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认识论与极权主义问题研究
不同的认识论基础直接导致对于上个世纪初期在欧洲产生的共产党、法西斯及纳粹极权主义问题的不同认识，不同的语言描述方法、不同的极权主义理论。在笔者当年的反叛中，其后在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中所接触到的各类学派及人，以及极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中深切地体会到这一不同。为此，本节将分三方面来介绍认识论方法论问题在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哲学探索，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探索，以及文化根源问题的探索中的作用。
1.对于极权专制的认识论思想根源的探究
1.1.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始于一九一七年出现的苏联共产党政权和一九二一年出现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后。对于这一专制，人们在描述分析它们的时候发现，它是一种历史上从未曾出现过的专制，任何以往的概念、术语及理论都不适于它。为此，在它出现的同时就出现了对它在政治、社会、历史、思想上的特点，以及产生的原因的研究。
生于一九〇二年的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在中学和大学期间经历了这个专制的出现以及在上个世纪初期的欧洲精神及知识界造成的混乱影响。一九一九年，他十七岁的时候参加了一次由共产党组织发动的学生运动，亲自经历了共产党不择手段、不顾及人命、操纵、利用学生运动，及其直接给民众及社会造成的恶果。为此，他开始对共产党及追随他们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所狂热地追随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反省思索。由于他自己也受到过造成这种专制、这种对社会具有灾难性的恶果的知识界的影响，也由于在一九年后，这一思想倾向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给欧洲及世界连续带来的灾难，因此探究共产党及法西斯专制的特点，他们在欧洲能够产生并且发生影响的原因，特别是产生这个意识形态，社会影响，以及政治制度的思想原因，即关于极权主义和认识论的关系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客观知识》……等著作，几乎可说是具体、详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波普从对于是否有客观性，究竟如何理解人类认识所谈的客观性问题开始，探究了整体论问题，本质主义问题、以及涉及知识论问题基础的唯名论问题，进而在这个基础上批判了整体论、历史决定论。
阅读过一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人都知道，这种整体论和历史决定论不仅和希腊哲学毫无关系，而且甚至也没有经过中世纪唯名唯实论的探究，它们不过是在神学主宰世界时对于世界所有的那种专断、教条的一元化全面用在世俗社会及思想问题上。这个倾向由黑格尔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的国家或观念，党团或族群个人取代上帝及教会，人间共产主义取代天堂的世俗宗教倾向，贯穿在所有那些追随马克思开创的潮流的知识人的思想中，如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等多种著作，考茨基的六卷本的《唯物史观》。事实上，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著述中，波普已经彻底摧毁了马克思主义赖以建立及思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包括他们不断宣称的唯物主义史观问题。但是波普并没有停步，他继续探究了这种专断思想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根源，提出开放和封闭问题，追溯到柏拉图，比神学教条更为根本的认识论思想基础问题。这个探究把极权主义专制的产生彻底地追溯到西方固有的二元论认识论基础，即建立在人和自然，主观和客观的对立，以及对这种对立关系的具体研究上。
在笔者看来，这一对于二元论的基础的探究涉及到了发生并且最终导致这一极端现象的极权主义最根本的思维方式的根源。这也就是说，没有一种其它的专制，例如中国传统专制会导致这种控制人的行为、思想、社会的一切的“彻底的一元论”的专制，这种“彻底的一元论”的专制只产生于欧洲或者说西方的这种“二元”的认识论基础上。而这就让我们看到，这种二元基础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悖谬，二律背反的界限。
波普一生非常强调自己是康德的学生，是启蒙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我认为，波普对于柏拉图的理念论、对于其所带来的封闭性的批判性的质疑追究，实际上完全是在康德对于认识论问题探究的道路上，可说是康德二律背反问题在政治哲学上的展开。
波普的这一探索给笔者的启发还有，在不同文化的思想方法中，二元论的思想结构应该是比所有其它的思维方法，例如天地人互相联系、循环转化的思维方式更多地导致排他、封闭及对抗。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欧洲历史及文化带来比其它文化更多的、不同形式的专制。
