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花浪蕊鎮長有，才開還落瘴霧中——對五四及百年紀念的質疑（2）

（写在反叛五十周年之三）

三.涉及五四必須了解的西方百年來對歷史的不同方向的探究

如上所述，認真定位研究五四及百年紀念，必須了解西方在這一百年來對自己思想的走向的認識，尤其是那些直接關係到我們思索五四問題的具體的思想及文化動向。為此在一篇簡短的文字中，雖然不可能全面並且詳盡地列舉出來，但是我還是願意在此談幾點在談這一百年來的思想問題的時候，絕對不能、也不應該看不到或者迴避的問題。

任何人都不會否認，並且應該看到，在過去的一百年西方歷史發生了幾乎可說是有史以來的最大的人製造的災難，兩次世界大戰，兩類極權主義國家，一億以上的人或者死於戰禍，或者死於族群屠殺和迫害。為此，對於歐洲和西方來說，在歷史和社會文化問題上不再是十九世紀中期后那種充滿樂觀精神、侵略精神的擴張，而是反省，甚至可說是惶恐的反省。究竟西方發生了什麼問題，未來會如何？

西方對自己的反省表現在兩個方向，即在對於自己社會的思想及文化進行的反省中，它究竟在什麼地方出現了問題，是一種倒退，還是一種前進的結果。它們又各自表現在哪些問題上。
在開始的時候，即一九一九年五四的那一段時期，人們認為歐洲社會出現的危機及災難，民主社會的崩潰，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出現是一種倒退，發生的原因，歐洲人甚至到別的地方尋找原因，如認為俄國出現的專制是一種韃靼式的、亞洲式的專制。但是很快這種觀點就發現這種解釋導致很多無法解釋的矛盾，為此開始到歐洲自身的歷史及文化中尋找原因。對此，出現了大致兩種傾向：一種是繼續沿著啟蒙主義的方向，另外一種是文化保守主義的思索。

一九〇一年出生於德國科隆，其後移居成長在奧地利，三十年代末期逃亡到美國的文化社會學家弗格林（Eric Voegelin）是文化保守主義傾向的代表人物。他認為，災難發生的原因，西方社會出現危機的原因在於：一個社會失去了它存在的信仰前提、宗教基礎，政教不能夠分離，人不能夠為“本”，更不能膨脹乃至替代上帝。

生於一九〇二年的波普和生於一九〇五年的阿隆等自由主義思想家則是啟蒙主義在二十世紀的代表人物。面對二十世紀初期歐洲所發生的災難和危機，他們把對於西方社會的政治及文化問題的思索繼續推進，開始更為直接、徹底地審視、反省歐洲文化的基礎、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政治制度是否出了問題。

A.文化保守主義對歐洲社會發展趨勢的看法：

弗格林的思想非常典型地代表了西方文化保守主義對於發生在歐洲的災難的看法。他在一九三八年發表了他關於政治宗教問題的研究著述。這本書可謂奠基了他對於文化社會問題一生研究工作的基礎。他在書的前言中就說，這本書是為了把對於當時社會存在的嚴重威脅及問題，從學術、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探究進一步推展到更為廣闊的領域。對於當時蘇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的納粹——國家社會主義毫無阻擋地在歐洲大陸像瘟疫一樣地迅速傳播，年輕的弗格林認為，這個極權主義的群眾運動不僅是道德、政治上的錯誤發展，這也就是說不能夠只是在道德倫理層面來譴責他們，更絕對不能夠說它是一種向野蠻時代的倒退，而必須要看到它們的出現在人類的存在問題上的更深刻的根源。

在弗格林看來，這種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政治化的集體主義行為有著跟深刻的基督教的宗教因素的原因。從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督教的宗教特征，即基督教精神的世俗化的特征。這也就是說，它是歐洲歷史發展、現代化發展過程的產物。而人們為什麼沒有覺察並且認識到這一點，這是因為人們錯誤地理解運用了“宗教”和“國家”這兩件事物。

即如在這本書出版時他所說的，它的題目“政治宗教”就意味著，這本書是對於啟蒙所帶來的世俗化過程的一個公開的反駁。對此，他嚴厲地否定了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現代社會標誌的所謂“宗教和政治的分離”——政教分離。

在他的批評中，最重要的是他徹底地把人類學，即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全面地研究人類發展的学科賦予了基督教的特性。他斷言，人類存在可以歸結於具有根本性特點的三個方面，也就是在社會的政治存在中，人的所有特征都是由從肉體到精神，再到宗教這三方面展示的。

