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3日 星期五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
—仲维光—


二零一二年三月八号上午,我在国内两个网站的博客同时被封,事实上,由于思想及支持法轮功学员反抗迫害问题,就是在海外某些所谓异议人士团体、网站,多年来对我也是进行封锁。凡是缺乏底气和根基的人或者团伙都只好采取封锁别人的手段,这篇短文即是为此因感而发——笔者


人的肉体可以封锁乃至禁锢,但人的思想却无法封锁和禁锢。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不想引用它本来的哲学思想,倒是感到它于我有一层新意。
现在,封锁和禁锢对我来说都已经是无所谓的了,因为我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看法,所以我已经不怕任何封锁,打击,以及不能够付诸印刷发表,公开流传。思想是关不住的,它一定会渐渐弥漫,无所不在。

所谓我有自己的思想就是我提出了自己的问题,真正的思想问题,并且为解答这些问题一步一个脚印地留下了痕迹。
虽然我提的问题在喜好吹喇叭的人看来是简单的、不惊人的,但是,这些问题和思想几十年后会被证明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真正存在的问题,并且是关键的问题。就为此,我自信,与我的同代人相比,我的工作将留下最持久的痕迹。因此,任何的封锁、打击,冷遇,表面的失败,社会的误解,我都无所谓。
我思故我在,就因为我是有思想的,我相信我的存在,不仅在今天,而且在明天!


深刻的思想,能够持久的思想所涉及的问题必然是简单的问题。这道理存在于各种领域中。爱因斯坦曾经谈到他为什么能够构思出相对论理论,说是因为在别人看来简单的,每时每刻都无意识地接触到的时间和空间问题,他却对它产生了疑问。他说:
“一般人从来不会用时间和空间问题来麻烦他的脑袋,在他看来,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思考过这一切了。而我却相反,思想发展非常缓慢,以致直到我已经到成年才开始对空间和时间感到惊奇。结果我比那些通常有才能的儿童经历过的更深入地陷入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中去了。”(《爱因斯坦语录》,杭州出版社,161页)
这大约是科学研究、对知识的探索的一个根本特征,科学家和工程师、技师的根本区别。对于这个区别,爱因斯坦在另外一个地方更为直接地谈到,他说,
“我对科学的兴趣基本上一直限于对原理的研究,由此人们就能够很好地理解我已经做得和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之所以发表的东西少,应该归于同样的原因。由于把握原理问题的强烈的渴望,使我在徒劳无益的追求上消耗了绝大多数时间。”(152页)


我生之不幸,既没有爱因斯坦那样的才能,也没有爱因斯坦成长的那种正常的社会条件,但却有了一个类似爱因斯坦的倾向——对那些看来简单和徒劳无益的问题进行怀疑。
我所说的没有那种“正常的社会条件”,用“正常”二字说来是残酷的。爱因斯坦经历的社会条件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个时期,两次世界大战,外加一个极端反犹的极权主义社会。然而,爱因斯坦却是以一个受过正常完整教育的头脑去面对一个坎坷黑暗的人生。而我们这代人和爱因斯坦那代人的区别却正在于此。在极权主义的封闭、禁锢和扭曲下,我们是先天的精神和知识的畸形儿。一个扭曲了人性与知识的变态教育,让我们其后不得不终生如脑残的病人那样面对坎坷的人生。我现在的骄傲和自信,不是一般社会的那种骄傲和自信,而只是我看到这种被扭曲的状况,进行自我拷问和思索,挣脱了这个枷锁。
中国古语,“苛政猛于虎”,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却告诉我们,共产党的统治远比苛政,比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更为残酷。回顾我们这几代人的经历,饥也罢,饱也罢;整肃也罢、宽松也罢;令你食不果腹也罢,让你脑满肠肥也罢,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动物农庄》。如果只是虎狼之政,那真的可称是人的幸运了。因为极权主义不是虎狼,而是人间的恶魔。它不仅吞吃你的肉体,而且连你的灵魂都不放过。当年孔子说苛政猛于虎的时候,他当然不会想到完全意识形态化——连人的私人生活、灵魂都不放过的极权主义。他看到的传统专制不过是一个外在的苛政,绝对不会想到人间会有一个连内心,灵魂都要控制并且改造的苛政。
而恰恰就在这连灵魂都不放过的暴政下,我却有了一个与爱因斯坦类似的倾向,为此当然不仅痛苦而且终生痛心。因为如上所说,我们这代人在精神上、知识乃至训练上是残疾的一代,试想一个残疾的思想与灵魂却要去关心原理,也就是一个片面封闭的意识形态化,一个假大空以论带史的思想去探究原理,其结果一定不仅可笑的,而且荒谬。回顾这几十年的历史你会发现,一分为二、为革命研究历史的讨论,文化大革命之前开始的对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批判,以及文革后控制论研究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结构的走红,海洋文化、蓝色文明、全盘基督教化的反传统的讨论,都只为历史留下了笑柄。
这个关心根本问题的倾向在极权社会中当然也会有它特殊的、正常的表现。正是这一倾向导引我步入关注认识论问题,也就是关心自己使用的概念、思想是否准确,是否是正常社会中,正常学者使用那种概念与方法。说白了,就是首要的是克服、治愈、纠正共产党给我们造成的畸形视觉与思维。只有在这之后,才有可能思索爱因斯坦所说的基本理论问题。而这个过程却可能已经消耗了你的大部分生命,错过了人生的黄金时期。我的一生让我对此深有体会,所以我深切地感到痛心和痛苦。


