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花浪蕊鎮長有，才開還落瘴霧中——對五四及百年紀念的質疑（1）

（写在反叛五十周年之三）

一.“老生常談”的五四及百年紀念

五四發生已經百年，紀念五四、反思五四也已經成了一個例行的題目。然而，這個題目，幾乎每個談五四的人都會承認，它改變了中國一百年來的歷史；而又幾乎是所有人都看到一百年來，中國社會發生的災難以及文化和社會的毀滅性的變遷。儘管如此，在談論思索紀念五四的時候，卻是在年復一年地重複以往的論點，使用同樣的語言方式，總結也罷、反省也罷，甚至所謂“研究”也罷，用“老生常談”來形容每年紀念五四的文字毫不為過。

很少有人質疑這個“老生常談”，但是這個老生常談卻是非常明顯地存在在那裡。我們說它是老生常談，首先因為它對於百年來有關五四提出的問題，以及討論的語言方式的回顧，它從來沒有讓人感到有過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或者說需要有一個對這些問題的基礎的質疑。相反，一直運用並且圍繞西化、科學和民主等等類似的概念，在一個固定的程式中周旋。這也就是說，它從來沒有感到需要對這些概念自身的定義及內容問題，以及圍繞這些概念的歷史問題、文化問題的討論，重新進行審視。

細觀五四前後以及其後一百年的歷史，任何有思想及思維能力的人、有感覺的人，或者會看到五四出現的現象的影響所受到的源於十九世紀歐洲的政治及思想，那是那一階段歷史性的、相對性的看法，不是絕對性的，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或者會更進一步看到，那些看法不僅在當時就受到質疑和探究，而且百年來一直在被人們不斷地質疑和研究。我相信，有感覺的人一經提醒就一定會感到問題的嚴重性：怎麼可能一百年前接受的這些概念，隔著文化及語言的思想，沒有任何問題？百年來沒有任何深化甚至否定性的變化呢？

了解如何思索、評價五四提出的西化口號，科學、民主乃至啟蒙等西化內容，首先必須進入當代西方思想史、社會政治史的研究領域。這是五四研究、百年總結思索的基礎。

事實上，只要對比西方過去百年來在思想問題上的變化也可以看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百年來西方思想界，不僅在哲學，而且更在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以及文化問題上的認識一直在不斷變化，甚至可以說在一些領域發生過顛覆性的變化。為此，研究西方學界的題目及研究方法的深入及變化，五四推崇的對象的變化一定會讓我們明確地看到：對於五四的認識，百年來歷史的認識，絕對不應該百年如一日地談論五四時代的西化問題、科學和民主等問題。西化、科學、民主，究竟指的是什麼，誤區是什麼，悖謬是什麼，百年以來已經不斷地受到質疑！而這就告訴我們，任何一位或者自己就是研究西學的人，或者如余英時先生那樣聲稱自己是繼承了胡適的傳統、“引入西學”來研究中學的人，對於五四及百年反思問題的提法和語言方式，不可能也不應該不與他所遵循及推崇的西方學術一起變化。如果在他們提問題的方式及研究中看不到這個變化，那就意味著他們的談論一定是出了問題，或者說在根本上非常值得質疑。

五四及百年紀念絕對不應該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而應該不斷地有新意，有變化，有所否定及有所新的視野。一百年來世界和中國都經歷了巨大的災難，很多問題的提法和看法，討論的角度都已經徹底地變了。

二.涉及五四無法迴避的兩個根本問題：西方中心主義及多元文化問題

無論五四還是五四百年紀念首先涉及的都是如何認識西方，以及如何認識世界上已經存在的不同文化問題。因此涉及五四及五四百年紀念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西方中心主義”及“多元文化”問題。

