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寅恪与三纲五常
陈寅恪对自由的追求与坚持可谓是当代中国的一座高山。他竟然为了学术研究的原则和精神思想的自由，敢于明确提出政治上的条件，拒绝北上进京任职。这在共产党社会可谓独一无二。然而，足以让那些所谓自由主义者们汗颜的是，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集中地体现的文字，却是在他为世人所以为的“封建遗老”王国维所写的碑文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似乎是令人奇怪的，而更令人奇怪的却是：那些几乎终生追随共产党极权专制，不过是到八十年代后有些许觉悟，却自以为是自由主义分子的知识精英，居然始终把陈寅恪当作不齿的封建文人；陈寅恪与暴政的对抗，对思想自由的推崇居然没有引起他们的重新思索、彻底反省！
陈寅恪的思想是深刻的。在中国思想界，他几乎是无人能够望其项背的一座高山，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司马迁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正为此，他提出的每一个看法，都让我反复思索，尤其是那些从表面看来非常难以接受的看法。在这些看法中有两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一个是陈寅恪终生不用白话文，另一个是他推崇白虎通义的“三纲五常”。
这真的是在鞭挞蹂躏陈寅恪的灵魂。真的陈寅恪的弟子，汪笺、周一良都因为曲学阿世而被逐出师门，其后周一良知耻至死不敢再自称是陈寅恪的学生，如今季羡林如是、并如此诠释陈寅恪推崇的三纲五常，真可谓是不折不扣的无耻！
陈寅恪推崇“三纲五常”！由于文化基础、思想方法的不同，这在我这个饱受五四后全盘西化影响，推崇个人的后生，尽管早已唾弃马克思主义，接受自由主义，可还是百思不得其解。若说是“辗转反侧、寤寐求之”，也不为过！然而，在我寻求极权主义的文化根源的时候，却突然幡然醒悟。
二．西方文化及思想的演进
一九九零年，我在彻底完成了认识论方法论的变化之后，在中文世界引入了两个概念来描述分析大陆的共产党社会及其党文化，一个是完全意识形态化，一个是极权主义。此后二十年我一方面使用这两个西方学界二十年代后就已经提出的概念分析中国大陆的情况，另一方面跟踪研究了这两个概念的变化发展，为此，对于这两个概念在中文世界的接受和传播，探索和扭曲感触良深。
我们中国人饱受极权主义六十年的害，如果说从五四后，那么就可以说是近百年之害。它使得中国每况愈下，如今道德崩溃，环境毁灭，社会失序，文化几乎可以说已经彻底堕落，然而探究极权主义的文化根源的努力，除了从信仰出发的法轮功学员做出了努力外，在知识界中却始终只有很少的人在进行。相反，寻求极权主义文化根源的是西方学者，是三十年代以来的欧美学人，主流学界。他们为此做了大量的，翔实的研究和努力。
研究极权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希特勒的纳粹极权主义也罢，共产党的极权主义也罢，它渊源于西方文化，是一种西方文化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非中国文化传统的结果？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究竟有没有根本的区别，如果有，它又是在什么地方呢？对此既可以从西方思想学术的角度用当代社会学、政治学等方法研究，也可以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角度予以论述，笔者在此从西方思想方法的角度谈点想法。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从对于“文化”一词的使用内涵的不同就显示出巨大的区别。
中国的“文化”一词是向内的，化人的，也就是一种人的教化。西方的“文化”一词，Culture，却是向外的，对自然界的。虽然如此，我以为把Culture翻译成“文化”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文化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演变的。而它之所以有这种韧性的，变化的可能是因为文化实际上可以更为广义地看是人在生命中，生存中对人生的探索，人自身，人与外界关系的探索。这种探索向内、还是向外可能随很多偶然的事件，偶然人物的诞生和探索而变化的。
文化思想中的探索和演变是变化万千的，绝非只有一种变化。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文化思想的演变。西方文化的思想基础是二元的，人和自然，人和神，精神和物质的二分对立。二元对立、二分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导致为一个最孤立僵硬的框架。而历史的经验事实上也证实了这点。由于人和神，和上帝的截然分立，上帝主宰人，在上帝面前，人只有服从, 没有任何变通的可能。上帝给你规定好了一切，并且会为你承担。因此，一旦天上的未知的上帝，被人间的教会、教士所代表，这个二元甚至就变成了一元。所以在西方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中世纪前，个人几乎完全没有权利与自由，而被教会牢牢地固定在社会等级制度的位置上。这跟儒家思想所带来的中国古代的多元化社会大相径庭！
任何读过哪怕最基本的教科书的人都会知道，中世纪前，西方社会的等级制度是个极其僵硬的框架，上帝、教会、教士、国王、贵族、平民是不能够流动的，生来是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我说的，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性比较，西方中世纪前其实是最没有自由与人权的。