對於弗格林來說，在被稱為“人本主義者”的思想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1469—1527）和莫魯斯（Morus）（即莫尔爵士，烏托邦一書作者，Sir Thomas More，1478—1535））那裡，已經可以明顯地看到新時代對於基督教思想的排斥和取代。這種傾向在其後二百年通過啟蒙、觀念主義（或說唯心主義，idealism）最終達到現代化、現代社會的頂點。

在弗格林看來，在社會的政治生活中宗教的急劇的退出和消失，並沒有滅除人們對於宗教的需要，即人所固有的宗教性。這一現象的結果只是把本來在精神世界中的具有超越性的上帝推到了塵世世界，使得人們誤以為人間的事物和個人群體能夠取代上帝及宗教。

在弗格林看來，如果人們不是在彼岸世界尋找救贖和救世，而是居然越過了人類的經驗及感官觀察的能力界限，在此岸尋找救贖和救世，就產生了危機和災難。為此，對於弗格林來說，現代世界中存在著的在政治領域中把某些東西的重新神聖化、宗教化，這就意味著原來的上帝不再在彼岸，而在此岸世界。人們在試圖以一種世俗基督教，一種被“上帝化的符號”替代彼岸世界的基督教和上帝。而這就從上個世紀初期在歐洲社會及其文化思想中形成的意識形態，這種世俗教條把階級、種族、政黨及某部分族群升華到上帝的位置。

對於產生這個傾向的原因，弗格林並沒有只是停留在對於三十年代的現象進行分析，而是進一步直接追溯到“西方”三千三百年前的歷史，在基督教誕生前的一千三百年，在古代埃及的一神論傾向、世俗化的權力以及教團力圖取代彼岸的超越宗教及上帝的傾向。

在這個歷史性的探究中，他特別提出出現於公元二世紀，自認為能夠感應、理解、並且以人的知識替代神及其宗教的諾斯替派。他認為，諾斯替派的出現是近代出現的意識形態問題的淵源。因為在弗格林看來，這種徘徊於二元論和絕對的一元論間，取代宗教的所謂知識，是一種人的自以為是，過渡膨脹後的結果。它導致的是以人的意識形態取代宗教。為此，他認為所有啟蒙以後的所謂新的思想，包括實證主義、黑格爾的觀念論、馬克思主義、尼采學說、存在主義等等，都是這個諾斯替派的繼續，是它發展到新時代的結果。

弗格林認為，諾斯替派帶來的思想傾向，打斷了人所固有的對於超越性宗教的精神追求，它相信並且試圖在現代大規模的群體運動中，以“人”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來排除塵世間的“惡”。當代社會的危機“起自於中世紀的結束”，“宗教社會的崩潰”。因為它沒有在歷史性地已經存在的教會的框架中進行宗教的改革和新生，而是駛出這個框架，棄它而去。

為此，總結弗格林的思想如下：

1.他認為宗教、基督教是一切國家存在的前提。由於國家是宗教的衍生物，所以政教絕對不能夠分離。

2.造成政教分離的是人的膨脹，以人的所謂知識，也就是近代所稱的意識形態來取代超越性的宗教及其精神。替代宗教、世俗宗教，或者說具體的人及黨派政治化了的宗教是最近一百年各宗災難的根源。

3.他認為重新回到政教合一的社會是走出二十世紀，以及人類所面臨的危機的出路。而這就導致他認為，產生於歐洲的民主只有在基督教社會才會實現。

B.啟蒙學者如何看到政教分離後的歐洲困境

對於最近一百年，即二十世紀歐洲和人類世界發生的巨大的災難，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學者——歐洲文藝復興、啟蒙主義思想的繼承者們當然也都看到，並且也在積極地尋找它們的原因。在尋找中，他們也同樣看到，歐洲社會所獨特具有的宗教問題——基督教及其社會，在政教分離後所遺留下的問題。但是和前述的文化保守主義不同，他們的努力朝向的是依然沿著自己原來的方向，即啟蒙思想的道路，繼續檢視與反省歐洲過去留下的問題，繼續朝向一個開放的、更加包容的未來思索。

文藝復興、啟蒙思想在三四百年前是通過復興古希臘哲學，重新開始關注人的認識能力及方法問題開始的。它通過休謨、洛克、康德的經驗主義考察到達本世紀的實證主義、科學哲學思想。然而，在啟蒙思想發生後，十八世紀末期平行於它產生另外一種觀念論（Idealism）、物質主義，即唯物主義（materialism），以及各種其它的意識形態（ideology）。這種由觀念領先而衍生出來的體系思想，與其說是啟蒙的產物，不如說是歐洲傳統的經院教條方法對於啟蒙思想的一種世俗反彈。在這個意義上，它甚至可以說成是歐洲社會在政教分離後產生的一種新的世俗思想體系。這樣一種替代宗教思想，在歐洲蔓延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為此它就在十九世紀如雨後春筍般地產生並且氾濫，在二十世紀初期到達它的第一個繁榮高潮。它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並且從而造就了第一個和第二個極權主義國家，蘇維埃布爾什維克專制和意大利法西斯專制。其後納粹在德國的崛起，更把這一潮流推向了頂峰。在它四十年代初期到達頂峰後，雖然由於二次大戰盟國的勝利，而有所式微，但是卻幾乎沒有中斷就立即進入冷戰，其後一直起起伏伏。可以說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它在整個世界都依然是強而有力。