1.2.关于波普指向柏拉图的认识论问题的探究中，即在重新思索波普对于柏拉图的理念论与现代专制的关系的探究中，也在最近百年对于意识形态问题和启蒙思想问题的区别的探究中。笔者在此要再次强调：那种构造体系的观念论的倾向，例如德国的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哲学，成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哲学，实际上并不是希腊哲学，Philosophy意义上的哲学，而是一种经历了基督教神学思想方法，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生的披着所谓哲学外衣的思想体系，即如中世纪前欧洲曾经用神学取代了希腊哲学一样。政教分离后的欧洲，虽然经历了文艺复兴，希腊思想文化的复兴，但是政教分离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种新的既不同于神学也不同于希腊哲学的思想体系，它带有神学的思想方法及构成方法，但是当然它不能够，也不愿意称自己是类神学或世俗神学，只能够称自己为观念论或者意识形态ideology。然而这个术语，观念学说，或者说中文的思想学说，甚至在拿破仑那里都是作为一句骂人话而出现的。为此他们更愿意借用希腊的术语，用“哲学”来称呼自己。然而它们却不是哲学，Philosophy，它们是“意识形态”，ideology。
观念论和神学一样，是二元的思想方法的一种极端化、片面化的产物。
然而，观念论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一种思想现象虽然在研究历史和政治、社会问题上极为重要，但是在真正的哲学领域中，却并非如此。即如我在最近的文章所不断强调的：在哲学研究的传统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问题没有任何地位。因为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在希腊对于认识论问题辨析的哲学中，都没有任何地位。准确说认识论问题，希腊哲学探究的是人何以以及如何认识外界，也就是对于具体的人的感知、认知、概念、范畴的辨析、认识。对此，绝对的客观性、绝对的主观性都是不存在的。
写到这里，笔者要加一笔。在哲学上，认识论问题方向上对于极权主义的探究，在波普之后，至少在孤陋寡闻的笔者看来，没有看到有沿着康德思想的方向上更进一步的展开。但是在今年六月，笔者幸运地和布拉赫教授的几位在极权主义研究领域中已经有所成就的学生之一莫尔（Dr. Marc-Pierre Möll）博士联系上，收到他的来信。他在信中简单而清楚地为笔者介绍了他以康德的思想为框架，即从康德的内在和外在自由出发对于极权主义的认识。他认为内在的自由是思想的自由，它受道德（意愿）的影响。外在自由是行动自由，可以由此出发来讨论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认识及定义。他希望能就这个方向和我进行更多的对话。
笔者非常希望以后有机会向莫尔博士进一步求教，在此，笔者借此文对莫尔博士公开表示感谢。因为过去几年，在笔者把握德国及欧洲曾经有过的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中，莫尔博士的著述《社会和极权主义制度：理论史上有关极权主义问题的的争论》（Gesellschaft und totalitäre Ordnung: Eine theoriegeschichtlich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Totalitarismus；Baden-Baden，Nomos.；1998）一书让我获益非常深。它几乎成为我进入每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去查看的书籍，大大地减轻了我的阅读量，很多时候我可以直接沿着他的论述去寻找参考读物，并且借鉴他的看法。他思路清楚，文字非常精致、有特色。
2.政治学上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认识论根源
在波普那里，虽然出现过极权主义这个术语，但是他并没有积极介入对于这一概念的专门讨论，他也从来没有把他的研究冠之以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他研究的是共产党和法西斯、纳粹专制发生发展的认识论根源，即它的思想和方法的根源，以及为什么会导致那么多的知识人受到它的迷惑，而误入歧途。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波普的这一研究，对于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构成了所有关于极权主义研究，即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及文化社会学等的基础，无论哪一个方向上的研究最后都离不开认识论、方法论问题。这道理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因为认识论问题是古希腊所称的哲学问题的基础，即对于认识及其对象，人与自然，思维与客体的关系的探究构成了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基础。对这一二元问题的关系的不同展开不仅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观点，而且发展出物理学、生物学、政治学等不同的学科。所以到现在为止，高等教育中研究基本知识的学科的学位，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等都称为哲学博士、哲学硕士。
