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和他的《红尘》（2002旧作）

九七年秋季，马建来到德国鲁尔大学教授中文。

可能是马建的才气打动了鲁尔大学汉学系嗅觉敏锐、喜爱活动的马汉茂教授，他居然破天荒地从香港把马建，这个既不懂德文，也不会英文，没有任何文凭的作家请到德国大学，教那些只知道德文的学生中文。这在保守的德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马建来了，我也真的是为他捏一把汗，因为一般自我很强、有个性的作家总是受不了那半个位置钱的约束，而且面前还有语言那道山。然而，一年下来，马建却是既保持住了他的个性，那应该说是他的才华，也兢兢业业地完成了他教学的任务。这真的是让我吃惊，并且敬佩。那一段，他的女朋友，一个漂亮纯真的英国女孩经常到德国来，他们也一同到我家来谈天说地。

马建可能永远是不安分的，总是会做出些令人吃惊的事情。就如他不懂任何外语，就要突然舍弃香港，只身一人来到最多只能住四年的德国；就像他八七年突然在大陆以一篇：“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受到全国性的点名批判，而同时他人却已经移居到香港。九八年秋季，马建突然对我说，这样下去不行，为了专心写出东西，要立即辞去教职，移居英国，专心写作。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一个中文作家要想靠稿费在西方生活，是不可想象的。虽然鲁尔大学的位置只是半个，并且只有四年，但是对于很多中国文人和知识分子来说是仍然是一个令人垂涎的位置。毕竟生活还能有个基本保障。砸了饭碗，往英国跳，无异于向深渊跳。马建怎敢跳向深渊？

但是，马建就是马建，他生来是做作家的，古来圣贤皆寂寞，没有一个真正的作家能够安于在现实中津津计算。他的感觉生来是为了感觉爱，感觉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

由于不懂外文，马建到杜塞尔道夫英国领使馆办理签证都是我陪同他去的。我自己在生活问题上就已经够荒唐不经的了，向来喜爱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但是就是在陪他的时候，我还是将信将疑，他是否真的会立即离开鲁尔大学。

九九年一月，马建对我说，他已经拿到签证，要向马汉茂辞职了，那时我才相信，这一切不是想象，而成为了现实。

马建此一去就是为了这本刚刚得奖的《红尘》，他预支了稿费，就孤注一掷地走向荒漠。

《达兰萨拉纪行》及文化精神的思索（2002旧作）

攝於1998年12月印度達蘭薩拉

《达兰萨拉纪行》汇集了十位大陆海外汉族流亡人士到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访问，拜见达赖喇嘛，以及对西藏问题的重新思索。当然，书中的内容主要是围绕达赖喇嘛的记述。这其中有民运人士、记者、大学教师和知识分子。

达赖喇嘛，在尘世中是神的象征，所以，到达赖喇嘛那里去，本来主要是佛教信徒，以及那些对生命感到神秘、对人生感到难以捉摸的人。懦弱善良的人希望能够得到保佑，信徒希望能得道升天。但是自从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尘世间去的人多起来了，甚至超过了信徒和追求生命的人。

到达赖喇嘛那里去，尘世间的人怀着各式各样的心情、各种各样的目的：

虔诚的人希望能找到尘世间对于真善美追求的相互支持，希望能够在尘世间找到一面净化灵魂，开拓心胸，为自己的知识固本的一面镜子；

从事政治的民运人士，有人希望能在政治上找到同道者，有人则希望籍此抬高自己的身价，制造更多的影响；

新闻工作者希望获得更多的影响，猎取更大的声名；

地域主义者希望能够能找到自己的支持者；

敌视中国的政客则希望能找到遏制中国的武器。

达赖喇嘛聪明、睿达，他没有让任何人失望，然而也没有世故随和地迁就他们。他为他们离开达兰萨拉后留下了充分思索的余地。

但是，那些从达赖喇嘛那里回来的人，是否在达赖喇嘛留给他们的思索的天地中思索了，面前这本《达兰萨拉纪行》就留给了读者最好的答案。由于笔者自己也是这些作者中的一员，

文化的堕落和堕落的文化——“郭路生现象”的双重含义（2002旧作）

右一筆者右四史保嘉、五芒克九四年在河北白洋淀

——2000年6月给青少年时代友人史保嘉的两封信

郭路生何许人也？

恐怕现今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本来年轻人似乎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么一个郭路生，因为无论就起作品和其人都是一个早已经在生活以外的人了。

