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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后基督教社会世俗化教条思想与启蒙及认识论问题
细心的读者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在对于共产党问题的认识中，在对于最近二百年历史的认识中，有三个方面使得我始终感到认识论问题是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
首先就是我自己亲身生活经历的极权主义共产党文化，即我们常说的真理部文化。
其次是在八九年以前的一百年，起自波普一代知识分子的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分析中，即哲学根源、极权主义理论的产生及发展以及政治化、世俗化基督教问题的提出。
第三是一九八九年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后，世界出现的新的历史问题及灾难。
这三方面的经验历史让我深深地感到，文艺复兴后发生、发展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它的核心或者说基础问题、认识论问题，不仅没有过时，反而由于时下的纷纭发展、扑朔迷离、依然受到严重威胁的世界形势，让人越发感到重要性。而认识到这一点，我认为其实并不难，只要看到时下这个世界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的性质，乃至结构来自何方，就很容易理解到为什么启蒙及认识论问题更为迫切。
1.从认识论问题看社会文化思想的规范及范畴问题：
理论是人想出来的一个描述问题的方法及参照系。好的理论能够让历史现象及问题变得简单明了，并且能够让人们从中得到一定的预见性。对此，笔者在所谓现代社会的来源，欧洲社会的背景上建立了一个发展变化的参照系。
基于托马斯•库恩对于科学革命的分析理论的认识论基础，笔者认为，一个社会及国家的发生发展，如一种科学理论及科学共同体的形成一样，是一种信仰，或者说形而上学前提演绎出来的范畴及结构。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形而上学前提，演绎发展出来的社会及其文化也不同。
回顾最近二百年来的历史，现在我们可以说的是，十九世纪以来，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大的、跨地区的灾难，都染有基督教社会所曾经有的特质，都是基督教社会曾经有的灾难的世俗化的翻版。这个观察让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现代社会，不仅需要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前提，而且需要寻求在这个前提下的新的范畴及新的结构。
为此，认识论问题——托马斯•库恩所使用的科学认识论，科学革命的理论让我们一下子简单清楚地看到十九世纪后，最近二百年来人们曾经试图借助东方、借助古代希腊、借助绝对理性、借助非理性，甚至坚持启蒙所苦苦思索并且感到茫然的问题所在，一下子豁然明朗。
2.再谈后基督教社会中的启蒙及认识论问题：
现在没有人怀疑启蒙及认识论问题的探究对于欧洲社会从基督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欧洲发展到近代社会的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启蒙在今天，当代社会中的作用，扮演的角色却并不是一个很清楚的问题。最近一百年在西方，以及由于西方全方位的扩张为人类社会带来的严重问题，乃至巨大的灾难引起人们多方面的思索。一部分人认为它是启蒙造成的负面结果，认为各种意识形态问题，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唯科学主义、各种非理性思潮是启蒙的产物，甚至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等都是启蒙的极端化的恶果。它导致形形色色的对于启蒙的质疑，如启蒙的辩证法等。但是，以波普、阿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却是明确地、毫不动摇地称自己是启蒙主义者，启蒙的继承人。波普并且坚决地拒绝所谓法兰克福学派等的思想及语言方式。
反思最近一百年来的思想史，尤其是波普在这个思想史中的地位及作用，围绕启蒙问题它让我们再次看到：
在政教分离发生后，在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对于欧洲社会，乃至对于被西化泛滥席卷、西方占据了支配地位的现在世界，如何看待以往的启蒙及认识论问题探究的发展，以及它和当代所发生的问题的关系，以往的启蒙及认识论问题在当代是否仍然具有以前的那种决定性的重要性，成为最近半个世纪思想界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因为如果认识到，这一百年来的世界进入的并不是现代社会，而是政教分离后的后基督教社会，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启蒙问题、认识论问题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为什么它甚至比文艺复兴后更加迫切，更加重要。
