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雷谈马雅可夫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是我初中时迷恋的诗人，大段大段地背诵他的翻译诗句：

我要使这一个最壮丽的字——党，重新发光。党，唯有党，决不会背弃我。今天，我是一个小伙计；明天，我就要抹掉地图上所有的王国。党和列宁是一对孪生兄弟。在历史的母亲眼里哪一个更重要？我们要说：“列宁”，指的就是党；我们要说：“党”，指的就是列宁。

这煽情的虚张声势的假大空诗句，我并不知道，我背诵的其实不是诗，而是翻译者转述的中文，而他们居然还按照原文断行排成阶梯。留在我脑子中的究其实际也不再只是诗，而是那些革命的世俗宗教的观念和人物。可它真的竟然不单是改造了我的灵魂的内容，而且乃至灵魂的韵律。直到如今，随口就来：党和列宁是一对孪生兄弟。在历史的母亲眼里哪一个更重要？我们要说：“列宁”，指的就是党；我们要说：“党”，指的就是列宁。

匪夷所思的是，这罔顾中国文法的断排文字，竟然成了我们那代人的诗歌的时髦。当时就连有相当中文修养的贺敬之都把他的“雷锋之歌”写成这样的形式，好像他们不知道俄文诗歌、俄文文字，是拼音文字、表音文字，不是象形文字，表意文字，没有中国人的四声音韵；好像他们不知道那不过是翻译者解释性的文字，是固有的西方二元思想产生的宗教情绪的世俗化的观念思想。从此中国的诗歌就成了解释性的文字，观念的呼啸。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一九六二年秋天，新学期初二开学的时候，因为晚自习我经常没事儿做，甚至做些违反纪律的事，于是我决心把唐诗三百首背下来，让自己不浪费时间。在已经背诵了十几首的时候，有一天，教导主任田文惠，一位军队下来的干部，或者可能是某位首长的太太，在查自习的时候看到我在背诵唐诗。第二天课间操后在楼道里看到我，一把就把我搂到怀里，告诉旁边的包括语文老师在内的几位老师：昨天我查晚自习，看到这孩子在背唐诗，看来我们应该多引导他们学习、背诵些革命诗歌。受到主任的青睐及教导，我自然立即就心领神会地开始到处阅读并且抄录、背诵革命诗歌。马雅可夫斯基是最早我抄录在笔记本上的诗歌。从那时开始整个中学阶段，除了买书，贺敬之、袁水拍们及《诗刊》，我抄录了厚厚的四个笔记本的革命诗歌。

马雅可夫斯基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党和领袖思想，真理部教导的对于历史和人生的理解；另一方面是对于文学诗歌的理解及修养。我及我这一两代人竟然以为那就是诗歌，那种经由翻译者咀嚼又吐出来的西化文字就是标准的中文诗歌文字，癌变了我的审美口味，甚至花了整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才慢慢开始退去，而彻底地消失，应该说几乎已经是不可能。对此我每每想到、感觉到，就感到恶心。我甚至在每看到那些所谓朦胧派诗人，白话诗人，那些文青的二逼文字的时候，在厌恶之外，也可以随便地漏两笔骨子里就有的文青文字，文青体，来两句装逼诗歌，让他们知道，这东西很烂，炫耀它应该感到可耻。

在老雷的这部片子中，最后他看到那些共产党留下的废墟感叹。我的经历让我感到，共产党社会留下的不仅是感叹，而且是人的痛苦，每日存在，或者就要继续忍受的痛苦。因为留在人心中和身上的不只是废墟，而是癌变，一种精神和思想的癌变。废墟需要时间来清理、重建，可是癌变，很多是够无法医治，只有眼睁睁地等他们死去——换代，可怕的是还有些会遗传给下一代，乃至隔代遗传……

2018.12.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44&v=bSbt6NX1k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