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7日 星期六

方励之先生生平思想评述

忠实于科学与道德规范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
——意识形态和科学研究的冲突
─仲维光─

惊闻方励之先生去世。这篇文章写于二十年前一九九二年,当时的很多观点现在看来也许是不成熟的,但是二十多年来似乎还没有人专门对方励之先生做过更为详细的研究和介绍,因此在方励之先生去世之际,笔者重发这篇旧文,以供人们了解方励之先生的生平和思想。本文是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之三: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科学和良知的冲突一文的第三部分。             ——笔者

一.问题提出

完全意识形态化是极权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它表现为一切为政治服务,从而使人们丧失了个性和自我,丧失了客观独立研究思考的能力。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为我们分析极权社会和极权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把钥匙,它使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认识和定位这些知识分子的工作。极权社会和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在西方学术界曾经进行过广泛的讨论(1),但是,对于分析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至今却只有少数学者涉及过这一问题。

2012年4月6日 星期五

重温《九评》,解析薄周胡温共产党内斗

(希望之声电台广播谈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海内海外名家谈节目,我是德国的仲维光。今天我和大家谈的题目是重温九评,解析薄周温胡的内斗。

薄周温胡内斗是《九评》发表八年多以后的第一次共产党内斗从地下变成地上。为什么过去二十多年来共产党的内斗一直没有呈现在地面上呢?因为一九八九年东欧的共产党集团崩溃以后,共产党感到了自己的末日,为此他们就把内斗隐藏了起来,而且由于想维持自己的生存,也不再进行激烈的内斗。但是这种内斗是隐藏不了的,而且是在共产党集团里不会没有的。
那么在今天《九评》发表八年多以后,我们来看一看如何看待这个内斗。

2012年3月29日 星期四

传统文化思想的演进 —试解陈寅恪对三纲五常的推崇


一.陈寅恪与三纲五常

陈寅恪对自由的追求与坚持可谓是当代中国的一座高山。他竟然为了学术研究的原则和精神思想的自由,敢于明确提出政治上的条件,拒绝北上进京任职。这在共产党社会可谓独一无二。然而,足以让那些所谓自由主义者们汗颜的是,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集中地体现的文字,却是在他为世人所以为的“封建遗老”王国维所写的碑文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似乎是令人奇怪的,而更令人奇怪的却是:那些几乎终生追随共产党极权专制,不过是到八十年代后有些许觉悟,却自以为是自由主义分子的知识精英,居然始终把陈寅恪当作不齿的封建文人;陈寅恪与暴政的对抗,对思想自由的推崇居然没有引起他们的重新思索、彻底反省!
陈寅恪的思想是深刻的。在中国思想界,他几乎是无人能够望其项背的一座高山,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司马迁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正为此,他提出的每一个看法,都让我反复思索,尤其是那些从表面看来非常难以接受的看法。在这些看法中有两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一个是陈寅恪终生不用白话文,另一个是他推崇白虎通义的“三纲五常”。

2012年3月27日 星期二

陈寅恪、冯友兰及当代中国知识界问题 ——致友人的信(一)

2010-4-19

XX,你好!

关于你传来的陈寅恪与冯友兰比较一文,由于不是我的专业题目,所以只能够谈几点自己的感受。

首先是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太大了,按照我的想法我觉得叫《学术尊严与学人品格》更为合适。因为牵扯到理性问题,我觉得你在文章中把握得还不很清晰。如果把一切归于你所说的那个抽象的“理性”,如你文章中所说,“理性,是学术的灵魂,没有理性,就没有学术可言”,“没有理性,既不能有科学,不能有哲学,也就没有了学术”。那么首先你以此为出发点的论述方式,就不是一种学术式的描述、分析的论述,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式的论述了。

因为对于学术的探究问题来说,如果你要使用“理性”,你就必须给予明确的交代,什么是理性,你用的是那个西文词是Ration,还是德文中的Vernunft。就是同一个理性单词,在黑格尔、海德格、萨特那里,和在休谟、洛克、波普、维特根斯坦、罗素那里也是不一样的。

我曾经想深入细致地研究一下“理性”问题的,也准备了一些探讨这个概念的书。但是由于时间和精力,计划中的极权主义问题的尚没有完成,所以这个题目一直没有没有完全展开。

说来有意思,促使我想对“理性”问题做一个详细研究的是,因为我的老师许良英先生等马列主义哲学学者们始终口称“理性”,但是,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说,直到文化革命还进出韶山痛哭流涕,要紧跟党干革命。七十年代中期后,他说自己政治上“有所觉悟”,但是,于我来说奇怪的是却没有反省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出了哪些问题。为此,对于他们推崇的如此的一种“理性”,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最后还是只好我来研究回答。

