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来的文化是带有政治目的文化，是具有极权主义社会一切文化特点的党国文化！
这一点，我想虽然中共政府的组织者们在海外“犹抱琵琶半遮面”，但还是不敢正面否认。因为在国内，他们每天在报刊上，在剧团、院校等一切机构都强势地坚称党领导一切，文艺、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
这一点，民主社会的那些协办者如果否认，要么是自欺欺人，要么使自己处于不义的地位！
极权下的「非传统」文化
这样一种文化，本来在八九年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彻底崩溃后，如老鼠过街，只是人们嘲笑的对象。然而在二十多年后的二零一二年，极权主义中国的“宣传文化”却开始大规模输出了。这是因为全球寒冷的经济形势，因为无论在德国还是台北，为了经济交流都被迫接受经济所夹带的政治目的，所夹带的党国文化的强势输出。这个结果其实也是党国社会，极权社会的特点：在共产党国家，共产党中国没有独立的经济、文化活动，一切都带有政治目的。
在德国的这些活动中国政府将是自由的，但是中国文化，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坚持传统价值观念的艺术家们、思想家却无法自由地进出参加。德国当然也不可能自由地在中国举办一切活动。
二零一二年海峡两岸的交流也已经打开序幕，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府经过严密计划、组织，已经在台北开始了一个北京文化周，很多“精彩”演出甚至免费赠票。
到台湾的文化交流活动，领头而来的自然是共产党官员。他们受到殷勤的接待和保护。然而北京的很多艺术家——只要不为政府服务，只能如艾未未一样被关在铁幕那边，并且随时可能受到更为直接的残酷的迫害。而就在此前不久，由于来自大陆的压力，艾未未甚至被台湾的一些机构消极对待，而不能出席参加自己的展览。
台湾的艺术家当然也不可能自由、自由地到海峡那边举办相应的“台湾周”。当然事实上更严重的是，还没有被共产党的残酷政治统治的很多台湾艺术家，乃至知识分子现在就已经为了“名利”学会了自觉遵循大陆的政治要求，或间接、或直接地配合大陆政府政治第一的要求了。
北京输出到台湾的文化活动，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活动，尽管它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帜，穿着传统的外衣。因为众所周知，文化，从来在极权主义国家，共产党国家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生存空间；传统价值对于极权主义统治来说从来都是一种最危险的威胁。在这个寒冷的经济冬天，从极权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涌来的文化交流当然具有这两个特点——既不独立，也无传统。
到台北来的文艺团体，交流的人没有独立性，没有独立的人格是毋须论证的。党国派出的人当然都是党国信任的人，培养的人，为党国服务的人。这些“服从”和“信任”并不是随意做到与获得的，不是干净无害的。每一个“服从”都伴随这对于具有自由灵魂的人的排斥，每一个“信任”都伴随着对于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的打压乃至迫害。某些人，某些演员在各自的团体都是那种帮助党国监视、封锁独立精神的骨干。过去六十年的历史经验让我们看到，很多真正的卓越的艺术家，如马连良、裘盛戎等都是在这些“优秀”的鹰爪底下、手边丧生的。没有他们的协作，那些真诚的艺术家就是受到党的迫害，也不会感到如此的孤立与绝望，以至很多人不得不选择自杀的绝路。
到台北来的这些披着传统外衣的节目缺乏“传统”也是毫无疑义的。
华丽外衣下的刽子手
在一个没有传统价值与伦理，否定一般现代社会的人权和自由价值的地方，它所利用的传统文艺永远是在使用一种偷梁换柱的办法，偷偷地把“传统”抽空、“形式化”，把“党国”“实质化”。也就是传统只许表演，不许推崇、只能复述词句，不得注入感情和生命。人们都知道，“四郎探母”、“锁麟囊”那样的剧目过去被取缔封锁了几十年，而现在依然只不过是由于政治需要而允许他们重新公演。如果真的如《锁麟囊》等剧那样参透生活，忠孝仁义为大，礼义廉耻为大，那共产党的统治一天也不可能存在下去。然而，更为可叹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失而复得的允许。居然也要感谢党国的恩惠，党国的组织与支持。所以究其根本，对待同一个传统剧目，封也罢，演也罢，推崇、贩卖的都是党国的政治和权力目的，而非常传统的价值伦理。