对于一九一七年出现的俄国共产党政权、一九二二年出现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以及德国一九三三年建立的纳粹政权的专制的特点，最早的探究始于历史和社会学的研究。一九一七年出现的共产党政权所具有的极为不同寻常的专制特点不仅引起了一般欧洲知识界的关注，而且引起信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各国共产党学者的批判，例如考茨基。这种关注探究首先是历史和社会问题上的。对于这一不同于欧洲社会以前的各类专制的新的专制的出现，最初人们或是到欧洲以外，或是到历史上去寻找解释它的模式，例如有人认为它是一种亚洲式的，有人认为它是鞑靼式的，有人认为它是一种返回原始野蛮状态的专制，但是人们很快发现，到历史上及到欧洲以外去寻找这种专制的来源及特点是徒劳的。为此人们开始用它是一种“现代专制”（Modern Dictator）来称呼它。
极权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一九二三年，墨索里尼把自己对权力的控制称为极权主义。这个称呼立即被当时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的政治学者接受，并且开始运用它作为分析新专制的概念工具。随后，在二十年代中期后这个概念进入德国，成为自由主义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的争论内容。在二十年代末期后伴随德国政局的变化，纳粹的兴起，迫害的加剧，这个描述也被推向法国、英国、奥地利等欧洲各国。三十年代中期后，此前在德国参加到讨论中的左派知识分子瓦尔德玛尔•古瑞安（Waldemar Gurian）、弗朗兹•波尔肯瑙（ Franz Borkenau）、齐格蒙德•瑙伊曼（Sigmund Neumann）、弗朗兹•瑙伊曼（Franz Neumann），以及弗格林、弗里德里希等或者流亡，或者移民到美国，极权主义概念及其曾经的讨论也随之被这些流亡到美国的欧洲知识分子带到了美国。
二次大战结束后，一九四六年流亡英国的德国著名的政治学者雷布豪尔茨（Gerhard Leibholz）立即就在英国的BBC电台呼吁人们关注未雨绸缪的冷战，特别呼吁人们关注“极权主义”的继续蔓延及对人类未来的威胁，强调继续战前就开始的极权主义的讨论的重要。而就在此后，一九四七年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乃至人类社会，惊魂未定就立即被带入冷战，因此极权主义问题也再次迅速地成为西方最为关切的问题。从那个时候起，如何从政治上、文化思想上、历史上认识极权主义问题，被人们广泛地接受，时高时低地一直持续到今天。此间经历了苏联的所谓解冻，七十年代的欧洲的缓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及所谓改革开放，以及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然而，进入新世纪后的日益动荡的世界形势让人们看到，它依然是研究理解时下世界问题的一把钥匙。
在五十年代后政治学界以及历史学界中，最著名的学者有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赫尔农（Klaus Hornung）和诺尔特（ernst Nolte），鲍尔曼（Friedrich Pohlmann）、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耶瑟（Eckhard Jesse）等人，其中德国波恩大学的布拉赫教授在八十年代更特别提出，二十世纪是一个“极权主义时代”。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在有关极权主义问题的文字中十分有名。但是，据德文版的维基介绍说，流亡美国的阿伦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年开始积极从事有关极权主义问题的写作的，四八年、四九年进一步做了补充，一九五一年她把这些文字收集成一本书出版，即《极权主义的起源》。
仔细思索、查看发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至今几乎百年的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无论是政治学、社会学还是历史学的各类不同的研究论述，不仅每一种对于极权主义的探究的倾向及结论都和它自己的认识论基础有着深刻的联系，而且我们进一步还可以发现，占据主流的、最有成效的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和波普所坚持的认识论基础——启蒙主义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更准确地说，它同样也是波普追随的启蒙主义思想在政治学领域的延伸，是波普推崇的哲学思想的扩展。对此，笔者在这里简单谈以下三点。
A.在政治学领域，各类不同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及方法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于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态度及想要达到的结果不同。在过去将近一百年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研究，以及这些研究对于时下研究的影响中，可以说最有成效、影响最大的是基于经验主义基础的政治学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是法国的自由主义巨擘阿隆，二次大战时移居美国的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以及战后德国新一代自由主义学者的代表人布拉赫教授等。