2012年3月22日 星期四

只有诗人、没有诗歌的时代

——读“无为”诗歌有感

偶然走进“无为”的诗歌,它又撞开了我对诗的遐思。
这些年我已经非常厌烦现代诗及现代诗人。但是无为的诗歌,拍打着我的灵魂,迫使我去追随、思索他的拍节。
中国文人的情怀早让我感到,现代诗,或许还不能称为文字的艺术,因为它已经远离了诞生这文字的中国文化的韵律,但是,你让我感到,现代诗却仍然像所有的诗歌一样,一首流动的情绪,一阕流动的思想。如果没有这种流动,那么就什么都没有了。正是为此,像北岛那些混社会的诗人,已经没有了真情,没有了动荡与流动,已经没了诗歌的一切。
如今我只认识一个诗人,贝岭,但在我看来他却是没有诗的诗人。他,只有诗人的情怀、情绪、关怀,只有一颗不安的灵魂,到处飘泊。或许他没有诗,也是时代的反映,也是一种诗人的呐喊。或许正因为我说他没有诗,他是一个典型的当代诗人!当代是个没有诗歌,只有诗人的时代!!

2012年3月19日 星期一

远看章诒和及其《最后的贵族》(写于2011元旦)

章诒和女士几部作品的社会影响都很大,对此,我也高度评价它们的社会影响。然而在这里我想要说的却不是它的社会、政治影响,因为政治永远是暂时的,并且在很多时候它掩盖扭曲了一些人生真正的内容。为此,我想谈的不是她对政治问题的看法,而是章诒和女士对于社会、艺术、文化的看法;在积极的政治影响同时,很可能由于政治而在其它方面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章诒和女士对京剧未来的看法,我想到她的《伶人往事》
章诒和是学戏曲的,她的《伶人往事》,应该说写得不错,可仔细想又有一个悖谬,原来内中都是故事,都是和政治、社会紧密联系的人与事的纠缠坎坷,没有一点艺术的感受和品评。
懂行的人很容易看到,章诒和笔下的京剧界与齐如山笔下的京剧界怎么看,怎么不一样。
齐如山写个人,也写社会氛围,可齐如山笔下的是京剧艺术,而章诒和笔下,虽然都是京剧伶人,写得却是政治和历史,没有任何他们对表现程式的理解,对发声吐字的推敲。
这个区别大约也如其父,虽然留德,可搞的是政治,对哲学等学术本无大的兴趣。章诒和也如此,“世家”子弟,爱的是名誉地位,是上层社会的享受,着眼的是社会地位、往来、住房衣食,所以言必提“贵族”。那个“贵族”,不错是在五十年前被整肃没了,这个整肃是无人性的。可那个“贵族”,即便暂且就说它是“贵族”,不也是贝多芬不肯屈身的那个“贵族群体”,是个狗屁不懂,附庸风雅的阶层,听京剧而不懂京剧,留德而不懂学术,只能去搞人事和在社会中钻营。真正的京剧大家很少有这个阶层中的成员,他们大都是穷苦出身,偶而出现几个富家子弟,也是反叛使然。

2012年3月18日 星期日

母亲的遗憾

母亲的遗憾也是我此生的遗憾。母亲生前始终想的是在我们学业结束回国后,能够一起返回故乡看看。因为我还不曾返回过祖上故里,不知道我来自的那个地方的情况。然而,现在这却永远的不可能了。
母亲的遗憾让我感到的是母亲是爱故乡的,母亲是以我们这个家族自豪的。然而在母亲的一生中,却除了对我说,“一笔写不出两个仲字”,“我们仲家是书香门第”,“我们仲家的孩子读书都是最好的”外,不曾对我说过更多的有关家族,有关原籍的情况。我只知道我们是来自龙口黄县西三甲仲家,此外就一无所知了。我甚至连爷爷奶奶的姓名都不知道,更遑论他们的生平。所以,我想母亲的遗憾绝不只是要带我们回到仲家的原籍,她肯定还有更多的遗憾!
这么重视家族,重视血脉相传的母亲为什么没有对我多说过更多的事情?为什么留下那么多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人世?因为那个社会、那个年代,母亲不能说,不敢说,也不愿说。
最近半个多世纪,人们已经习惯于在口头上随意地飘出“以前的封建专制”、“黑暗的旧社会”,可是稍加思索,人们就会发现,家族绵延两千年,从来也没有遇到过如此的“新社会”,如此暴烈的“断宗绝代”。所以事实上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母亲经历的后四十年,才是货真价实的黑暗的四十年,她把家族的纽带联系,家族的亲情伦理,都不得不淹没在黑暗中,深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