然而，西方文化的演变却反映出人在对于未知世界探索时修正自己的能力，以及创造性，变通性，人对于自由、美好生活追求的可能性。西方文化通过对最僵硬框架的反弹、扬弃，经过了漫长的中世纪黑暗，居然走出了黑夜。先是国王要求和教会一样在上帝面前具有平等的地位，继而是每个个人要求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与自由，从而诞生出一种强迫教会退出在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介地位、代表地位，要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享有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新的价值。在上帝面前，为上帝工作的教士们，社会的各种权力机构的人，和所有的人一样只享有相同的权利。
人权自由思想为什么会在最近三百年在西方产生？因为那里最没有人权和自由。这个道理本来对于相信对立统一，甚至可以广义说使用二分法思想的人很容易理解。然而，盲目的崇洋媚外，妄自菲薄却使得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个问题。道理非常简单，在需要它的地方，就会有产生它的可能。在不需要或者说没有迫切需要的地方就会被放到第二位。
五四后中国为何从人权问题走向民主和科学，或者说忽视人权走向科学民主，而时下中国为何更多地让人们感到人权自由问题的迫切，也是这个道理。五四前后是传统中国社会，时下是极权的共产党社会；五四，那个时候没有严重的人权问题，时下，这个时候中国的人权问题却和中世纪的西方一样严酷。
三．中国文化传统演进的可能
上述所说的文化演变的可能性，修正、变通自己的可能性当然也存在于中国文化中。中国人早就认识到“天不生仲尼万古常如夜”的深刻含义。因为有了孔子，才会有今天的中国文化。
向内化的中国文化当然不同于二元对立的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寻求的是天地人的和谐转化，而非天人二分，人神对立，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在这里笔者要强调说的一点是，中国的阴阳和西方的对立统一根本不是一回事，把阴阳作为“西方”“辩证”思想在中国的体现是牵强附会。因为中国的阴阳是一种互补转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如精神和物质问题一样，中国人的精神中有物的一面，而中国人看“物”都是有魂灵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在中西性学的不同中反映出来。中国的房中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采阴补阳，阴阳互补。而西方的性却是两个个体各自欲望的满足。谁若只从时下西方的二元思想基础看待中国的房中术，谁就是“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西方的环境主义者们至今才从人对自然的过度索求而受到的危害中认识到动物的生命和自然世界也是应该尊重的，可东方的轮回思想中，早就感到生命的无所不在、形式无限。中国人早就认识到，自然界和天地相通，和神相连，你如何能够把它只作为一个对象去开掘，纵欲享用。
所以内化的中国文化关系是多重的，绝非二元。内化的中国文化固然没有，也不可能有二元文化中的“单独个人”的“人权”问题，“自由”问题，但是谁也不能够否认内化的中国文化中对人的问题的关切，对人的问题的探究。
三纲六纪，三纲五常正是在东方的天地人的关系基础上对人和社会秩序的探索的产物。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
三纲六纪的地位，犹如西方在上帝之下的建立的人和社会的秩序与伦理。既然上帝统治下的森严的等级制能够最后反弹而产生人权与自由，那么在另外一种天地人关系的社会当然也能够演进出新的更人性的关系。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陈寅恪是深刻的，他在二十年代就谈到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这种根本不同的区别：
“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唯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教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而大乘实粗浅，小乘乃佛教古来之正宗也。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故不拘泥于宗教之末节，而遵守‘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训，任儒、佛（佛且多为诸多宗派，不可殚数）、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tolerance），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犹如欧洲以宗教嵌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者而后快。此与中国人之素习相反。今夫耶教不祭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与中国之礼俗文化相悖。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可以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为甚）决不能容他教。（谓佛、回、道及儒（儒虽非教，然此处之意，谓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问其信教与否而））。”（《吴宓与陈寅恪》，12页）
对于这个问题，陈寅恪后来虽然没有在思想、价值等基本问题上做更进一步的论证，但是却一直如中流砥柱，力抗排山倒海般的社会潮流，坚持三纲五常。