这个我称其为现代政治学的主流的经验政治学，继承的是文艺复兴所复兴的古希腊的思想方法及对学术研究的要求。它要求一个概念有具体的内容及特征对应，摒弃那种无法具体对应到现实现象，无法准确运用的思辨玄学。为此，基于基础的经验主义政治学和社会学要求对于概念的定义是描述性的，其特征能够具体把握和验证，说白了也就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应该是言之有物，这样人们才能够根据这个概念证实或者证否，才能够根据这一基石做出有实际内容及思想的推论。
为此，对于新出现的“极权主义”概念的探究，经验政治学如同物理学研究那样，首先努力尽可能清楚地定义概念，提出可以观察、证明它的存在的各种特征，产生这一概念可以运用的社会现象的边界条件，然后返原求证已经发生的各种现实是否能够证实这一概念的定义及运用，继而可以进一步运用这个定义及特点对于存在的现实做出分析及推论，观察在未来的发展中，这个定义概念是否能够较为有效地做出预言。如果不能或者证伪，那么就必须要继续探究，应该修改还是否定这个概念。
这是一种有效的、有实际内容的、不进则退的，非空谈、思辨的研究过程，奠定当代关于极权主义研究基石的弗里德里希的工作就是这种研究的产物。他在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上，在五十年代初期提出的关于极权主义的定义及其六个特征，奠立了当代极权主义研究的基础及出发点。其后布拉赫等人在这个基础上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则是经验主义政治学的继续展开及发展。
B.在以政治学和社会学为基础对于过去二百年历史的研究中，德国研究极权主义的大师布拉赫教授无论在关于极权主义概念、思想的研究中，还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历史”研究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研究二十世纪的历史及政治学、思想史任何人都绕不过去的人物。
布拉赫的历史研究和他的政治学研究一样，同样是建立在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的。布拉赫是二次大战后德国历史学转折走向经验历史学的开创性的人物。他对于魏玛共和国的研究，《魏玛共和国的消亡——对民主制丧失权力问题的研究》，不仅在思想观点上，具体的对于材料的开掘和把握上是开创性的，而且其在方法和认识论的基础上，即在如何研究历史，如何面对材料，如何看待一些思想观念等问题上都开创了德国战后新的历史学、新的文化思想空气。而这一历史研究的基础就是如波普一样，启蒙主义思想带来的新的，返回到希腊的对于研究的重新理解——即认识论问题带来的新的知识观。他在德国明确地对抗了那种带有中世纪经院神学特点的带有目的性、人为的思辨体系性所谓历史研究。
对于过去一百年及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布拉赫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则是，他为这个研究带来了新的思想参照框架，他认为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是“意识形态的世纪”，到八十年代中期，他更进一步认为，可以用“极权主义的世纪”来称呼过去百年来最根本的特征。
用“意识形态”问题的变化作为描述过去一百年，或者说描述政教分离后欧洲社会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他对于历史研究的一个巨大的贡献。这一框架可以让人们更清楚、简洁地看到历史的变化，二次世界大战等历史性灾难的思想及社会根源。而这个把意识形态问题作为根本性的参照物来解析百年的历史，直接让人们能够一下子看到，在过去百年历史中，极权主义在其发展变化中的作用。所以关于意识形态问题，极权主义世纪问题的提出，可以说在极权主义研究中的又一里程碑式的贡献。
同样的意识形态问题，极权主义世纪问题，它之所以能够在布拉赫和其它倾向的研究者那里受到不同的关注，及不同的解释，也就是为什么布拉赫能够提出这个问题，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则全因为认识论基础问题，方法论问题。
在经验历史学中，即在文艺复兴后复兴的返回希腊方法的研究中，启蒙主义的思想研究中，哲学——Philosophy，和神学不仅在内容上不同，而且在认识论基础上、方法上，对知识的理解上根本不同。希腊哲学的返回造就了与教条、专断的神学的对抗，以及另外一个发展方向，造就了启蒙主义思想及科学思想，以及近代科学的发生发展。
事实上，在这样一种认识论基础上人们能够仅区别出的不仅是Philosophy和ideology，及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区别，而且还有theory——理论、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的根本的不同。理论是一种由前提经过逻辑演绎形成的自洽的描述框架，它只是多种描述对象的框架中的一种，当它不能够描述对象的时候，它就应该自然地被修正或者弃置，而意识形态则是具有绝对要求的观念系统，它断言自己正确，并且要求人们遵循、遵守。这种根本性的区别只有在波普所遵循、坚持的认识论基础上才会被认识到并且避免。
