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谈认识论、启蒙与二十世纪极权主义问题研究（第三部分）

（全文简介请看第一部分篇头）

四．对于一九八九年后的各种政治思潮的思索

1.到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从认识论哲学问题开始探讨共产党及纳粹发生、发展的各种现象的极权主义问题，可谓经历了三起三落。首先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二一年意大利法西斯攫取政权后，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且从不同方面探究了这个问题的历史现象的特点及思想根源。最终逐渐在政治学上集中在“极权主义”这个新的概念。这个新概念在二十年代初期产生，其后尽管受到具有共产党倾向的学者在不同方向上讨论的干扰，然而到三十年代，关于极权主义概念及讨论还是经历了第一次迅速发展及传播。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希特勒进攻苏联导致的苏联参战，对于共产党问题的研究及质疑受到了比此前还要更大的阻碍，因此四十年代初期，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关注及讨论经历了第一次低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是正义力量战胜了法西斯、纳粹的极权主义，然而伴随二次大战在四五年的结束，极权主义问题却没有因为战争的胜利，如战时那样被继续推向后台，而是相反，敏感的知识分子，在四六年就立即重新提出极权主义问题（见本文第二部分）。一年以后，四七年，由于冷战逐渐加剧，它也就再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及其社会影响，在五十年代初期走向第二次深化及传播，而对它的抵制与对抗也一如既往地从没有停止过。这个抵制与对抗，由于斯大林的去世，苏联出现的
所谓解冻，借助于人们对苏联共产党可能会演化的幻想，使得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及关注，在五十年代末期后再次式微，甚至处于被攻击的被动地位。七十年代初期的缓和绥靖政策，更加促使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认识及探索走向第二次的历史性的低谷。这个下滑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中期后，由于苏联、东欧不断揭露出来的残酷迫害事实，如古拉格群岛，也由于共产党集团对内的镇压及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使得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关切及研究，在七十年代末期后再次走出低潮，重新引起知识界的关注。

由于在战后崛起的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学者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持续研究及讨论，如德国的布拉赫、达伦道夫，以及经历过六八年学运后的部分人士的反省及转变，使得对于极权主义的认识及研究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后，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重新有了进一步的实质性的深化及发展。把二十世纪称为“意识形态世纪”，“极权主义世纪”都是在这期间提出来的。一九八九年，柏林墙的倒塌和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崩溃让人们始料不及，同样让人们始料不及是，极权主义理论的影响及研究也一下子走向了第三次高潮——百年来对这个问题研究的顶峰。这个理论一下子被作为天经地义的理论被广泛地接受。然而，与此同时，也让人们更想象不到的是，一方面极权主义理论被普遍地接受，另一方面，一九八九年后三十年的历史发展——再次发生的恐怖主义问题、难民问题，以及一系列充满对抗性的扑朔迷离的现象，同时让人们看到，这个本来人们以为已经解决了的“西方”社会的问题，现在却变得更为复杂及深化了。

对于这些问题，在我看来，事实上，这三十年的历史现象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新的、过去未曾发生过的，可以说它比一九一七俄国革命、一九二一法西斯、一九三三纳粹攫取政权、一九四九冷战开始更为典型、更为深刻地说明了极权主义问题的根源。

2.本来八九年柏林墙的倒塌是一个西方全面反省总结自己历史的最有利的时机。因为西方不仅暂时没有了直接的威胁，而且有很多基金会，如德国的大众汽车基金会此时已经肯出钱资助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而且东欧共产党集团的崩溃使得很多冷战时期无法看到的东欧各国的资料可以查阅，因此可以放手探讨很多问题，可以更为全面、有效地对于百年来对于极权主义的认识论及政治思想文化问题的西方根源，做进一步的探究。但是极为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并没有完全关注到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利用这个历史时机做出的呼吁及努力，八九年后的思想潮流反而朝向了另外一个方向，甚至促发来了那些过去导致极权主义及二十世纪灾难的意识形态问题、族群对立问题、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再次发生，毫无阻拦地传播。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杭亭顿的文化冲突论代表的正是这种反向运动。

对于这种由于柏林墙倒塌而造成的似是而非的认识，它居然造成了二百年来的各种对抗启蒙思想的思想认识的泛滥，乃至政治势力的再次发展。实际上所有这些观点从认识论的角度不仅容易辨别，而且前人也早就有过深刻、广泛的讨论，明确的分析。

细点柏林墙倒塌后，最近三十年世界发生的事件、问题及思潮如下：

①伴随柏林墙的倒塌，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立即受到广泛的接受及流传。这个观点让国际社会不再感受到过去二百年来曾经存在过的问题，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对于过去百年来的极权主义问题的麻痹。为此，它不仅让残存的中国等几个共产党国家安全存在下去，并且得到发展，而且让东欧共产党留下的各种政治、文化及思想因素，乃至半个世纪前存在的各种极端右翼倾向得以复活，从而再次激发了包括伊斯兰国家存在的世界上各类的动荡因素。

②杭亭顿的文化冲突论及恐怖主义问题。

柏林墙的倒塌助长了一直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最近二三百年以来，这种文化上的霸权思想，阿隆等自由主义学者不仅早已经认识到、对抗它，而且不断地公开警告西方社会：它不仅造成了人类文化的巨大毁灭，而且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族群之间、文化之间的敌对及灾难。由此我们看到，杭亭顿的文化冲突论毫无新意，不过是一百年前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翻版，它立即再次激发了东西方，尤其是源于亚伯拉罕的三大宗教之间的文化冲突。而这个公开宣称的文化对立的政治化导致各种国际社会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说，是西方的原教旨主义者激发了更为极端的其它团体的恐怖主义是不为过的。而这种对立冲突和历史上的在欧洲发生的宗教冲突不同，近代社会的世俗化及物质化使得他们更多的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化冲突。

