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4-19）
XX，你好！
关于你传来的陈寅恪与冯友兰比较一文，由于不是我的专业题目，所以只能够谈几点自己的感受。
首先是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太大了，按照我的想法我觉得叫《学术尊严与学人品格》更为合适。因为牵扯到理性问题，我觉得你在文章中把握得还不很清晰。如果把一切归于你所说的那个抽象的“理性”，如你文章中所说，“理性，是学术的灵魂，没有理性，就没有学术可言”，“没有理性，既不能有科学，不能有哲学，也就没有了学术”。那么首先你以此为出发点的论述方式，就不是一种学术式的描述、分析的论述，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式的论述了。
因为对于学术的探究问题来说，如果你要使用“理性”，你就必须给予明确的交代，什么是理性，你用的是那个西文词是Ration，还是德文中的Vernunft。就是同一个理性单词，在黑格尔、海德格、萨特那里，和在休谟、洛克、波普、维特根斯坦、罗素那里也是不一样的。
我曾经想深入细致地研究一下“理性”问题的，也准备了一些探讨这个概念的书。但是由于时间和精力，计划中的极权主义问题的尚没有完成，所以这个题目一直没有没有完全展开。
说来有意思，促使我想对“理性”问题做一个详细研究的是，因为我的老师许良英 先生等马列主义哲学学者们始终口称“理性”，但是，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说，直到文化革命还进出韶山痛哭流涕，要紧跟党干革命。七十年代中期后，他说自己政治上“有所觉悟”，但是，于我来说奇怪的是却没有反省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出了哪些问题。为此，对于他们推崇的如此的一种“理性”，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最后还是只好我来研究回答。
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对于我对于启蒙问题的进一步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许良英 先生也罢，李泽厚也罢都还不知道究竟什么是西方哲学思想中所说的“理性”，不知道必须对这些基本问题上去思索反省。他们推崇启蒙，但是恰好就是在这一点上，也就是“理性”问题上，马克思的思想是沿袭的是对抗近代科学思想所推崇的“理性”的传统，马克思是反“启蒙“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究其根本是和启蒙带来的思想潮流对抗思想。
对于理性这个问题更有意思的是，在我正在关心的政治化宗教问题中，Voegelin认为，对人来说，有一种外部的超越人的宗教，一种内在的宗教，内在的宗教是人的精神和所谓“理性“产物。当不适当地夸大了希腊的这种理性化倾向的时候，也就是不适当地夸大了内在的能力的时候，就产生了政治化宗教，宗教世俗化，也就产生了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当代的诺斯替派。
毫无疑问，极权主义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典型产物。当代西方文化的两个渊源一个是希腊文化，另一个是沙漠而非《河殇》所说的海洋来的宗教文化。在政治化宗教这个探索方向上，我摸索到了宗教文化，也就是基督教文化中的一些被世俗异化的因素，但是Voegelin的这个论述却让我看到了当代极权主义的希腊渊源，套用那些专门喜爱假大空煽情语言的人的话说，也可以说“海洋文化”来源。自然波普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中从认识论的角度追溯到了柏拉图。但是，那是从科学的认识论的角度。而Voegelin却是从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宗教文化思想史上让我摸到了极权主义的希腊的思想根源，就是极权主义的蓝色文化思想精神根源。
Voegelin是文化保守主义，崇尚思辨，激烈地反对维也纳学派的实证主义，可是在一些文化政治哲学方面还是可以说是一位严肃的，可以与之讨论的社会学家。可见无论是自由主义思想，还是保守思想，对于理性与非理性问题的研究一旦具体了，就不再是意识形态式的了，就可能进入深入的问题讨论和研究！
无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都有可遵循的严格的学术探索之路。没有理性，当然就没有科学，但是，没有理性却可以有哲学、有学术。
说到底就是完全没有西方学术，不知道西方学术，也不能够像冯友兰、周一良、季羡林那样讨论问题，治学和为人。例如陈寅恪的精神其实就完全是中国的，他坚持的也完全是中国的，可他却是一座高山。
先写这一点，对于你对冯友兰等的评价，稍后，我会再谈几句。因为我正在构思自己的关于五四的一篇反省文章，回信也不敢拖得太久，故此先匆匆如此。
如有不对，请不要客气地指出。
维光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