为此，在这样一种认识论基础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十九世纪初期以来，政教分离以来产生的意识形态，说白了是一种新的“世俗神学”，一个僵硬的取代过去神学教条的世俗观念系统。而这个看法就让人们一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观念思想系统和基督教神学系统一样，具有的那种“宗教的封闭性、排他性”。而当它和世俗的族群联系到一起，并且让这些族群群体作为一种绝对真理的占有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成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麦克斯•玻恩所说的罪恶的根源：
“相信只有一种真理而且自己掌握着这个真理，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最深刻的根源。”
所以布拉赫的研究：他能够看到意识形态问题的严重性，对于过去二百年人类历史的影响，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决定性质，究其根本让我们看到，没有新的认识论基础，不会有这种认识，也就不会有在这个基础上构造出的对于历史的新的认识及新的思想框架，不会有新的历史学。
C.认识论问题与阿伦特的探究：
谈到政治学概念中的极权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关于《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及其作者阿伦特，就不得不多谈几句。因为在中文社会对她及这本著作有很多不实的误解，这些误解不仅会影响到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理解以及以后的研究，而且可能误导对于更普遍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政治问题的理解。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涉及的是阿伦特一书在研究极权主义问题中的地位及影响，其次则是它和笔者在本文所中心谈论的认识论问题的关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匪夷所思的是，在中文世界居然不仅认为阿伦特是极权主义问题研究专家，而且是“最权威”的“专家”。而这样的论断和介绍，不仅涉及到是否是外行话问题，甚至可说说明他对于这一领域的探索的无知。这首先是因为，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写作，即介入极权主义问题是在二次大战后，即四五年后写的一组文章。这组文章最初涉及的只是关于纳粹及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据她说，她在四八、四九年重新修订的时候扩充了关于斯大林主义，即苏联问题的论述。在六六年的英文版中她说，全书最后成稿于四九年。一九五一年，由于外部因素，她匆匆在美国和英国分别出版了英文版。
这本书的德文版在四年后五五年出版，由她自己翻译并且修订扩充。实际上，其后阿伦特这本书主要影响在社会及媒体，在不了解极权主义问题的人那里，而在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研究的专业领域中、在学术界，却是被引用最少的文献。而对于五十年代中期后展开的极权主义研究它的影响也很小。而之所以如此，就涉及到我说的第二个问题，认识论问题。
阿伦特的思想及方法的认识论基础无疑廻然不同于波普为代表的文艺复兴后复兴的希腊式的哲学探究。研究极权主义及阿伦特的专家认为，阿伦特的这本书是一本各种题材的杂文的拼凑，它没有统一的方法，更没有统一的思想研究基础。就这本书的成书出版过程，及在当时讨论时阿伦特自己的说法，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阿伦特自己是感到的，但是她采取了一种似是而非，环顾左右而言其它的回避的方法。据阿伦特自己说，这本不成熟的文字集之所以忽然匆匆地在五一年出版，是因为她感到一种外在的压力。这本书在五一年英文本出版的时候，在美国的书名是《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而在英国出版的书名则是《我们时代的负担》（The Burden of Our Time）。
不知阅读此书中文本的读者是否注意到，这本书实际上并没有回答极权主义的“起源”是什么。据研究阿伦特的学者说，这点阿伦特自己是意识到了的，她无法决定到底是什么题目，但是由于外在的原因要在五一年就出版，所以英文版在美国和英国用了不同的书名。
对此，阿伦特自己在五一年三月四号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承认：在结尾一章，她所做的回答远远少于她所想要的。为此，在一九五五年第一次出版由她自己翻译修订的德文本的时候，她删去了四年前的英文本的前言和结论，再次扩充了关于苏联问题的文字，同时把书名改为，《极权统治的要素及起源》，（德文：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即英文：Elements and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Rule）。三年后，一九五八年她把在英国再版的英文版也按照德文版做了修订，书名则改用了美国版的书名。
在五五年的德文版中，删掉前言和结论后她特别为德文版重写了前言。在这个前言中她说，“极权主义起源于欧洲民族国家的衰落和解体，以及现代群体社会（Massengesellschaft）的无政府主义的兴起。”
在此，笔者要强调的是，不仅她的这个对于“起源”的解释言不及义，经不住推敲，而且她在德文版中使用的totaler Herrschaft——集权统治，这个说法和Totalitarism是有区别的。集权统治意味的是全部掌控权力，但是却还不是极权主义所独特具有的一元化的彻底控制。她所使用的集权统治倒是近乎保守的曾经是纳粹党员的德国政治学学者施密特在二十年代后期提出的Totalstaat，而和二三年开始出现的Totalitarianism不是一回事。