③恐怖主义问题、各类其它团体的“极端政治化”的要求在九十年代中期后，在世界各地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和动荡。从九十年代初期的南斯拉夫、苏联的车臣，到阿富汗、东南亚，再到乌克兰、中东，各种极端的宗教团体、族群问题造成了百年以来最严重的难民问题。而难民问题又在中西欧以及东欧等国家激发出来百年以来的又一次“民粹主义”高潮。它们把十九世纪中期后产生的世俗的族群对立问题也再次推向高峰。

④共产党国家及其思想的再次复兴：由于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八九大屠杀的制裁及八九年东欧集团的崩溃，迫使中国共产党政府等残存的共产党国家在九十年代初期以后采取更加实用主义的韬光养晦。对于共产党的本质及威胁，西方国家早就有过深刻的研究及认识，但是匪夷所思的是，西方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不仅争先恐后地向中国投资，以此利用这些专制国家可以逃避普世价值及环境关心来盘剥中国的人力和资源，而且他们居然把过去在对共产党问题上已经有了的一些定论推翻，让很多谬论重新出炉，如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变了，不再是历史意义上的共产党，人权不是中国人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文化的需要及产物。在这方面，以德国的前总理施密特和施罗德为代表。而这种绥靖让中国共产党在九十年代后期起死回生，并且再次重复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五十年代中期后，七十年代初期时，苏联等东欧共产党集团经济发展的所谓繁荣。这个现象的结果就是时下人们看到的，三十年前冷战时期的世界现象重现，中共和西方的对抗逐渐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⑤近年来，东欧以西欧的一些民粹主义者在欧洲推起的对抗一个统一的欧洲，提出文化、种族、国家级地区的封闭主义及排他倾向，如匈牙利、波兰、捷克的倾向，英国的脱欧，以及西班牙等国出现的要求地区分裂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一些欧洲自由主义学者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东欧国家级社会出现的倾向直接对抗的是启蒙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及价值。

⑥一九九二年，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共产党统治，或者说在八十多年的毋庸置疑的全盘西化的潮流席卷后，出现了要求全面恢复到中国传统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法轮功及其修炼群体。这个群体在九九年遭到公开镇压，在二〇〇四年推出全面否定共产党统治，特别是是从根本上否定其出现的历史现象的《九评共产党》。与此同时，他们一方面推出退党运动，另一方面明确地提出清除党文化，并且创立了“神韵”艺术。这个历史性的努力还在持续发展中。它是否能被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多元文化的意义，认识到它不是西化的产物，是开放的真善忍，开放的“修炼”而不是封闭的被翻译成中文“宗教”的西文的“religion”，以复归中国文化的开放性来扬弃最近二百年人类社会西化所带来的无法克服的封闭性，这也就是说未来发展会走向何方，能否对以后的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影响，现在应该说还是未知的。

3.再从认识论基础上谈福山和杭亭顿

如果人们认真研究及思索最近三十年来的上述种种现象及思潮，人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一切基本上都是最近二百年来人类社会所经历的问题，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的重新回潮。历史不仅没有因为柏林墙的倒塌而改变了人们所面对的问题的历史性质、思想性质，而且由于人们的麻痹及绥靖，使得二百年来面临的问题更为加剧甚至泛滥。

首先是对于八九年东欧集团崩溃而来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观点。

这个观点从“认识论”、“方法论”上看，是典型的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国家论，甚至可说是马克思的一元论历史观的不同表述。而这种思想，归根结蒂它和黑格尔及马克思的思想一样，不过是基督教的天国论、千年盛世论的世俗表述。

对于把宗教理想移植到知识分子世俗的观念、意识形态，并且作为“规律”和“目的”来论述语言历史，也就是在十九世纪出现，上个世纪初期泛滥的历史目的论，历史决定论，波普等思想家早就有过详尽的分析和批判。

其次，无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还是杭亭顿的文化冲突论，如前所述，它们都是建立在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基础上的思想。任何人都能够看到，它们实际上根本就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讨论、反省过的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赤裸裸的翻版。而这个西方中心论的认识论基础也可以说和马克思及他的共产党信徒所宣扬的一元论史观的基础类似，是另外一种教条的一元论。而这就是卡尔•波普明确地批评过的“封闭的社会”的思想及实践。福山的历史终结于西方后基督教社会的国家政体，杭亭顿以西方文化为中心和其它文化对立起来的思想，说到底就是封闭的社会的公开再版。

这样一种强烈的、极端的排他性的思想信仰倾向，种族和地域倾向及文化倾向，极为典型、清楚地反映在欧洲民粹主义对于难民问题的态度中。他们所公开宣扬推动的无非是以下两点：

第一，排斥其它信仰及文化的难民，要求自己的国家重新回到封闭社会，成为排他的种族国家、单一文化国家，或者地域国家。

第二，从一个统一的开放的欧洲重新退回到各国分立，甚至新的排他的地域和种族国家。
无独有偶，无论中东的伊斯兰国家，还是东欧国家，乃至亚洲或其它地区的问题，在这类族群问题上显现的同样是这两个特点。所以八九年后的问题，让人们痛切地感到，它不过是西方曾经存在过的问题的翻版，启蒙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波普、阿隆当年讨论的认识论问题、启蒙问题，开放社会问题依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