到台北来的北京文化周的活动，尽管它们衣着华丽的传统盛装，但是无法完全掩饰它所带来的是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党国文艺，无法掩饰那些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党国文艺的特点。
首先，这件华丽的传统的外衣披在的是一个恶魔，一个在人类社会散布瘟疫的极权主义者的身上。文化演出的主角，领头的是“共产党官员”。如这次进入台湾最显著的是北京市市长郭金龙，他还是共产党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委员。谁都知道他是直接参与镇压民众，双手沾满西藏民众，法轮功学员鲜血的人。
自从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后，共产党和法西斯一样，已经是一个公认的负面词汇。郭金龙们当然不能够以共产党领导者的身份进入一般社会，只能以经济交流的目的，以文化的名义，推进各种影响。然而，众所周知披着这件外衣的人来台湾的目的为的是要散布、扩展它们的政治影响，巩固他们的专制。因为从来的共产党人都是不爱“文化”，爱权力。他口中的文化，只是不同形式的“宣传”。
其二，编制这件传统外衣的是那些专制的佞臣，奴才，那些用自己的技艺取媚专制，美化专制并且帮助专制残害民众的所谓“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不是为了传统价值、为了艺术自由，为了每个民众的美好生活，也就是民众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而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了党派的权力。到台湾来，不仅可以让他们为专制者叫卖助威，而且自由社会的的“光环”和利益，还可以让他们借用来更好地帮助当局来压制那些桀骜不驯的艺术家，那些有真正追求精神的人，那些维护传统的强项者。
北京来的不是一般社会中的“艺术家”！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工具！对他们来说，艺术、传统价值不是最高的，党的利益才是最高的。
其三，北京来的传统艺术，如果我们仔细品味还会发现，它的内容被以各种办法抽空，它的表演技艺已经扭曲走味。
改变了的技艺，披着各种外衣，用各种借口阉割了传统的精髓，对此仔细探究您就会发现，那些京剧和昆曲的改革都染有“样板戏”、文化革命的气息。而这个气息稍加考察你就会发现，“假大空”、虚张声势、缺乏个性及真正的有血肉的爱。
凡是与大陆人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大陆人的国语发音比台湾人生硬，大陆人的语言习惯、用词更富有进攻性，大陆人的人际关系充满斗争性，从小就经历大批判、斗争会的大陆人嗓门大，这都是共产党文化的痕迹。这样的特点当然反应在那些到台湾演出的演员们的表演上。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可以看到那种咬牙、瞪眼、挺胸、顿足的表演形式，装腔作势的态势。这种表演方式不仅是对传统节目的阉割，漫画版的夸张，而且是对人的正常感情，艺术追求一种病毒式的破坏。尽管有时候这种破坏是缓慢的，可是如果不点破、不事先打防疫针，自觉地对它们产生抗体，那一般社会健康的肌体就很可能受到感染侵害。
一切都是为政治而来
北京文化周在台湾的演出当然不是一无是处，但是它在那些演员身上的反映出来的东西是复杂的。它大约有三重特点，一是以一批符合党意、为党服务的演员为骨干主体；二是反传统产生的意识形态化，为政治服务的文化行为习惯；最后才是中国传统在这些演员身上耳濡目染、下意识地残存的、潜在的影响。这就是大陆传统艺术和台湾的传统艺术的根本区别，尽管来自大陆的某些演员的技术和先天的才能可能非常优秀。
去北京文化周看传统表演的人是无可厚非的，礼貌招待那些“党”的“团体”、“党干”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在一个民主社会帮助推销“市委”、“省委”乃至党委的“党国”功绩，盛“情”而非只是盛“宴”招待那些镇压民众的“党干”，那就有些过分了！
“北京文化周”——不是我们“冷战”，“反共”至上，而是共产党的文化，共产党输出的文艺，从来都是严密组织，政治至上，从来是为了政治目的活动。
“北京文化周”——冷战固然过去，但是极权主义的威胁并没有随之而去，二十世纪留下的教训依然令人深思。当对方漠视你的生存价值，对你充满政治企图与目的的时候，无论他采取什么样的表现形式，恶意的，还是“善意”的，恫吓还是“逢迎”，飞弹还是演出，都是一种危险！
2012-2-18德国·埃森
（首发《新纪元》264期，2012-3-1 小标为编者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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