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反封建”口号是荒谬的（2012旧作）

近来读书看到，出生在俄国，青年时代成长发展在德国，后因为二次大战移居美国的极权主义问题最早的研究者之一W.Gurian，他在三十年代初期的著述中说，极权主义第一是反传统，第二是反封建。这使我忽然想到，如此一个基本问题竟然错误了半辈子。

从记事的时候就被人教导反封建，反封建和香臭问题一样成为天经地义的定论，“封建”臭不可闻。现在才突然想到，封建，Feudal，一词只是一种社会形态，不具有绝对否定性的意味。就像英国设有女王，荷兰、瑞典等也都仍然有王室，可他们都是自由主义传统最悠久的国家，民主制国家。

反封建是可笑的，因为反对的是一种形态。现代社会的发展让我们看到，民主是一种方法，民主制和君主是否存在，和联邦还是共和没有冲突。而就反对来说，我们只能够反对各种坏的价值，坏的伦理道德，如反对独裁专制、侵犯人权、反对暴力。却不能把反对一种“形式”，例如反联邦，反州县作为一种带有绝对价值判断的口号！

类似的问题，资本虽然不是一种形态，而具有经济和社会内容，但是反对资本，乃至反对资本主义却也都不能成为辨别是非、价值的绝对标准。

事实上，反封建之所以被待遇价值判断地提出，是因为有人（黑格尔、马克思）提出只有一种社会形态是进步的，合理的，从而把其它任何社会形态都给予了一律的否定，为此其它社会形态也就一定要等同于负面的、坏的价值内容，予以彻底否定。

这个反封建的提出其实是反历史、反传统的。这也就是说这种观念意味着我们中国传统存在的各种形态，各种社会内容都是要不得的，要彻底否定的。这里面当然包括着家族存在的那种任何外力无法斩断的纽带，以及伴随它的伦理道德。因为有了这个反封建的口号才有那种六亲不认，乃至因为忠于某个党团而出卖父母弟兄。

胡锦涛、习近平是新闻自由的最大天敌

以后的人会发现，中国历史上最可笑荒谬的运动就是七六年天安门清明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那是一小群党徒利用民众不满的作品。人们会很容易地看到，“民众”悼念的不仅是一个从头到尾助纣为虐，典型的共产党领导人，而且究其个人品质来说，就是在共产党内也是数得上的少数几个极端虚伪、卑劣的人。没有他就没有毛泽东后半生一系列的成功。而那次运动“民众”推崇的则是一个手上沾满对于异议人士、不同意见镇压鲜血的嗜血者——邓小平。民众、学生为此在八九年付出了惨痛的牺牲。

一九七六年，“民众”不折不扣地被党徒们利用了！

现在共产党内部，如文化大革命一样，勾心斗角的权力斗争再次浮上了水面，这一次，难道民众还会像七六年那样被党徒们利用，难道以后还要民众像八九年那样，再次为这个时下的“七六年”付出学费？

人权组织的这个完全基于事实的报告，再次告诉我们，狗咬狗、一嘴毛！究其残酷来说，哪条狗也不比哪条好，区别只在于凶残的程度不同，方式不同。

方励之先生生平思想评述

忠实于科学与道德规范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

——意识形态和科学研究的冲突

─仲维光─

惊闻方励之先生去世。这篇文章写于二十年前一九九二年，当时的很多观点现在看来也许是不成熟的，但是二十多年来似乎还没有人专门对方励之先生做过更为详细的研究和介绍，因此在方励之先生去世之际，笔者重发这篇旧文，以供人们了解方励之先生的生平和思想。本文是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之三：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科学和良知的冲突一文的第三部分。             ——笔者

一．问题提出

完全意识形态化是极权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它表现为一切为政治服务，从而使人们丧失了个性和自我，丧失了客观独立研究思考的能力。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为我们分析极权社会和极权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把钥匙，它使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认识和定位这些知识分子的工作。极权社会和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在西方学术界曾经进行过广泛的讨论（1），但是，对于分析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至今却只有少数学者涉及过这一问题。

重温《九评》，解析薄周胡温共产党内斗

（希望之声电台广播谈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海内海外名家谈节目，我是德国的仲维光。今天我和大家谈的题目是重温九评，解析薄周温胡的内斗。