以外的原因很多，这里要谈的却是以“里”的问题，也就是当年郭路生在社会中的影响，以及九十年代以后又曾被一些人再次炒作起来一次的问题。而这两次郭路生的泛起不过都是因为那个“老三届”，也就是作者本人也在其中的“老三届”。这个伴随着共产党社会成长起来的老三届有着非常独特的特性，可以说是一个解析极权社会，共产党社会非常典型的案例。可惜笔者要做的事情太多，一直无力从事这个工作。

然而现在我之所以不得不谈郭路生却是因为突然发现，郭路生问题居然从国内开始向海外的网页上蔓延，又被人第三次炒作。八年前，在第二次炒作的时候，我曾经和青少年时代的友人史保嘉有过关于郭路生问题的来往通信。如果不是如此荒谬事情居然还在继续，一个专制文化的产物，居然被推到自由主义文化的座椅上，我大约还会让这八年前的两封信，这些原来准备写篇像样文章的思想线索，继续保留在自己资料库中。这一次使我感到，既然现在仍然没有时间来写篇完整的总结郭路生现象的文章，那么不如先把这两封信公开发表，以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讨论和思索，免得关于这一问题讨论继续停滞。

在发表这两封信的时候，我要强调的是，这个荒谬现象迫使我们反思的还是那个问题，

“我们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病了？！”

时至今天，很多人在哀叹，我们的时代没有好的作品，事实上这些垃圾就是我们自己培植生产的。这原因不是别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共产党垃圾工厂的产物。所以我们如果不从反省自己入手，我们这些共产党社会生产的“垃圾”，接下来生产出来的更是垃圾。为此我要说的是，首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否定自己！反省自己！

从李慎之甚至上一代那些曾经走向共产党，跟随共产党的人开始，谁不能够否定自己，反省自己，谁就只能证明自己的智力和良知有问题！！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一起来从事这种清除党文化，这一基督教世俗政治化的产物——极权主义文化。而清除的首要问题就是甄别它和自由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

为了保持那个时代的气氛和真实，这两封信我除了只修订了一些错字，漏字外，其它一切照旧，包括我们之间的昵称、绰号、玩笑。为此，文字粗疏、思维跳跃、叙述唐突的地方也请读者原谅。

2008-12-02德国埃森

潘婧和她的<抒情年华>(2002年旧作）

去年十一月，潘婧的《抒情年华》发表后，她的影响逐渐由大陆扩展到海外。

我认识潘婧算来竟然已经三十四年。一九六七年，对一般人来说，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但是，它对我来说还是昨天的事情。我认识潘婧就是在那一年。

究竟是如何认识潘婧的，我记不清了。似乎应该是在当年清华大学井冈山派负责和北京市中学联络的范希安那里。

一九六七年，文化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大约一月底，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和王力突然来到清华附中我们这一派的住地，在宿舍楼一楼两间由一门连通的十七八米宿舍房中，“接见”了清华附中和一零一中的造反派。那是我们第一次和外校的造反派接触。可以说，是中央文革使我们跨出校际。四月三号和四号中央文革的两次讲话又把中学生中潜在的不同，表面化为四三、四四两派。就这样，人生的三划两划，给我和潘婧同在的那个世界，画出了清晰的边界。如果没有文化革命，也许我们都会毫无所知地走出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认识，不知道是属于同一个精神殿堂的。

