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極權主義研究中的政治宗教、世俗宗教問題研究：
1.政治宗教、世俗宗教問題的出現：二十年代末期、三十年代初期
2.擴展及形成階段：三十年代中期後
3.洛克爾關於國家、宗教與文化的探究
4.古利安關於世俗宗教問題的探索
5.世俗宗教問題在二次大戰後的展開
1.政治宗教、世俗宗教問題的出現：二十年代末期、三十年代初期
在極權主義發生、發展時所伴隨的思想，以及它的群眾運動中，基督教的宗教因素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對於這個問題，早在一九二四年卡爾·克利斯蒂安·布萊（Carl Christian Bry）在他的書中，就用“變相的宗教”（Verkappte Religionen）（15）來稱呼“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布萊認為，他們要把一切統一化的努力，一方面顯示了其一元論的本性，另一方面也間接顯露了它的宗教性，這預示著，只有他們才能夠改善民眾的處境。為此，儘管這兩個運動互相之間的關係是激烈地對抗，但是，他們的來源卻是同一個。對此，我們都看到，他們能夠很輕易地帶領他們的信眾改變觀點和立場。為此，布萊再次強調，他所說的同樣的來源指的就是“變相的宗教”。法西斯主義和共產黨同樣要把各種不同的東西統一到一起的那種本性，而這讓人們看到就是他所說的，一種“變相的宗教”。對此，布萊進一步強調說，“所有變相的宗教絕不僅是一種片面的狂熱，他們同時更是要成為一種包羅萬象的思想體系。”（16）這種要把所有的不同統一到一種政治意識形態中的宗教性，特別存在於這個群體及其運動的信仰中。通過信仰，他們可以極為有效地把每個個人的個性消滅，把他們融合成群體。通過這種性質的信仰，他們同時不斷地造就出必須無條件追隨的“政治領導人”以及他的“學說”。
在三十年代初期，極權主義的這種基督教宗教性的特點受到更多的知識分子、作家的關注，其中包括弗朗茨·威爾弗爾（Franz Werfel），赫爾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以及著名作家羅伯特·穆塞爾（Robert Musil）。
威爾弗爾則在一九三二年在題為“沒有對上帝的信仰我們能夠生存嗎？”的談話中對於流行的虛無主義、自然主義的信仰形式提出強烈的批評。在涉及到極權主義現象出現的問題的時候，他認為它是一種“替代宗教”，或者說“宗教替代物”。
“我們時代為青年人提供了兩類激進型的信仰。您可能已經想到，我們那些在街上的兒子，一些個是共產黨，另外一些個是納粹。自然主義虛無主義也同樣分裂為兩支。青年人無助地繼續失去自我。共產主義和納粹國家社會主義成為最原始本能的戰勝自我的出路。它們是一種替代宗教（Ersatz-Religionen,），亦或他們想要的是，一種宗教替代物（Religions-Ersatz）。”（18）
此後到三十年代末期，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者具體地從這個方向上討論越來越廣泛、嚴重的極權主義現象，使得三十年代中後期成為關於政治宗教、世俗宗教思想及概念形成的一個重要的初步階段。
2.擴展及形成階段：三十年代中期後
一九三七年，奧地利的研究精神史的法爾尕（Lucie Varga）女士，在法國布洛赫和費弗爾主持編輯的《歷史年鑒》上發表了有關政治宗教的論文，題為“納粹主義的產生”（見《時代轉折：1934-1939精神史研究》，115頁）中，她使用政治宗教概念來描述了德國的納粹運動。
“就在眼前一個舊的世界在完全走向結束，一個新的世界以一種至今人們所不熟悉的外形產生。”
；“老的鑰匙無法打開新的鎖”。
她在對德國那些納粹追隨者們進行的社會學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結論說，“革命，這意味著一切都簡單了，到處使用的是二元論：朋友或敵人，鬥爭的同志或者鬥爭的敵人……，為此產生了對領袖和學說的盲目的狂熱的信仰，一種完全的犧牲。”她分析了德國社會情況，最後得出結論，“在整個德國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教派都面對一個同樣的問題，納粹極權主義的政治宗教和與之對立的神主宰一切的宗教。”
在同一年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她再次提到，在德國，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反對者不是新的異教崇拜、宗教上的半瓶醋們，而是納粹，一種用暴力的福音教義代替神的神聖的政治宗教。（19）
一九三八年義大利極權主義批評者斯圖爾佐（Luigi Sturzo）提出，“布爾什維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納粹國家社會主義是宗教並且一定是宗教。”他認為，不僅是在外在的和形式上極權主義和宗教協調一致，而且在實質上也是交叉相疊的。它們造就了極權主義最本質的吸引力。（20）
跟隨父母由德國移民到英國的著名記者福埃格特（Frederick Augustus Voigt，1892-1957）也在一九三八年出版了《歸於凱撒》（Unto Caesar）一書（21）。這本書三百五十八頁，中心思想是，共產黨和納粹國家社會主義是一種“革命性的世俗宗教”，它產生於人的過分傲慢的要求。他們竟然想要把本來存在於宗教信仰中的承諾，直接地變成塵世世界中由他們所能給予的現實。
在這本書中，福埃格特明確地說，“我們把馬克思主義和納粹國家社會主義都稱為世俗宗教。他們不僅不是敵對的，而且在根本上是類似的。它們都具有帶有世俗意義的宗教內容，它們都是彌賽亞救世主式的，都是社會主義，都拒絕一切在原罪原則下的基督教知識。這二者也都只是用階級或種族來看待善和惡，他門在方法和精神上都是專制的。這兩個社會都有加冕的凱撒，集體化了的個人，以及個人靈魂中不可饒恕的敵人。這二者都是把本來應該歸於上帝的，歸了凱撒。”
