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派”是一句骂人话（1990旧作）

─捷克经济学家奥塔·西克谈共产党国家的改革

直到今天，因为党内斗争失败而逃到海外的体制内改革派人士，虽然由于生存的需要而置身于民主运动之内，但是却仍然坚持他们党内改革派的立场。在九○年春季，他们说，“我们十年改革做的比东欧三十年做的还多”，“我们幸运就幸运在有邓小平掌舵”（东柏林《国际论坛》第一次会议），“如果没有党外知识分子的干扰，我们的改革本来是会成功的”（《九十年代》90／4，第49页）。到九零年夏季以后，他们更开始全面否定“八九”民运，再度宣扬新权威主义，认为中国不仅过去、而且未来的希望都系于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中国的传统不适合、也不能走西方和东欧的道路（《民主中国》90／2，第40页和90／4，第49页）。然而，“体改委”知识分子们的上述论点前后是矛盾的。如果不能走东欧和西方的道路，何以还说比人家三十年做的还多，我们的改革究竟又成功在哪里，难道只是因为它巩固了共产党“开明派”的地位？事实上，关于如何看待体制内改革及其改革派的问题，在华人世界以外是已经有历史答案的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却仍然在自己的圈子中徘徊。

【仲維光評論】諾貝爾獎評委會對人類尊嚴和人類精神的公開褻瀆

http://soundofhope.org/node/290665

各位朋友們，這裡是海內海外名家談節目，我是德國的仲維光。

在我聽到莫言所講的消息以後，儘管我有心理準備，但是還是非常感到意外。因為說我有心理準備，我是覺得的確是最近一些年來，我感到這個世界上，什麼樣的事情都可能發生，而且從歷史上來看，我們人類在最近一百年也經歷了很多這樣不可想像的事情。所以在這個事件發生以前，我應該說是有心理準備的，但是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很吃驚。因為畢竟它還是太離譜了。

我聽到這個或者在這之前的時候，我有思想準備，就是因為我首先考慮的是政治因素。大家其實都已經看到，這個諾貝爾獎在多年以來，政治因素是越來越起主要作用了，這一點表現最突出的，就是從他們把和平獎給奧巴馬那一年。從那一年以後，這政治因素就越來越突出了。

當然諾貝爾獎，以前在評的時候，也在政治因素也起很大的作用。這一點任何人都不可否認的，因為政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裡頭，你不願意去過問它，但是它總是要過問你的，所以這一次當我在之前的時候，我認為很有可能是給莫言的時候，我是從政治上考慮。因為我早已經看到國際上的這種綏靖政治，國際上的這種只顧利益，只從利害關係考慮，不顧價值而且也不顧學術問題的這種考慮。這尤其是在人文科學和政治領域裡面。這個考慮。在這些年裡頭，已經越來越肆無忌憚。

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下）

本文概述：

本文第一部分提出为什么必须分清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问题，第二和第三部分从政治学中描述传统专制的概念辨析入手，介绍了为什么会产生极权主义概念。第四部分提出传统专制、中央集团和极权主义的七点根本区别，以及极权主义存在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五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对过去百年来所说的中国“封建专制”说法提出质疑，并且明确地提出极权主义和中国及其传统毫无关系。第六部分，进一步从西方主要的研究极权主义及其起源的思想家的探索，介绍为什么说极权主义完全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并再次说明极权主义和中国传统毫无关系。第七部分引述论证了当前社会中极权主义的地位，及与西方国家的相反相成和相辅相成的关系。

结论；产生于欧洲二十世纪初期，并且为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极权主义不是东方传统产物，而是现代化，或者说西方社会现代化，东方社会西化的结果。现在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共产党及其带来的极权主义文化问题。

（下）是第五到第七部分。

五．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与中国传统

5-1：现在回到中国问题，究竟用哪个概念描述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形态，并非是一个可以随口就说的简单问题。显然用dictatorship，与用despotism都是不合适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专制形式既不是罗马式的，也不是奴隶制式的。中国的皇权制是建立在中国自己的形而上学的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制度形式。当然如果一定要比较，或许和古希腊的制度相比，可能还有勉强可以作比较的前提，而在罗马以后，由于西方社会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之上的，以教会为模式的国家制度上的，因此由于根本规范的不同，而如托马斯·库恩所说完全失去了可比较性。所以研究中国传统问题，我必须要说的是，使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整套政治学、社会学，乃至历史学的方法和概念都是西方建立的。各个概念的基础，或说前提、产生及描述的内容都不一样，就是不用库恩的理论完全不可比来看这个问题，也至少可以说是把驴的鞍鞯用到骆驼身上，甚至说的刻薄一些，这些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分析常常是驴唇不对马嘴。

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究竟是什么？（上）

本文概述：

本文第一部分提出为什么必须分清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问题，第二和第三部分从政治学中描述传统专制的概念辨析入手，介绍了为什么会产生极权主义概念。第四部分提出传统专制、中央集团和极权主义的七点根本区别，以及极权主义存在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五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对过去百年来所说的中国“封建专制”说法提出质疑，并且明确地提出极权主义和中国及其传统毫无关系。第六部分，进一步从西方主要的研究极权主义及其起源的思想家的探索，介绍为什么说极权主义完全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并再次说明极权主义和中国传统毫无关系。第七部分引述论证了当前社会中极权主义的地位，及与西方国家的相反相成和相辅相成的关系。