我曾经花了将近十年时间彻底铲除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当别人在跟着共产党搞改革,追风逐浪鼓吹共产党的改良的时候,我却是在沉默地学物理、数学、外语,背诵、记忆,阅读、观察,思索、对比,从而重新注入丰富自己的文史哲修养。因为我知道我要的是,埋葬共产党,并且要彻底埋葬共产党。
当别人力图在共产党的乐团中奏出所谓不同曲调,写文论述这种曲调时,我却对他们使用的每一件乐器,每个音符,每一句话、每一种行文方式进行考察探究。在第二个十年中我认真辨析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化、极权主义、理性、启蒙、革命,专制与民主,政治化宗教等基本意义是什么,共产党社会对这些概念的定义和解释是如何荒诞。
现在常有朋友感到我的工作不够新颖华丽,说你应该提出自己的思想,应该创新。但是这些朋友应该问问自己,问问这代人,我们凭什么提出自己的思想,凭什么创新?
凭你受到的那种以论带史的意识形态化的方法?凭你那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训练?凭你幼年失学,及从小受到的那种残缺不全的工具化教育?凭你背诵的那几句毛泽东诗词,读过的那些革命文章?凭你看过的那几本翻译的错误百出的汉译西方作品?……
当你谈思想研究的时候,如果居然看不到这些带来的严重恶果,没有感到你被这些东西禁锢扭曲了的痛苦,恕我直言,因为你还不知道自己的大脑是畸形的,所以你才会有这种不假思索的想法。
有感觉,有能力的人肯定会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这把尺子的问题。而只要他看到,他就不会再去无根基地“扑风捉影”、“微言大义”、“天马行空”。而如果看不到、感觉不到,那么就说明他能力不足。没有这种能力又更何谈创造?


爱因斯坦说,“我不能忍受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在一块木板上寻找最薄的地方,不费力气地在上面钻很多洞,他们为数众多的科学论文就是这么来的。”(163页)
我更不能够忍受这样的“知识精英”,他们居然拿起一块千疮百孔的朽木,不假思索地在上面钻洞,然后炫耀自己的成就。
风化石,浪淘沙,这样的成就不可能经受住历史的风雨。事实上,时过二十年,八十年代初那类控制论研究历史,那类所谓海洋文化,全盘基督教化的讨论,现在只有那些失去脸红能力的人才会对此视而不见、心安理得,甚至再重拾牙慧。
我思故我在,我借用了它的别解——有思想,就会有你的实际存在。如果是真正的思想,真正有价值的问题,那么即便它有时间性和相对性,也不会失去它在社会和历史问题中的正当性;即便它有历史的局限性,也绝对不是荒腔走板。
我思故我在,因为我有思想,所以没有东西能够阻止我的思想的影响,阻止我的思想的传播。所以,现在与我来说,重要的是思想。而“有思想”,最重要的是读书。那句从幼年时就知道的先贤的铭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千真万确的。
读书破万卷,名利于我何焉哉!只有胸无足够的“学”和“问”的人,才不得不为名利蝇营狗苟。所以实在是不患无名,患自己读书不够,思索不甚,笔耕不勤!
我思故我在,千古亦然,今天亦然!

2012-3-10德国·埃森

原载《新纪元》270期,2012-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