2.1.启蒙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人们的信仰，即人们对于上帝的信仰，而是人由他发展出的教条带来的问题。
一个社会的形而上学前提，或者说“信仰”作为前提，是一个假说，不是怀疑的对象。而人之为人，之有认识、思想及感情，就一定都会有不同的形而上学前提，不同的相信的内容。信的人就去相信它，不信的人就走开好了。启蒙的发生，启蒙主义者们对于认识论问题的探究，是因为这个信仰衍生的神学思想方式，教条内容，以及它所形成的教会组织禁锢、乃至迫害了人的存在及思想。
启蒙及认识论问题的发生是为了突破基督教教会建立的政教合一的社会、及神学教条对于人们思想及社会行为的禁锢。
2.2.为此，政教分离后，是否需要启蒙就要看是否过去需要启蒙的那种条件和环境还存在，即过去的神学式的思维方式，教条内容还存在；是否过去的那类禁锢人们思想及行为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还存在？
在审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我提出的后基督教社会理论，或者说参考框架可以让研究者非常简单、明确地看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回顾思想史及政治社会史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八世纪后，甚至可以说在文艺复兴后，欧洲存在着三种潮流：
A.造成文艺复兴的古希腊文化思想、启蒙思想、自由主义思想的继续；
B.在两个方向的对于旧有的思想方式及文化方式的坚持，或者说对于古希腊思想、启蒙思想的反弹，即或者是直接的对于神学经院教条思想的坚持，亦或是间接的用新的世俗的内容取代上帝和神的存在，建立取代它们的世俗宗教及教条，即意识形态；
C.在这两者之外的寻求，如存在主义思潮等一些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带有文学性、思辨性的冲动思潮。
2.3.在这三种思潮中，二十世纪欧洲及世界发生的灾难及问题，即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极权主义带来的问题，让我们看到建立在二元论的思想方法基础上西方思想，它是人类的探究问题的根本冲动之一。因为它是二元的，所以求知的古希腊哲人从一开始就在不断地探究它的根本问题——认识论问题，即这种探究方法能够得到什么，它的界限在哪里。这个冲动一直存在，但是由于基督教的一元论而在一段时间被推到后面。文艺复兴后，经过英法的经验主义、唯理论的探究，经过康德到达当代的维也纳学派、波普等各种科学哲学思想流派，以及各个领域的自由主义者。所以首先从认识论的基础上让我们看到，只要是欧洲二元论思想文化，那么二元之间的关系，即认识论问题、启蒙的冲动及必要性问题，也就是说要弄清楚的质问就会永远伴随着它。这就是说A的存在是永远的，只有当基本的文化思想，形而上学前提彻底地改变了，以及人们不再是天经地义地在二元论基础上思索问题，它才会被弱化或者完全推举到幕后。
其二，极权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崩溃的历史事实让我们看到，极权主义的发生是由于政教分离后世俗思想进入取代神学，成为意识形态。而世俗党派及知识精英团体把这类意识形态当作自己的“圣经”，他们自称代表真理，全面彻底地取代了上帝及教会的位置，从而建立了世俗的政教合一，即党政一体的所谓现代极权专制。正是上述特点决定了共产党专制和历史上的一切其它专制不同，它独一无二地具有的自己的专制文化——党文化。
共产党社会的这种彻底的世俗基督教社会的特点，它拥有自己的党文化的特点，让人们看到它其实就是一种世俗化的中世纪欧洲社会。为此这也就从另外一方面说明，启蒙对于这个社会比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更为迫切，启蒙对于现代世界——后基督教社会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就是说，在后基督教社会中，因为我们还生活在政教合一的欧洲社会——西方社会在政教分离后遗留下的教会社会的结构及文化。对于这样一个老瓶中的陈酒，无论是传统的教会神学思想还是世俗教派的教义，即“党派思想”、“意识形态”，都不断地需要我们在认识论问题上质疑、追问。
这就是说：只要意识形态存在，我们就永远需要启蒙！
3.对后基督教社会的认识再次证明认识论问题的重要性：
3.1.在对于上述历史现象及问题的认识中，不仅在问题的提出及研究中可以让人们看到认识论问题的重要性，而且对于如此明显的问题人们却为何迟迟看不到，即人们为何迟到今天还没有接受这个本来是如一二三那么简单的后基督教社会问题，它显示的也是认识论问题的重要性——观察渗透着理论。