陈寅恪坚持的三纲五常是什么？以我的理解，他坚持的是一种生命的关系，人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左右前后，天地六合关系互相关联，互相有责，互相有爱，宇宙中没有绝对孤立的个人，没有绝对孤立的个人的几十年的生命，也就是没有孤立的个人的空间与时间。人的生命和万物永远是相关联的，人之间永远是相关联的，所以要仁、义、礼、智、信。
在这种意义上，如果对生命没有这种轮回与万物关联等的理解，你对一个西方人说人要“仁、义、礼、智、信”是没有用的，因为对他来说生命只有一次，为何不及时行乐、而要如此？为何不唯物主义，也就是唯物质主义呢？！
陈寅恪当然看到这一点，所以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明确地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制度”，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这意思就是说，在时下西化的现代社会中，也就是在那种二元的精神文化传统及社会秩序中，不仅没了基础、前提，而且在另一种前提导致的秩序中，三纲六纪，“不可救疗”！
这在一般“现代”社会中尚且如此，在极权的共产党社会中就更不要说了，三纲六纪，“不可救疗”！
然而，“不可救疗”却绝对不意味着三纲六纪是负面的东西！
四．对陈寅恪推崇的三纲六纪的再思索
人类文化绝对不只是只有一种唯一的价值观，换个角度思索与追求，我们可以看到同样可以用另外的价值观作为基础，演绎出和谐美好的文化来。这就是说，人不仅是可以以个人的人权为最基本的价值观，也可以以人和禽兽或其它存在区别的，最具人的生命特点的“仁、义、礼、智、信”为价值基础，也可以以“真善忍”为自己生存的价值基础。在前者是建立在二元的分法，人和宇宙的对立，人和神的分立上。在后者则是建立在在生命生生不息，万物阴阳转化的基础上。
为此，我们可以明确，三纲五常涉及的是根本的文化思想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三纲五常问题也就绝对不是一个非黑即白，对还是错的二分法问题，而是一个多种可能变化，演进的文化问题，关系问题。
任何试图从政治上解释，或者利用陈寅恪推崇的三纲五常为现代社会的政治服务只能说是用心叵测，居心不良。
任何在二元论，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对于陈寅恪三纲五常的诠释都不可能接触到它的真谛，都是一种扭曲，或者说是阉割。所以王元化们不可能理解到陈寅恪的真髓，季羡林则更是直接放肆的对陈寅恪思想的亵渎。把陈寅恪思想用来为共产党思想服务，为共产的政治论证，更是一种令人不能够容忍的无耻！
这里我们当然也必须说的是，陈寅恪之前的三纲五常，也就是被权势利用的三纲六纪造就的是中国的平行于西方中世纪的过渡时代和社会。对于这一段历史与社会，无论你如何评价它，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对异端的迫害的残酷性和野蛮性，它都无法和西方相比。
对于中国的这个漫长的“昏暗社会”也用不着妄自菲薄。这至多不过说明，中国人也是人，中国文化和欧洲在中世纪黑暗中的徘徊一样，也长期徘徊于片面扩大了的君权、父权、夫权等嗜权者们的阴影下。
然而，如果把孔子那一代贤者对比于西方希腊时期的繁荣，那么对比于西方近代的演进，在经历了万古之后的中国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的演进，可以说陈寅恪所思想中的那种“三纲五常”，在最近二百年却没有取得西方那样的成功。这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西方的崛起，强力扩张使得东方没有了机会，其中当然也包括由于未曾有过、亦或说一直在等待孔子式的人物再次出现。无论是哪个原因，可以肯定的、也是我必须要说的一点，那就是中国文化同样具有如同西方成功地产生人权自由观的那种成功演进可能。
五．文化演进与政治
关于文化演进与政治的关系，文化思想虽然会影响、甚至导致政治问题，但是文化思想问题却不能等同于政治问题。
同样，政治会带来一种文化思想，例如五四之后，四九年之后，但是也要注意的是，某些政治上观点的对立却并不意味着文化思想一定对立，例如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德国虽然和英美对立，但是在基本的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德国从来也没有和西方对立过。再例如伊斯兰恐怖主义与西方对立，但是它们的来源都是圣经，文化思想基础都是二元论。
文化与政治问题，值得注意的还有，政治变化了，伴随它的文化问题还可能继续存在。在中国的党文化问题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狭义表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极权主义是二元文化观的产物，也就是一元化倾向的产物，要想彻底根除一元化的极权主义，只有扬弃二元化的文化观，扩展到多元的基础上，否则法西斯紧随布尔什维克而来，二次大战接续着冷战，恐怖分子继续着共产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伴随着杭亭顿……历史不仅没有终结，而且由于这种二元的矛盾冲突，极权主义永远不会彻底退出。这就是极权主义没有因为八九年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崩溃而消失；这也是福山先生八九年匆忙地宣布“历史的终结”，如今又居然把共产党文化混淆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福山先生在认识论上缺乏坚实的基础，所以必然造成对于现象认识的一错再错。
综上所述，时下陈寅恪所推崇的文化，西方对于环境问题的反思，对于佛教的接纳，法轮功的诞生与发展都为我们思索传统文化的演进问题带来新的视角。
2011-5-17 埃森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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