薄周温胡内斗是《九评》发表八年多以后的第一次共产党内斗从地下变成地上。为什么过去二十多年来共产党的内斗一直没有呈现在地面上呢？因为一九八九年东欧的共产党集团崩溃以后，共产党感到了自己的末日，为此他们就把内斗隐藏了起来，而且由于想维持自己的生存，也不再进行激烈的内斗。但是这种内斗是隐藏不了的，而且是在共产党集团里不会没有的。

那么在今天《九评》发表八年多以后，我们来看一看如何看待这个内斗。

传统文化思想的演进 —试解陈寅恪对三纲五常的推崇

一．陈寅恪与三纲五常

陈寅恪对自由的追求与坚持可谓是当代中国的一座高山。他竟然为了学术研究的原则和精神思想的自由，敢于明确提出政治上的条件，拒绝北上进京任职。这在共产党社会可谓独一无二。然而，足以让那些所谓自由主义者们汗颜的是，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集中地体现的文字，却是在他为世人所以为的“封建遗老”王国维所写的碑文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似乎是令人奇怪的，而更令人奇怪的却是：那些几乎终生追随共产党极权专制，不过是到八十年代后有些许觉悟，却自以为是自由主义分子的知识精英，居然始终把陈寅恪当作不齿的封建文人；陈寅恪与暴政的对抗，对思想自由的推崇居然没有引起他们的重新思索、彻底反省！

陈寅恪的思想是深刻的。在中国思想界，他几乎是无人能够望其项背的一座高山，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司马迁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正为此，他提出的每一个看法，都让我反复思索，尤其是那些从表面看来非常难以接受的看法。在这些看法中有两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一个是陈寅恪终生不用白话文，另一个是他推崇白虎通义的“三纲五常”。

陈寅恪、冯友兰及当代中国知识界问题 ——致友人的信（一）

（2010-4-19）

XX，你好！

关于你传来的陈寅恪与冯友兰比较一文，由于不是我的专业题目，所以只能够谈几点自己的感受。

首先是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太大了，按照我的想法我觉得叫《学术尊严与学人品格》更为合适。因为牵扯到理性问题，我觉得你在文章中把握得还不很清晰。如果把一切归于你所说的那个抽象的“理性”，如你文章中所说，“理性，是学术的灵魂，没有理性，就没有学术可言”，“没有理性，既不能有科学，不能有哲学，也就没有了学术”。那么首先你以此为出发点的论述方式，就不是一种学术式的描述、分析的论述，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式的论述了。

因为对于学术的探究问题来说，如果你要使用“理性”，你就必须给予明确的交代，什么是理性，你用的是那个西文词是Ration，还是德文中的Vernunft。就是同一个理性单词，在黑格尔、海德格、萨特那里，和在休谟、洛克、波普、维特根斯坦、罗素那里也是不一样的。

我曾经想深入细致地研究一下“理性”问题的，也准备了一些探讨这个概念的书。但是由于时间和精力，计划中的极权主义问题的尚没有完成，所以这个题目一直没有没有完全展开。

说来有意思，促使我想对“理性”问题做一个详细研究的是，因为我的老师许良英先生等马列主义哲学学者们始终口称“理性”，但是，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说，直到文化革命还进出韶山痛哭流涕，要紧跟党干革命。七十年代中期后，他说自己政治上“有所觉悟”，但是，于我来说奇怪的是却没有反省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出了哪些问题。为此，对于他们推崇的如此的一种“理性”，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最后还是只好我来研究回答。

只有诗人、没有诗歌的时代

——读“无为”诗歌有感

偶然走进“无为”的诗歌，它又撞开了我对诗的遐思。

这些年我已经非常厌烦现代诗及现代诗人。但是无为的诗歌，拍打着我的灵魂，迫使我去追随、思索他的拍节。

中国文人的情怀早让我感到，现代诗，或许还不能称为文字的艺术，因为它已经远离了诞生这文字的中国文化的韵律，但是，你让我感到，现代诗却仍然像所有的诗歌一样，一首流动的情绪，一阕流动的思想。如果没有这种流动，那么就什么都没有了。正是为此，像北岛那些混社会的诗人，已经没有了真情，没有了动荡与流动，已经没了诗歌的一切。

如今我只认识一个诗人，贝岭，但在我看来他却是没有诗的诗人。他，只有诗人的情怀、情绪、关怀，只有一颗不安的灵魂，到处飘泊。或许他没有诗，也是时代的反映，也是一种诗人的呐喊。或许正因为我说他没有诗，他是一个典型的当代诗人！当代是个没有诗歌，只有诗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