观察渗透着理论是康德对于认识论的考察，或者说经验主义者对于认识论问题的探究在二十世纪的进一步的展开。
发生于文艺复兴后的对于认识论问题的探究，经验主义的研究在上个世纪中期后，通过量子力学等新的物理认识的推进，如测不准原理，人们发现了观察渗透着理论。说来这个理论很简单，即对于一个生物学家来说，显微镜下显示的是微观世界的秩序，但是对于没有这个理论认识框架的一般人来说，却不过是一团混乱，不知道显示的是什么。同样在最近二百年，在不同历史时期，后基督教社会显示的特点尽管如此明显，却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被人们认识到，如“意识形态”问题，“极权主义社会的基督教文化”特征，“政治化宗教”、“世俗宗教”问题。而福山、杭亭顿提出的问题及其后的流行，以及最近二十多年世界对于灾难性问题的不同方向的关注及讨论，不仅是后基督教社会基本上还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认识到，而且福山及杭亭顿的看法自身就是典型的基督教世俗化思想的产物。
我相信，不要说八九年以前的百年，单只是八九年以后的现象，任何稍微有点头脑的读者都会从我列举描述的那六个主要现象中看到，没有一个是新的问题，它们都是历史的重复，是典型的后基督教社会的现象！
观察渗透着理论告诉我们，长期以来，欧洲社会的自身固有的，传播给现在世界的偏见，阻碍了人们对于现象的认识，对于问题的思索。
不只是共产党真理部的雾霾，而且西方固有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优越论的思想，严重地阻碍了人们对于当代历史及社会的认识。
3.2.再谈意识形态、认识论及当代社会问题
A.康德的一句话可以说构成了启蒙最根本的特征。康德说，休谟的著作使他从“独断论的睡梦”中惊醒过来。Dogmatism，这个西文被翻译成独断论、教条主义。它的意思是它具有不可争辩，不容讨论的正确性。它的词根是Dogma的，描述的是基督教神学、经院哲学中教条、教义。
为此是否还需要启蒙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是否还存在这禁锢人们思维的独断论，即十九世纪后的世界人们是否还被独断论的“‘教’‘条’”所控制。点检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发生发展，世界灾难的原因，极权主义研究者发现，产生于十八世纪末期、十九世纪初期的意识形态在二十世纪的世纪性的灾难中产生了根本性的作用。凡是极权主义国家，它的产生建立及巩固都和意识形态问题紧密关联。它产生于意识形态，然后在社会及团体中推行意识形态化，乃至彻底地意识形态化。为此研究者发现意识形态是一种世俗神学教条思想体系，是基督教教条的替代物。在极权主义国家它可说是逐字逐句、逐点逐面地取代了过去基督教国家的基督教的地位。为此，可以说在政教分离后的今天的世界，甚至存在着更为迫切的启蒙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复兴的古希腊哲学，启蒙、认识论的探究面对的是基督教神学教条及社会政治结构，在今天人们面对的是取代神学的各类意识形态，哲学与各类“意识形态”的不同及对立是根本性的。
在这里笔者要强调两点，第一，近代那种建立体系化哲学，如黑格尔哲学，不是希腊哲学的产物。或者说，这类倾向更多的是基督教的教义化倾向，而不是哲学倾向。它可以说是经院思想对于康德哲学的反动及背离，即基督教文化思想对希腊哲学的倾向的污染。
第二，在党文化中存在的所谓知识人，如果没有康德那种从独断的昏睡中觉醒的过程，就不要谈任何别的问题。
B.在我强调当代启蒙的时候，强调意识形态是一种世俗基督教神学，一种替代独断论思想体系的时候，人们一定会问，它的认识论的前提，即形成它的基础是什么？为此，后基督教社会的启蒙和认识论探究，不仅全盘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面临的问题，而且还有着比文艺复兴时期更多的问题——那就是一种文化及社会存在的信仰前提，形而上学前提。
文艺复兴时面对的基督教社会信仰的是上帝。在这里笔者要再次强调，对于信仰是不能够证明及怀疑的，它只是一个信还是不信的问题。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认识论的探究面对的是这个信仰衍生出来的教条、教会，文化社会问题。然而，在当代，后基督教社会人们面对的不仅是以往所有的由对上帝的信仰“人所孽生出来的教条及文化”，而且还要更多地面对政教分离后，由人本主义产生的试图取代上帝地位的各种性质的“人”的地位。为此，启蒙及认识论问题的探究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甚至比信仰上帝的问题还要复杂，我们必须探究：人是否能够代替上帝，一切是否能以人为本，人为“中心”？一切是否能够从人的存在出发？人本主义能够绝对化吗？人能够“无所不至”吗？
对于“人”是否能够作为绝对的信仰以及谈论一切问题的前提及基础的审查，告诉我们，过去的教义及教条是和“上帝”联系在一起“人”的思想产物，当代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和“人”联系在一起，“人”的产物。它是绝对化的“人”导致的绝对化的思想、绝对化的观念，它是一种绝对化了的人的教条和教义。绝对化的人带来的问题比绝对化的神——上帝还要多得多，还要严重的多！