尽管可能我是同时在范希安那里见到潘婧，史保嘉和ＸＸ兰三个人的，尽管这三个同是来自北京最好的中学—师大女附中的女孩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但是，我首先熟识的却是史保嘉。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确实有很多漂亮的女孩，时而会吸引我的注意。但有的漂亮得让我感到遥远、生疏，有的让我感到熟悉、亲切， 有的让我感到躁动不安，有的却让我感到安静清爽。史保嘉的漂亮似乎天生带有我自己家族的某些成分，所以，在六七年我们就非常熟识了。我们的熟悉也永远停留在六七年。直到今天，它没有衰老，也没有长大。而潘婧，从一开始，我就觉得那是一个漂亮、宁静，透明到似乎没有血肉的女孩子。我说不清楚这种感觉。她对我是遥远的，却是清晰的；亲近的，却似乎又没有了距离，原来完全在自己的脑子中。她对我永远具有吸引力，但却是抽象的，似乎永远没有尘世间的感觉。她在学校里用的名字是潘青萍，这名字的音节对于未解其义的人来说，是通俗的，对我来说永远是一声撞击。“庶青萍结绿，长价于薛卞之门”，青萍，这是名剑的名字，古韵醇厚，却又清新雋永。这父母怎敢这样大胆，给如此清灵的女孩取如此杀气袭人，侠风凛凛的宝剑名，而单独理解那两个字却又清新飘逸。

和潘婧更多的来往应该是六八年以后的事情。六八年春天，有抱负的老红卫兵和造反派开始

爱因斯坦、德国文化和中国传统（2001旧作）

—在德国翻译《爱因斯坦语录》

《爱因斯坦语录》英文本出版于一九九六年，德文本出版于一九九七年。爱因斯坦的母语是德语，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首先以德文发表。移居美国后，虽然有些作品是用英文发表，但是，第一稿一般都是先用德文起草，然后改写成英文。因此，这次在德国翻译此书，我们的第一稿是根据德文本翻译的。那时，我们手头也还没有英文本。但是，拿到英文本后，才突然发现这个德文本的选材在很多方面对英文本作了删补。为此，我们重新只好按照英文本作了补充。考虑到在中文世界有些材料很难找到，并且难以再有机会发表，我们还是保留了一些德文本增加的内容。例如，第一节中爱因斯坦写的几首德文诗。为了准确把握这些诗句，我们向一位德国朋友，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博士柯九思（Petra Klose）女士请教。对那几首诗，她赞不绝口，说写得非常精致和有意思。但是，可惜一是诗歌的神韵无法翻译，二是中文读者（包括我们自己）无法深刻理解德文诗歌的发展和现状，德国人精神的发展和现状，因而无法完全体会、理解她的拍案叫绝。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发现，爱因斯坦很多作品的英文本，和德文本的表述有不小差距。英文本表述得过于“白”，过于“直”，很多段落有时候简直就是重写。这使我们体会到，为本书写序言的物理学家戴森先生为什么希望，英文本如果能附有德文原文就好了。（见本书凯拉普赖斯前言和致谢）

昆德拉的新作《陌生》及对中国作家的启示（2001旧作）

流亡巴黎的捷克作家昆德拉，一九二九年出生。八十年代初期，由于他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被拍摄成电影，而为他带来世界性的声名。他的名字在九十年代初期开始进入中文世界，很快，他就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及大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很多人甚至把他的话，和小说方式奉为经典。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昆德拉的小说在捷克和欧洲的影响也并非如一般中文世界中所想象的那样大，而对他的小说的评价则更是褒贬不一。