對此，福埃格特認為，這個世俗宗教在試圖尋求把應該歸於上帝的歸於凱撒的時候，嚴重地威脅了歐洲文明的基礎。只有徹底打敗他們，西方民主，尤其是英國才能夠戰勝極權主義進攻，有效地保衛基督教及文明。
一九三九年漢斯·約阿希姆·石普思（Hans-Joachim Schoeps）匿名發表了“作為變相宗教的納粹”。評論者認為，很可能他在題目上使用的“變相的宗教”的說法，是受布萊一九二四年文章的影響。（22）
3.洛克爾關於國家、宗教與文化的探究
關於早期的政治宗教和世俗宗教問題的研究，時下最活躍的專家，義大利的詹蒂萊（Emilio Gentile）教授在他主持的作為系列叢書中的一本的德文版《極權主義和政治宗教》第一卷的英文版序言中特別提到：
這本書的第一卷考察了民族主義的演化，納粹在德國如何以種族主義為基礎得到他們的邏輯結論並且創造出中央集權國家。他同時也考察了國王等歷史上的統治者們如何把宗教當作工具使用來剝削壓迫臣民，宗教領袖如何運用國家來鞏固強化他們的控制。
“關係到極權主義政體的‘政治宗教’概念二十世紀二〇年代就已經開始使用。和它類似的‘世俗宗教’概念則在三十年代初期開始流行。例如，一九三五年，Karl Poyani寫道：國家社會主義已經具有產生一種政治宗教的傾向。同樣的術語也被Reinhold Neibhur用在布爾什維克身上。有可能第一次試圖使用政治宗教概念來比較分析法西斯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和納粹（國家社會主義）的是魯道夫·洛克爾（Rudolf Rocker）的著作《民族主義與文化》。這本書一九三三年寫作於德國，一九三七年得以在美國出版。不幸的是，他的研究實際上至今依然在各類不同問題的研究中，以及關於極權主義和政治宗教問題的爭論中遭到忽視。”（23）
詹蒂萊特別提到的洛克爾，生於一八七三年，是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自由思想家。他的兩卷本，六百頁的《民族主義與文化》德文本一九四九年才在德國第一次出版，書名是《歐洲的決定》。（24）這本書包括了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到三三年的一些文章，英文本的書名取自二二年他受邀為柏林大學的學生講演的題目。後來荷蘭文、瑞典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法文和日文本都使用了《民族主義和文化》這個題目。洛克爾把這本書獻給他的終身伴侶威特蔻波（Milly Witkop）。由於他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因此這本書對國家及在國家的基礎上產生的納粹進行了尖銳、廣泛的批評性的分析。這本書的第一卷考察了民族主義的演化，納粹在德國如何以種族主義為基礎得到他們的邏輯結論並且創造出中央集權國家。他同時也考察了國王等歷史上的統治者們如何把宗教當作工具使用來剝削壓迫臣民，宗教領袖如何運用國家來鞏固強化他們的控制。
在第二卷，他揭示了歷史上的那些偉大的成就不是由於民族的形成而帶來的，恰好相反，他們是由於不同的民眾共同分享了曾經是不同的文化成就而建立的。他提出並且論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論點：在任何地區中，民眾的文化成就的水準和政治集中化的程度成反比！為此，他具體對比了古希臘和羅馬帝國的文化和政治制度，說明羅馬帝國雖然有一個龐大而有力的國家體系，但是它不僅缺乏自由表達，而且原創思想和藝術創作乏善可陳。
關於國家和文化問題的關係，洛克爾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值得深思的結論：民族是國家的產物，而絕對不是反之！是掌權者，出於自己的目的製造了民族和地區，把人類分裂為不同族群，讓他們看不到他們之間共同的利益！他在書中使用了一系列具體的歷史事例來論證這一點，從文藝復興到凡爾賽條約的那些愚蠢規定。
評論者認為，無政府主義者洛克爾把這本看來似乎枯燥的書寫的極為生動、豐富。他幾乎講述了整個西方政治哲學的歷史。他如律師那樣精確地把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分成幾塊。他嚴厲地批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對奴隸制的捍衛；批評了加爾文，認為他是“一個獨特的怪物”；認為康德，“除了那個明確、無情的‘你不知道！’外，他什麼也不知道”；認為黑格爾，“從頭到尾反動”。他也嚴厲地抨擊聖奧古斯丁努力擴大教會權力，更單獨挑出盧梭，稱他是一位大部分工作為極權主義的墮落奠定基礎的哲學家。他同樣也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哲學，反對過分強調經濟決定歷史進程的學說。
這本被詹蒂萊稱為至今被忽視了它的重要意義的著作，實際上從第一版就引起了同時代的重要的作家和知識分子的關注。托馬斯·曼讚揚他說，“這本書全書滲透著它的存在的重要性。它通過自身具有的卓越品質能夠形成一種對抗時下以極其危險的強度宣傳傳播的荒謬學說”，希望“它能到達世界各地更多的人的手中。”
愛因斯坦評述它說，“我發現這本書具有非凡的原創性和啟發性。作者在書中用新穎而令人信服的方式呈現出很多事實和其間的聯繫。”
羅素讚揚說，“這是對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貢獻，它包括兩方面，對許多著名作家的深入而廣泛的知識性的分析，及對國家崇拜的精妙的批評。我希望在所有那些進行公正的思考還不算是違法的國家它能夠被人們廣泛地讀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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