极权主义国家的历史让人们看到，绝对化的个人及党派，带来的是比中世纪前的宗教征伐、宗教迫害还要严重的灾难。为此，绝对化的人本主义可说是一种广义地取代基督教的世俗宗教。由此而产生的绝对化的人或者党派的极权主义可以说是这个近代世俗化过程中的世俗宗教的一种。
在笔者看来当代社会的各种观念化、人欲化的泛滥都可说是与极权主义平行存在的世俗宗教现象。为此，不仅共产党社会迫切地需要启蒙，而且在所谓民主社会中，不加束缚的人的膨胀现象，同样是需要启蒙，需要人们对自己的存在的探究、怀疑和约束。知道自己能够知道什么，不能够知道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够、不应该做什么；人的欲望泛滥的后果是什么？如果不知道，不能够解答，就不能够随便地让人类社会的欲望及企图如此放肆地膨胀泛滥！
C.当代，即后基督教社会需要启蒙，不是我的发现及强调，而是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前辈自由主义学者就深切地认识到了。笔者亦步亦趋地追随的当代科学哲学家波普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示，自己是启蒙主义者，康德传统的思想家，他继承的是启蒙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在这个基础上，波普探究了认识论问题和极权主义问题的关系。这些问题包括，一元论问题（Monism）、整体论问题（Holism）、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和意识形态问题。他认为，在认识论问题上发生的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部分知识分子或建立或追随共产党建立了专制，为世界制造了灾难，犯下了无法饶恕的罪行。坦率说，现在九十年已经过去，世界也发生了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崩溃，共产党集团遭受到了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人民的无情抛弃。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世界，或者说西方社会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论的基础上接受并且反省过去的历史，而是竟然直接地导致了过去后基督教社会中孽生的其它倾向。一元论、整体论、历史决定论更为严重地向世界宣布，西方的历史发展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历史终结于西方社会及制度的发展，基督教文化至上论，白人至上论，白人至上的美国至上论，以及不同地区、国家、宗教信仰、文化乃至种族的至上论，公开地反对多元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公开地对抗启蒙主义传统。
D.对于在当代即对后基督教社会的研究中强调启蒙和认识论问题的卡尔•波普来说，在他研究了上述问题后，最后归结到对于开放和封闭问题的研究。他把当代发生的由所谓知识精英建立的极权主义社会的起因归结到古希腊思想中对于认识论问题的探究中的问题，即人对于人的知识是如何建立的讨论中的柏拉图理念论。他认为柏拉图的理念论不仅导致了开放的希腊思想的封闭，并且导致在这个思想基础上的封闭社会的思想蓝图及建立。为此波普在二次大战时期完成了他的巨著《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
由于在冷战时期的共产党社会，完全是这个思想的具体实施，因为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样的理念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及社会的封闭性。但是人们重视了它的现实的政治性、制度性，却下意识地没有更多地注意到它所带来的哲学上的封闭性、文化的封闭性。为此，波普的这个开放的社会的研究，并没有伴随柏林墙的倒塌而促使人们更深入地研究它的认识论根源，即哲学及文化根源，从而能够乘胜推进宽容开放的社会及文化思想的更为广泛深入地扩展。
由于在冷战时期的共产党社会，完全是这个思想的具体实施，因为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样的理念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及社会的封闭性。但是人们重视了它的现实的政治性、制度性，却下意识地没有更多地注意到它所带来的哲学上的封闭性、文化的封闭性。为此，波普的这个开放的社会的研究，并没有伴随柏林墙的倒塌而促使人们更深入地研究它的认识论根源，即哲学及文化根源，从而能够乘胜推进宽容开放的社会及文化思想的更为广泛深入地扩展。
