会很有城府地表现自己。当一个属于天上的精神，接触到大地，他会如鱼得水，让你深深地感到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一个天上的精神，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的朴实，在于他的平常，在于深邃的、不肯“飘逸”的思想和灼热充满力量的心志。

在千锤百炼的中国智慧中，“大智若愚”，不是说而轻就的。

一九八九年，中国发生了人类史上最大的悲剧，天安门大屠杀。共产党用坦克、枪炮在全世界民众的眼底下肆无忌惮地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市民，这引起了各国人民的震惊。这一年，世界真正开始更多地注视中国的“人”的问题，关心那一地区的事情。这一年秋天，诺贝尔和平奖授给了流亡整整三十年，为自己民族奋斗了半生的达赖喇嘛。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从那时开始，才真正关注达赖喇嘛。在那之前，我只是把达赖喇嘛看作一个政治性的人物，一位藏人中的宗教领袖。但是，自从那年秋天，我更多的关注达赖喇嘛的精神、智慧、人格和思想。事实上，到那时为止，或者说，到今天也还是如此：虽然绝大多数汉人知识分子认同大中国，但是，对他们认为也属于中国的达赖喇嘛，却是同我一样，非常陌生。从八九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注意到达赖喇嘛。上述那段描述就是在那之后出现的。

当代中国极权主义和知识分子问题（1997）

一．方法问题：描述、比较和评价

    邓小平去世，使得他最后二十年作为一种历史时期成为人们研究的历史对象。今天，人们在讨论邓后时代的问题与对策时，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描述和评价邓小平时期。它导致人们对邓后时期的不同评价和认识，不同展望和努力。

    人们在对邓后问题的讨论中，往往首先面临的是对邓小平最后二十年评价的讨论。它究竟导致中国进步了、好了，还是坏了？这种讨论使得争论莫衷一是。因为它不仅牵扯到价值判断问题，还隐含着历史进步的一元观。这种讨论导致把问题意识形态化，而较少有建设性、启发性。因此，关于邓小平时代的历史描述研究，作者愿意回避这种争论，而采取卡尔·波普所说的方法：

    “历史解释主要是一种观点，其价值在于它是否富有成效，在于它对历史材料的解释力，能否引导我们发现新材料，并帮助我们把材料条理化和连贯化。所以，我在这里所要说的话，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教条式的断言，尽管我有时也会大胆表达我的看法。”（《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卡尔·波普，中文本，山西出版社，1992年，第180─181页）

    作者认为，采用描述的方法描述邓小平时期及其遗留的历史问题，在这种基础上和其它的历史时期对比，才能更多的发现问题。而在描述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描述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的优与劣，则在于这一理论框架是否能解释更多的历史现象和将出现的现象，是否能自恰，而不需要更多的假设和不产生背谬。

    作者在这里还必须说的是，理论在这里是一种描述和解释的手段，它不具有一元论那种本质主义的特点。

    与其讨论进步与否，讨论好坏，不如采用描述，准确把握历史事实，把握它产生和遗留的各种问题。很多对邓小平时期进行历史总结的人并不清楚自己的理论前提是什么，而匆匆进行关于邓小平时期的好与坏，进步与否的争论，如果仔细探索，他也许会发现，自己竟然在用一种和自己本意背道而驰而的理论，他竟然用自己的境遇，如出国与否，取代了历史描述。

二．理论─描述框架辨析：极权主义的两种表现

   

我还是不能忘记和原谅 ——写在邓小平之死

2019年六四三十週年前重發按語：

重發一篇寫在二十二年前，一九九七年二月鄧小平死後的文章。它不僅沒有過時，而且在六四三十週年前顯得十分必要。

對六四問題的看法涉及的不僅是對鄧小平、共產黨的評價，而且直接涉及到對每個人的質問：你還有人味兒嗎？你有人的尊嚴嗎？共產黨難道不會直接殺到你的親人和你嗎？

在這裡我可以告訴每個人，尤其是那些沒經歷過共產黨的臺灣民眾，到今天為止，歷史上沒有一個共產黨是自己放棄了殘暴，改變了無視法律道德，無視人類的尊嚴的本性的！

在這個意義上，六四是對於世界和人類的蔑視！是對每個人的靈魂、生命赤裸裸的踐踏！也是對你的侮辱，尤其是當你居然能夠容忍這種罪行的時候！

我沒有直接經歷過共產黨的迫害，可我咽不下人的這口氣！（2019.5.26）


几年来不断传来邓小平死去的消息，而且我也一直准备邓小平死去的那一天的到来，但是最初听到邓小平死了的消息，还是觉得有一些震动，他终后死了！

邓小平死了，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政治家有政治家的反应，商人有商人的反应，而我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曾经长期生活在邓小平和他那一代领导人所建立的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的人，本能地有着我自己的反应。我觉得人生很可悲，世界很荒谬，历史犹如一个闹剧。

三十年前，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中国人把毛的大民主作为反对党内特权，提倡民主的大救星，很多西方人也把毛发动的文化革命作为一种乌托帮文化的实现而掀起了对毛的崇拜狂，血醒的文化革命，独裁的共产党专制，竟被作为比西方还要好的制度和运动推向西方，那一、二、三的事实，何以中国经过多年，或者说直到现在也没有彻底认识，那Ａ、Ｂ、Ｃ的道理何以对生活在东欧共产党集团前沿的西方，多年后还不明白中国共产党也是"共产党"，而不是"中国"！

事隔多年，终后没有人再否认文化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终后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毛泽东的"大民主"等口号不过是他们巩固自己独裁统治的手段，但是，人们的这类错误，换一个题材，换一个人却是还要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