结论；产生于欧洲二十世纪初期，并且为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极权主义不是东方传统产物，而是现代化，或者说西方社会现代化，东方社会西化的结果。现在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共产党及其带来的极权主义文化问题。

（上）是第一到第四部分。

一．问题提出

为什么必须分清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根本区别？

因为直到如今，一谈到极权主义，有人就说我们中国从秦始皇就开始实行极权主义，中国的传统是极权主义的传统。从而把中国现今的极权主义归咎于传统，把对抗、反对极权主义归结到反传统。

把反对极权主义归结于反传统的人从来没有想一想，中国的极权主义者们曾经如此彻底，如此公开地反传统，极权主义就是在彻底反传统的基础上的建立的。他们也从没有在这个悖谬中继续探究，在今天的极权主义对传统的利用中，他们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传统最核心的价值，这既包括形而上学的哲学前提，人的存在价值，也包括传统社会的伦理价值。

把一种传统的中央集权和现代极权主义混为一谈，完全是一种对于极权主义的错误理解或者不解。

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安琪采访（1996）

——专访大陆旅德学者仲维光先生

安琪

      在“老三届”知识分子中，仲维光先生是近年来在海外中文媒体中以独立批判者的姿态引起瞩目的。代表作《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囊括了他从七十年代开始的对中国极权下的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批判。一九九零年，当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因参与八九民运而流亡异城，被西方和海外中文媒体极尽赞誉，自身也被一种虚幻光环笼罩的时候，仲维光在他的著述中就已经发出了冷峻而尖锐的“不同声音”。一九九五年，在为大陆青年学者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写的序言中，人们更清楚地发现这位坚定的“批判主义者”的精神实质——既有对专制政权的不妥协，也有对坚持正义，坚持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声援。

     仲维光先生生于一九四九年，祖籍山东，他的中学时代和大学预科是北京清华大学附中渡过的。一九六九年到吉林农村插队劳动，三年后回到北京，在八十六中、二十九中任物理教师，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他进入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学习。

     

     仲维光一九八三年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师从中国著名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一九八六年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所从事研究工作，自一九八八年至今，他先后在德国雷根斯堡大学和波鸿大学东亚系学习并作访问学者，曾任德国莱因笔会会长，主编《莱因通信》杂志，现任旅德中华科技协会副会长。

      从人文探索走向科学史研究再返回人文研究的仲维光，由于自觉寻求过严格系统的物理训练，因此他要比同时代知识分子更注重知识框架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除了反叛的一面，仲维光性格中传统性和“西化”的强烈色彩在他的诸多文章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德国著名汉学家马汉茂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说：“最重要的是耸立（指仲维光和还学文）的反叛精神与批判分析的态度，这在中国近几十年根本找不到生根的土壤。”——这应该也是仲维光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气质所在。

   

民族、民族主义和中国问题（1996）

民族主义问题不是一个可以很容易地反对或为之辩护的问题。民族主义问题中混杂有很多其它因素，因此自二十世纪以来，各类政治、社会人物和团体越来越多地利用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和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所呈现的各类现象，本文从围绕民族及民族主义的各种概念和与之相联系的现象的讨论出发，然后对中国当前的一些现象，提出一些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作者在本文中的主要目的是力图能提出一些问题，以供讨论和继续研究。

民族（Nation）、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很多有关民族和国家问题的国际法以及当代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和解释基础上的，因此讨论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时，首要了解的是这两个概念的来源，在西文中它指的是什么，切忌中文的望文生义。

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至今对这两个概念的准确涵义仍然争论不休。为了较为全面地把握这两个概念，及当前中国问题出现的现象，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围绕这两个概念的几个问题。由于作者不是研究民族问题的专业人员，因此，作者只是在有限的时间中查阅了一些基本的文献，并且根据这些文献做出概括介绍和提出问题。作者深知这样作可能会挂一漏万，在真正的研究工作中是很危险的，然而，如果能由此推动人们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作者愿意冒此之险。

《爱因斯坦传》中文版译者序

〔法〕安东妮娜·瓦朗坦  著

仲维光  仲昭爱  仲雨村  译

译  者  的  话

只要想到爱因斯坦，“知识爆炸”这一提法的浅薄性就毕露无遗；爱因斯坦一篇创立相对论的论文，对人类知识所产生的影响要比现今一年甚至几年出版的物理学论文的总和所产生的还要大。爱因斯坦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不仅精通科学，而且熟悉巴赫、莫扎特的音乐，并能亲自演奏。他还爱好文学，喜爱叔本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爱因斯坦一生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科学、哲学和艺术，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虽然爱因斯坦去世已经50多年了，可是如今世界上仍流行这样的说法：任何一个想要严肃讨论科学和文化的人，不了解爱因斯坦就几乎没有取得入场资格。

然而，有关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的文学性传记，在我国还很少有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对广大读者来说，艰深的相对论、量子论，不管用多么通俗的语言解释，总是使爱因斯坦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高峰；而他那丰富的人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充满激情的生活，与专制制度不可妥协的精神，他的爱，他的恨，他作为普通人生活在我们之中的那一切，都远远没有被广大读者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