在法国，从八十年代中期后，媒体和艺术界就对昆德拉非常不客气。八五年后，再也没有刊物和记者访问过昆德拉。九十年代中期，从七五年就在巴黎居住的昆德拉突然开始用法文写作。这使人们非常惊愕。然而，结果是法国的批评界对他的批评更加尖锐。《解放报》（La Liberation）认为他精神贫困，另外一些报刊的评述甚至更令人沮丧，认为，昆德拉至多只能算是一个最流俗的法国作家。不仅是巴黎的批评界如此，德国的批评界也断言他的作品无聊乏味，模糊不清，并在哲学上大模大样地东拉西扯。《不朽》、《缓慢》、《认同》，他自己后来的这些作品“使他的名誉扫地”“无情地撕碎了他”，评论界认为他的小说已经远离塞万提斯、劳仑斯为代表的精湛的小说传统。

德国的批评界还认为，他追求的是老的，道德说教的、冰冷严肃的风格，这使得他的小说缺乏刺激性和吸引力。有时，他试图把道德题目浇入法国当代空洞的形式中，结果就更为失败。例如，他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小说《缓慢》，在波西米亚人的杂乱无章的爱情中充满了卖弄的、法国式的对应人物，在小说中，他过分地炫耀和随意地引述法国十八世纪中篇小说的内容。

在这些批评中，为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法兰克福汇报》撰稿的、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保罗·英根代（Paul Ingendaay），对于昆德拉小说的评价非常有代表性。他认为，表面看来，昆德拉的小说似乎给欧洲带来一种“新的”的写作风格。但是这种风格却只是把散文和小说，政治和私人生活，以及历史理论和世界观的津津乐道，轻率廉价地融合在一起。没有人会象他那样相信，用如此少的几行字就能把苏维埃共产主义的麻木不仁清理掉，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断然说，他的玩笑对于刺穿那些论述的晦涩面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一部好的小说可以如此粗率地把他的英雄从街上扔进肮脏的湖水中去。他认为，昆德拉的小说的特点不过是，从一开始，就从一般的东欧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学中，强调突出了小说中的那些有强烈政治性的人物，不仅在脑袋中有些内容，而且在裤裆中也还有东西。

徐亨老伯：一個真正中國人的楷模（2001旧作）

及至中年才體會到很多中國古話的雋永含義，“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見面不相識”。人和人就是有一個緣字，男女姻緣是緣，師友同道又豈非緣份。海外十餘年，我太太常和我說，能先後見到、認識徐亨先生、吳大猷先生和達賴喇嘛是我們的運氣，也是緣分。這三個人無論年齡，還是地域，甚至種族和我們都相差很大，天各一方。在我們的理性意識中，在見到他們之前，甚至做夢也沒有想到過，能見到他們。雖然如此，但是這三個人卻在我兒時就已經進入我的視野中了。

我知道徐亨先生，還是在小學三四年級剛剛能讀書看報的時候。我從小好動，喜愛體育。那時，除了獲得一本還散發著油墨香味的、精裝本的《王孝和的故事》，使我能興奮得好幾天睡不好覺外，我的另外一個愛好就是到舊書攤，買過期的《新體育》。有時是跟母親要一毛錢，有時乾脆就是偷母親幾分錢，跑到書攤去買。吸引我的新體育上，除了有各類體育明星的消息外，再就是在五八年前後，那上面每期連載記述當年上海東華足球隊的回憶文章。徐亨的大名就是在那個時候模模糊糊儲藏在記憶中的。那是近乎傳說中的人物，和姚琪、馬武、關羽、張飛、李元霸、孫悟空一起亂七八糟地塞在我的頭腦中。著名的東華隊守門員，國家排球隊員，國家水球隊隊員，何其了得！至於這個神一樣的人，哪兒去了，我不知道，似乎也沒有想知道，因爲知道他沒有和我生活在一個世界中，也就夠了。另一個世界如何，爲什麽會還有另外一種世界，不是我那時的小腦袋能夠容納和分辨的。

但我居然在這短暫的生命中不僅見到認識了徐亨先生，而且成了忘年交，對我，他不僅是一個兒時的英雄式的人物，而且在精神上深深地滲透到我的內心深處，亦師亦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