A.西方中心主義與歐洲文化思想特點

西方中心主義或者說歐洲中心主義，是信奉基督教的歐洲所獨特具有的一種傾向。因為從文化思想上看，一神論的基督教天生就帶有絕對的排他性，以及以自己為中心的傾向。而從認識論的角度，一元論實際上是歐洲人所固有的二元論思想的一種極端化傾向。這個一元論傾向意味著有一個絕對的一體化，以及朝向這個方向的發展。而這就使它天生地具有排他的中心主義的特點。

這種信仰及知識論的傾向不僅導致對於非我文化，非我思想信仰，非我族類外延性的封閉及排斥，而且對於這個社會內部的各種思想及存在也同樣是一種禁錮，或者說桎梏。為此，在經歷了中世紀後，在其內部發生的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政教分離運動，首先意味著是，歐洲人為了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的解放，社會的解放所作出的努力。在這個意義上，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也可以被看為是內部對於思想及文化禁錮的中心主義、一元論的解脫。

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帶來的思想解放運動直接面對的是基督教神學教條的“一元論”，為此，它採取的方法是藉助復興古希臘哲學，使得人們的思想重新回復到二元論，以此來對歐洲人建立在二元論基礎上的思想認識重新展開質問、考察及探究，從而讓人們掙脫一元論的基督教教條帶來的桎梏。

古希臘的二元論和其後基督教社會的一元論的最根本區別在於，在二元關係的探究上生出的是多種認識，這多種認識及思想在古希臘是平權的，所以古希臘無論文化思想還是政治社會結構都是多元存在，而其後的基督教千年存在卻都是一元性的。

對認識及其對象的二元論的考究，帶來的是洛克、休謨以及康德等哲學家對於認識論、知識論問題的探究，它在二三百年前，直接面對的是基督教神學的一元論對於人的思想的禁錮及麻痺。但是，啟蒙的進步並沒有一蹴而就，帶來徹底地擺脫，相反從神學一元論解脫了的歐洲，在最近二百年很多所謂知識精英及社會群體廉價地跌入世俗一元論。這個一元論就是十八世紀末期後迅速產生的各類觀念論、意識形態——各類體系論。體系論不是復興古希臘哲學的產物，在古希臘沒有體系論。相反，它是基督教經院教條思想的世俗產物。正是因為此，最近一百年，自覺地認為自己是近代啟蒙思想的繼承人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卡爾•波普（Karl R. Popper）和阿隆（Raymond Aron）等人，直接面對的就是世俗思想中的一元論、歷史決定論。這個歷史決定論的直接體現就是在百年前的五四時期，源於歐洲、在世界各處迅猛氾濫的以歐洲人的社會變化作為模本的進步論，以及放肆的充滿侵略性的西方中心論。

二次大戰後，歐洲人進一步對於發生在歐洲的兩次世界大戰及兩個極權主義進行了反思及研究，世俗世界的一元論從自身的文化社會層面進一步擴展到不同社會及文化的認識及關係問題。為此，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期，即五四发生四十年後，對西方中心主義否定性的批判迅速在思想領域和社會領域擴展。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反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傾向已經佔據主流社會。

為此，這個歷史讓我們看到：談到五四，反省五四首先應該看到的是，當一九一九年中國的所謂知識人充滿狂熱地追求“進步”，狂熱地吹捧西方的時候，西方正在開始進行的是對於歷史決定論、進步論，對於剛剛經歷過的災難——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兩個極權主義的誕生，對於二十年代的各類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以及各類文化思想現象反省、討論、質疑及探究。二次大戰、冷戰讓這個反省更為深化，並且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也就是說，這個起自一次大戰後、五四后的質疑和探究，到今天在西方已经進行了一百年。它在思想上，在西方已經徹底地否定了歷史決定論，一元論以及所謂進步論，從而也就是否定了人類社會的一元論、歐洲中心論。