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描述的是一种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在一个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新的现代专制形式。它类似于政教合一，但是却没有更高的能够约束人的神的存在的专制。而totaler Herrschaft（Totalitarian Rule）及totalstaat，集权统治、集权国家描述的更多的是政府权力的集中，它并没有涉及到一个社会的价值和伦理问题，或者说涉及彻底的对社会的政治乃至精神的文化统治及改造。
阿伦特在五十年代中期对于此书所做的修改，应该和她在冷战初期匆匆出版《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一样是有原因的。因为此间，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五四年苏联作家爱伦堡发表著名的《解冻》，紧接着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事实上，对于苏联共产党政府的极权专制，阿伦特始终不愿意把它和希特勒纳粹的极权专制等同并论，她更愿意称苏联为“斯大林主义专制”。而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她则甚至公开认为苏联已经不再是极权主义国家。
关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解释之所以如此模糊、游离不定让我们看到，正是她的认识论基础、方法导致了她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把握角度及程度。而这点进一步告诉我们，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不是近代启蒙思想，自由主义传统的产物。
其次，由于她缺乏自洽的方法论，有时候是思辨，有时候是一种心理推测，有时候是现象堆积，有时候是观念罗列，著名的极权主义问题研究专家，文化社会学家弗格林甚至在给她的信中说，她在这本书中使用了“情绪性方法”，做了过多的判断。因此这本集成的文字，从根本上可以说“不是研究”。而对于她的“看法”，如果不说这些看法是否是错误的，那么至少可以说她既没有说清楚她所主张的极权主义的概念是什么，也没有说清极权主义的起源。而这个事实就注定了不仅让她的这本著述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对于学界的“研究”影响甚微，而且在未来的对于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中也肯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阿伦特的这本书由于它的卷帙，由于它出版的时间，至多它可以作为一种平行于那一时期出现的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研究的历史现象，出现在思想史中。
3．极权主义研究的深化——世俗宗教问题研究的认识论基础
3.1.极权主义研究的第三阶段：世俗宗教问题：
对于最近二百年来欧洲，甚至可以说西方给世界带来的灾难的研究的第三部分，一个已经或者说还正在展开的部分就是对于极权主义发生、发展的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这就是在三十年代中期后被弗格林（Eric Voegelin）和阿隆分别从不同角度，即不同的出发点提出的政治化宗教（politisch Religion）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后来弗格林和阿隆都不同程度地进一步使用了“替代宗教”（Ersatz Religion）、“世俗宗教”（Säkular Religion）来代替政治化宗教一词，阿隆甚至说，他感到用“世俗宗教”来替代“政治化宗教”的说法更为恰当。他公开声称，在政治学思想领域中，他的主要贡献不是关于极权主义问题的讨论，而是对于世俗宗教问题的提出。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我已经开始陆续对中文界介绍，不久我还会有一篇如以前对于极权主义其它问题的研究那样的有关这个题目的专门文字。
对于极权主义，共产党和纳粹“产生于基督教社会及其文化”，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我真的不知道在中国人的社会中，居然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不仅睁眼不见，而且在有那么多名家进行了研究的文献面前还要争论。
事实上，极权主义产生于欧洲文化历史，这个问题不仅是一百年前面对苏联共产党政权、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欧洲及西方社会的主流学界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且是经历了八九年的历史性的事件后再次陷入危机的西方，时下继续在更为广泛地、深入地展开对此研究及及讨论。
和一九三〇到八〇年代的五十年相比，最近三十年，对此的研究特点是越来越具体化、经验化。为此，德国学者迈尔（Hans Maier）不仅在柏林墙倒塌后主持了由大众汽车公司资助的研究项目《政治化宗教和极权主义》，并且为此已经出版了三巨册的文集，从理论上、历史上、案例研究上，第一次全面描述这个研究的历史现状，而且他自己也从多方面研究了极权主义和基督教的关系。迈尔已经出版了《政治化宗教》、《宗教的双重面目》、《通向暴力之路——现代政治化宗教》、《没有基督教的世界将会如何？》。