為此，意識形態問題是五四後這一百年來歐洲、西方社會最為關注的問題，而和意識形態問題平行的，當然也可以說是它所帶來的“極權主義”問題則是從五四前後開始，百年來歐洲思想界關注的又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

對於意識形態和極權主義問題的認識，遵循啟蒙思想傳統的學者和前述持文化保守思想的學者的看法相同的是，他們也認為這是一種“新”事物，是以往歐洲社會所不曾有過的。但是，不同的是，他們不認為身、心，肉體與精神和宗教是人的存在的基本的三個方面，而是如古希臘那樣關注在根本的身、心，即肉體和精神的二元問題上。在對人的精神對於知識的認識上，他們認為宗教是一種人既不能夠論證、證實它的存在、也不能夠否定它的假說。信仰是非理性的產物，即超越理性——人的認識能力的形而上學的內容。所以，近代啟蒙，對於人的認識能力的探究告訴人們，宗教必須從政治中，從公共的社會生活的規範中退出去，保留在個人的、私人的領域。

然而，在對於意識形態的研究中，他們卻也突然發現，歐洲人雖然擺脫了基督教神學教條的桎梏，但是，一種完全類似於基督教神學教條的世俗體系論思想，在十八世紀末期后迅速地出現在歐洲，並且在精神和思想領域中取代了過去基督教的地位。繼而這種取代了宗教的意識形態的佔有者，宣稱自己代表真理，在歐洲社會中建立了類似政教合一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合一，黨政一元化的極權主義社會。

啟蒙主義思想者雖然也認為意識形態是一種宗教神學教條的世俗替代物，但是卻並不認為只有回到超越的宗教神學，才能夠克服它以及歐洲社會面臨的災難及危機問題。相反，他們試圖更為徹底地克服它，在思想上，讓人類思想的探究徹底認識到究竟為什麼存在世俗宗教教條危險，以及如何克服這種傾向；在社會現實上，對已經存在的民主社會及國家形式、世界秩序提出進一步的質疑。

對此波普和阿隆都認為，克服的辦法首先是承認知識分子是無知的，要永遠對自己的認識保持懷疑和謙虛的態度。

對於西方社會的國家存在形式，首先，他們沒有像文化保守主義者弗格林那樣，認為所有人類都會按照基督教社會的發展模式發展及文化思想方式存在。多元論的思想讓他們不認為國家的存在形式唯一地是基督教的產物，其次他們不認為政教不能夠分離，而是繼續堅持政教分離對於近代社會的民主及自由是必須的。不僅如此，由於百年來出現的史無前例的人類的巨大災難，他們沒有止步在政教分離。對於弗格林的問題，他們向與弗格林主張的相反方向——繼續沿著啟蒙的方向探究問題的所在，以及如何克服它。在這個問題上，他們雖然沒有如筆者近年來的看法那樣，明確地認為所謂現代國家的結構及形式還不是新的、現代應該有的由人權和民主價值衍生出來的形式。當代世界不過是舊的產生於歐洲基督教教會國家的老瓶裝新酒。明確地說，我們生活在其中的國家及社會，是一種教會國家結構的世俗化。但是，當代啟蒙主義學者卻也已經明確地提出，包括我們現在運用的英美的國家結構形式、民主制都應該接受進一步的質疑及修正，包括政黨制、憲政制都是可以懷疑的。

對此，首先是波普，他不僅在認識論上追溯到了源頭古希臘柏拉圖那裡存在的觀念論傾向，而且徹底地感到西方社會的困境。所以他在八十二歲時，1984年出版的書的題目是《尋找一個更好的世界》。此外，極權主義專家弗里德里希在一九五三年就明確地提出，極權主義只有在基督教社會中能夠實施、建立。而阿隆在他八二年出版的回憶錄中，不僅對於多黨制、憲政制謹慎地提出質疑，而且對於西方的制度是否是個好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也提出了質疑。德國的極權主義專家布拉赫更認為，必須把民主作為價值。這意味著在民主制國家，民眾应該擁有直接的民主權利，而不是通過議會、政黨及憲政間接地行使民主權利。民主和人權是現代國家存在的基礎，而不是政黨、議會及憲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