阿隆

B.多元文化問題是啟蒙以來的近代思想產物

多元文化問題和上述反對一元論的歐洲中心論思想的發生幾乎可以說是同步的，而且具有相同的認識論基礎，歷史淵源。

起於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的思想自由不僅在思想上帶來否定一元論的多元論，而且在社會及政治問題上帶來政教分離。政教分離必然給歐洲社會帶來內部的多元存在，以及相應於此的多元文化。而為了保證這種文藝復興以來在歐洲發生、發展的思想自由、多元存在，歐洲國家就需要保證它們存在的民主制，以及民主制度下的多元制。這一系列的問題是相輔相成的。

歐洲近代思想及社會、文化發展的軌跡讓我們清楚地看到，從一走向二，造成了歐洲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而從“二”走向“多”，及從“內”走向“外”、走向世界則成為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在當代的繼續。

多元文化的平權存在，保證它們存在的多元制度，首先是歐洲人為了自己內部的政治、文化及社會問題而產生的要求及付諸實施。然而，歐洲人把自己及其影響推向了世界，推向地球的每一個角落，因此克服一個社會、一塊大陸（歐洲）內部的一元論、排他的中心主義的傾向，就絕對不會只被局限在自己的內部，因為不僅內部連著外部，外部同樣是內部的保障，而且因為根本的思想基礎是同樣的！所以它必定導致歐洲人在試圖全球化的時候，某些歐洲人把自己的文化及社會、國家當作世界的模板、標準，要求世界遵照歐洲的規範發展的西方中心主義，遭遇到內部及外部的對抗，以及反省。

歐洲人經過了二三百年的啟蒙運動，走到了最近一百年。在這一百年，即我們不假思索地跪倒在歐洲面前的時候，可憐的中國知識人沒有發現，你面前的這個歐洲人其實已經開始或者正在反省自己曾經使用屠殺及鎮壓，或者滅絕或者強迫其它族群跪服、歸化自己。他們已經開始反省自己過去幾百年來的“罪行”。他們曾經放肆地、不知好歹地毀滅甚至消滅了多少其它族群及其文化，而這一切都是人類寶貴的文化的一部分。

歐洲人終於發現，這種征服性的思想文化基礎，它的刀最後導致的是指向自己。所以在半個世紀前，反對西方中心主義、各種文化平權，它們對於人類的重要性在西方開始被廣泛地認識到。為此，為了讓總結五四的知識人知道這是西方的思想大師的警告，而警醒、反思：這樣通行的西方思想為何至今沒有引起我們注意，我在這裡再次逐字逐句地引述阿隆在八十年代初期的話。

C.阿隆對多元文化問題的沉痛反思

對於文化思想上的多元性的重要，阿隆明确地说：

“思想和精神上的多元论就是我们既不能够声称拥有数学或物理那样的真理，也不能够降低回到日常生活的那种随意的看法。这个多元论已经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因为它是依靠那些一直竭力否定其它的各种信仰所表现的错误所论证或检验证明了的。

只要伊朗的什叶派教士想要像苏联共产党那样统治市民社会，那么伊朗的什叶派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就属于同一个家族。西方人之所以比列宁和霍梅尼的信徒要高级一点，是因为西方人已经知道在科学真理和宗教信仰之间存在着区别，尽管科学真理也永远是暂时的；由于他们不断地挑战自己，他们还知道，我们的文化在某种方面上也是很多文化中的一种。拒绝怀疑雖然可能提高战斗的狂热，但是卻排除了和睦的可能。

如同那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样，霍梅尼伊玛目使我们想到，即便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充满活力的信仰还是能够引起十字军东征。今天的西方人不仅认识到多元论在道德上的权威性，而且也认识到我们文化的特殊性，只有这种多元论才是唯一一条有意义的历史道路。”（英文本471-472页，德文本486-487页，中文本935）

阿隆认为，西方人之所以在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和很多地方陷入困境，就是因为过去及现在在很多事情上还没有认识到这点。而这种历史和现实的教训也让西方人比其它文化的人都更多地了解到多元文化的重要性。他说，“那些撕裂我们的对历史的认识的痛苦的矛盾冲突，尽管我们可能还没有能力完全克服它，但是我们还是已经能够抵抗它了。（英文本，474页，德文本，4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