布拉赫先生的学生
在布拉赫学派的创生地，德国研究极权主义的重镇波恩大学，一系列详实全面的对于这一问题研究的书籍以及博士论文由布拉赫教授奠立极权主义研究专业丛书，“极端主义与民主系列丛书”（Extremismus Und Demokratie）中涌现出来，例如：
马库斯·胡特讷尔（Markus Huttner）的《极权主义和世俗宗教》（Totalitarismus und säkuläre Religionen，1999）；
弗尔克尔（Evelyn Völkel ）的《极权主义国家—世俗宗教的产物？》（Der totalitäre Staat - das Produkt einer säkularen Religion?，2009）；
科罗岑-马德斯特（Ulrike Klotzing-Madest）的《东德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一种政治宗教？》（Der Marxismus-Leninismus in Der DDR - Eine Politische Religion?，2017）……。
与此同时，意大利著名极权主义问题研究学者根提尔（Emilio Gentile）出版了《作为宗教的政治》（Politics as Religion，2006），全面地分析了最近一个世纪世界政治变化与基督教文化及社会的关系。
对此在这里，我要提醒中国读者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所有提到的、在这个研究中所使用的“宗教”（religion）一词，几乎都可以等同换成“基督教”一词，这样可以让人们更为准确容易地理解。例如迈尔研究的实际是“政治化基督教和极权主义”，“基督教的双重面目”，“通向暴力之路的现代政治化基督教”。因为迈尔及所有这些学者所说的“宗教”就形而上学的前提来说根本不能够用佛教、道教来替代“宗教”这个词。而这就更理所当然地让人们看到，时下有人居然如此使用的“儒教”来指谓“儒家”，那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极为荒诞的事情。
3.2.在此，对于这个问题，我再次特别强调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首先基督教和当代极权主义的关系的研究在西方已经是一个经验研究的题目。没有对于概念如何清楚地定义、区分划界，没有具体的事实变化和内容的描述，就不能够进入这个领域讨论。目前流行于中文世界的那类的意识形态化的谈论，在学界已经毫无立锥之地。
例如德国的迈尔提出，表面上看来毛泽东虽然自己不是基督徒，也对基督教了解不多，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具体的研究，即毛泽东的语言方式、随之而来的语录出版、存在形式，检阅仪式，发动运动的方法，政党组织以及运作都是基督教式的。
德国学者罗尔瓦瑟尔（M.Rohrwasser）则更是具体地研究了共产党社会的语言很多根本就是直接沿用的基督教宗教传统中的语言，例如异教徒、持不同政见者、异端分子、叛徒（Ketzer、Dissident、Häresie、Verrat……）蜕化分子、清洗等等……。
弗里德里希则在对魏玛共和国、极权主义发生、发展的研究中发现，中国要实行极权主义首要的就是粉粹传统社会的结构，各方面让它基督教社会化。他直接指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及中华民国的建立、北伐完成的就是这个过程。中国没有这个过程不可能有后来的极权主义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及巩固。而几乎绝大多数极权主义问题研究者都针对共产党社会依然需要和西方整体类似的表面的政党制、表面的议会存在，即中国到如今还要装模作样地要例行地开所谓两会，可以完全说明极权主义的产生和存在必须要在基督教社会的这种教会式的结构形式上。
正是在这一点上，德国另外一位自由主义大师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指出极权主义的共同特点就是：反对一切文化传统的存在，反对近代人权价值。事实上这个反对一切其它文化传统的一元论的制度，更是典型的一神论基督教文化的世俗结果。共产党社会没有神，但是却把有神的宗教的一切特点继承了下来。然而，这种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结构的高度的政教合一的一元化的特点，却绝对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不是儒家，甚至也绝对不是道家乃至佛教所可能具有的主张。
当代中国人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看不到传统中国专制和当代极权主义专制的区别，妄谈儒家，其实正是真理部对于这个社会的精神的改造的结果，那就是，他们在看任何以前的著述，都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了。其实对于这代人来说，即便是去看看距离我们不远的，出生在传统教育下的那些研究者的文献，即梁启超、王国维、梁漱溟、陈寅恪，乃至当代的余英时、许倬云先生的著述，就可以知道如何理解历史及文化，如何看待共产党强加给中国人的社会制度及思维方式，以及它们和中国文化传统思想的根本区别。而造成这代人看不到这一切的，则又要回归到本文作者强调的——认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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