在笔者看来，杭亭顿的文化冲突论，九一一事件，难民潮，西方右翼民粹主义以及川普在美国的兴起，都显示了文艺复兴后进入后基督教社会的西方思想及文化所固有的封闭性。他们把十九世纪，政教分离后兴起的意识形态问题、族群问题、国家和地区至上问题的封闭性、排他性、对抗性显示得淋漓尽致。而这个互相排斥并且导致残酷地互相争斗的现象让我们看到它的根源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波普所曾经看到的开放还是封闭的问题。它再次让我们看到，在认识论基础上探究当代政治及社会现象的开放及封闭性，文化的开放和封闭性，事实上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时一样，是时下思想界、知识界最重要的任务。所以波普提出的开放和封闭问题，触及到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打开后基督教社会的一把钥匙。而这个开放及封闭的根源，究其根本就涉及到古希腊人的二元论。在二元思想基础上产生的知识论、文化社会思想，它的极端化、教条化，就会导致具有强烈的排他的宗教出现，就会导致强烈的排他的思想、意识形态及文化的出现。为此现在可以说，在认识论基础上，从《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深化到“开放的文化”及其敌人的认识论探究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
要达到这点，克服基督教文化的教条化倾向，不断的认识论的探究及追问是一个有效方法。要克服希腊哲学可能带来的偏颇，启蒙主义者及波普早就给我们准备好了药方：
那就是关注认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继承启蒙思想；
在研究的时候，首先要怀疑自己，告诉人们，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研究只是一种推测，一种描述；
没有人能够称自己代表真理！
六. 结语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也就是小记我五十年对于共产党问题、极权主义问题的探究，以及对于学术问题的认识及看法的时候，细心的读者都可以看到，认识论问题，也就是启蒙带来的思想方法及倾向，或者说的更深远一些，启蒙所复兴的古希腊的“哲学”方法，Philosophy方法贯穿了我一生对于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及思想问题的认识。细心的读者同样能够看到，实际上认识论问题也贯穿在当代的一切学术问题中。即无论哪种思想流派，它都是在一定的认识论的基础上产生及展开的。为此，在结束本文的时候，积我五十年读书、思索、研究的体会我要向年轻的朋友再次强调：
当你读书的时候，评价一本书、进入学术领域的时候，首要的是认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当你看一个作者的时候，同样首先是要弄清楚这个人谈这个问题的认识论基础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方法。这样你就能够弄清楚他能够谈什么，不能够谈什么，他应该怎样谈才合乎他所赖以出发的认识论基础所要求的方法。
笔者在此要强调，任何一种认识论及其思想方法都有着它的界限，任何一种概念思想都有着它自己的前提，他不可能肆无忌惮地谈论任何问题。那种混乱地、天南地北、风马牛地使用概念术语的人，不是弱智，就一定是学术领域中的江湖骗子。所以对于凡是根本不知道自己使用的是什么方法，更说不清自己研究的认识论基础的人或读物，读者必须抱有极大的警惕！
其二，在考察极权主义及其理论的产生、发展的时候，波普认为极权主义国家思想及制度有其认识论的基础，他为此探究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而库恩的科学史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告诉我们，国家是一个社会文化思想的形而上学前提展开的规范及范畴的结果。起自九十多年前的对于极权主义理论的研究历史，则让人们看到各种不同的认识论基础对于极权主义概念的认识及研究方向、结果各不相同；一些文化社会学学者探究了基督教文化传统衍生出来的一般国家结构及极权主义制度。所有这一切再次清楚地告诉我们，认识论的探究，不同的认识论基础，在思想史、政治社会史，以及对当前发生的各类事件的认识中是基础问题。为此，在结束本文的时候，笔者要告诉青年学人：
在你进入学术领域、做研究工作的时候，积我五十年在知识领域，人生领域探索的经验——认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是根本问题；
看不到这个问题的，不明白自己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错误的，不会是一个好的学者，一位好的知识分子。
2018.12.10 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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