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反叛五十周年之三）
四.五四與文化研究的新視角：
在人文科學的學術領域，關係到五四問題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文化研究問題。因此，任何關注五四文化及思想問題的人，如果沒有關心、甚至竟然沒有看到西方對於文化研究這一百年來的變化，不僅涉及文化現象的變化，而且涉及在研究中出現的新視角、新方法，那他對於五四以及五四百年紀念的看法就一定有致命的盲點，乃至步入歧路。
由於近代社會學以及政治學等都是十九世紀的產物，因此由它們衍生出來的對於文化思想及思想史的研究——文化社會學及文化人類學等文化學，就更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其中不僅很多研究只是開始並且在不斷地修正自己，而且不斷地有新的方法及思想出現。前文提到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弗格林對於當時嚴峻政治形勢、社會問題，從獨特的文化視角的研究起於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而自由主義者阿隆對於文化問題的關注始於三十年代末期的二次大戰，但是全面而深切地反省卻是五、六十年代以後的事情。五四那代人及其繼承者關注的多是文化及西化問題，所以所有西方在這個領域中對各類問題的研究，對於認識和反思五四，都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在此，我們談三個這一個世紀在西方學界文化研究中出現的新視角和新方法，它們是涉及五四研究所無法也絕對不能夠迴避的問題。
1.文化的開放與封閉問題：
文化研究的開放和封閉問題，是筆者在提出當代西方還不是建立在普世價值基礎上的現代社會，而是後基督教社會同時提出的關於文化問題看法的一個新視角。但是它其實真的可以說不是一個新視角，因為開放和封閉問題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後，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就在研究共產黨問題時提了出來。面对對當代社會的問題，波普把它歸結到根本的開放和封閉問題，認為人類面臨的抉擇是“開放的社會”還是“封閉的社會”問題。從社會問題到文化問題，在思想研究中實際上並沒有明確的界限，所以波普從三十年代開始關注的政治、社會問題，就已經滲透著文化問題，而到了晚年，他在六十年代后討論的大量的問題基本上都是更為普遍的社會文化問題。他針對西方社會遇到過的災難，面對的危機及困境，非常直接地對於西方社會由於其封閉性而產生的各種問題提出質疑。很多時候，他更是明確地表達出無奈，不知西方是進步還是退步，是否能夠走出困境，而只說自己還是抱有一種樂觀態度，因為在物質上人類還是比以往進步了很多很多。
對於筆者來說，由於出自東方文化及社會，在思索五四問題的時候，關注的不僅是西方的社會、歷史的問題，而且還有東方的社會、歷史乃至文化問題。作為一個在科學思想上波普的追隨者為此也認為“開放與封閉”不僅是個社會及政治問題，給我們研究不同政治制度及社會提供了一個最好的思想框架，而且對於涉及到人類生存更為廣泛的文化問題同樣是一個非常好的參照系。這尤其是在對於兩種文化特質非常不同的東西方的研究認識上。
實際上，波普在他的研究中已經為我們提供了一條非常清晰的關於西方文化特征的描述輪廓。
由於他本來的初衷是從認識論的基礎上來尋找極權主義和思想方法的聯繫，因此他徹底地、否定性地批判了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理論及其傾向。在他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一书中，他試圖全面地批判基於二元論基礎的歐洲思想中存在著的一元論的傾向及其危害。在第十節談到本質論的時候，他突然發現這一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柏拉圖觀念論思想及其衍生出的政治理念——《理想國》。而對於柏拉圖的探究導引他走向了一個更為廣泛的問題，“希臘哲學中的一元與多元問題”，以及由這些形而上學觀念導引出來的的政治傾向——一個社會的封閉還是開放問題。為此，波普研究並且寫作了《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為當代政治哲學奠立了一塊重要的基石。
儘管在這本書以及其後的討論中，波普沒有直接地表述出來，但是他的研究已經充分說明，在一個二元思想上發生、發展出來的西方社會，它天生具有一元論的危險和傾向，而這就使得它與生具有封閉性和排他性。這一傾向也揭示了西方文化思想的一個特性。因為一個社會的文化甚至比社會存在形式更直接地依賴於它的認識論及思想方法。
正是為此，波普一生都非常關心思想文化問題，他始終強調，知識分子必須首先承認自己是無知的，懷疑是最根本的、也是必須具備的品質。這個強調不僅包含對於西方文化的認識，而且更充滿對西方文化思想的警惕。它當然也就告訴我們，開放和封閉問題不僅是理解、研究西方文化問題的時候不能夠迴避的問題，而且是研究各種文化問題的時候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關於東方的文化思想衍生出來的社會如何，那正是中國知識分子探究的任務。自然這就告訴我們，中國文化的開放性及封閉性，是反思五四及其百年紀念最重要的、不能迴避的問題。
在另外一種對於天地人的認識中，在非二元論思想基礎上的另外一種文化思想及其社會中的開放性及封閉性問題究竟是如何，這不是那麼容易回答的問題，是亟待研究的問題。遺憾的是，至今推崇並且聲稱自己宗西學的中國學者，竟然還沒有人從“開放還是封閉”問題來辨析五四提出的對於中國文化乃至西方文化傳統的認識，更不要說涉及其後百年中國文化的變化。
2.庫恩理論帶來的新視角：不同文化不可比
波普對於科學哲學的探究，在二十世紀除了開創性地在自由主義傳統的基礎上奠基了政治哲學，社會學研究的基礎以外，他在認識論問題中對形而上學的看法還在科學史研究中帶出一批特點不同的科學史家，帶來了對於科學理論的很多新看法和理論。
波普明確地認為自己是啟蒙主義者，康德的學生。而持這一傾向，即康德傾向的學者都認為，理論是人的思想的產物，是想出來的，而不是歸納得來的。為此，一個理論的形成是由一個假設、一個公理，然後經由邏輯性的演繹出來的一個系統。當這個系統描述一個現象，以及推論可以證實，那麼就可以“暫時”或者說在某個範圍內被接受使用。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有“絕對”的客觀性。不同假設，即不同公理可以推演出不同的理論。而不同理論對於同樣一個現象、一個問題的詮釋所使用的語言，描述的方式都不同。“觀察滲透著理論”以及量子力學研究中發現的“觀察干涉了對象”，其實都是康德以來的對於這一看法的不同表述。科學史家庫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把這個思想應用到科學史研究上，認為不同科學理論不可比，規範的轉變是革命性的轉變，從而確立了科學發展的革命性的特點，以及多元性。這個理論一出，首先在人文學界產生反響，受到廣泛的歡迎。因為科學理論的非理性的前提，科學理論的相對性甚至讓某些玄學家，說昏話的人聲稱他們的看法和科學的描述具有同樣的價值。事實上，作為庫恩所說的理論的基礎，即從來的作為科學或學術研究提供的理論，都要求的有效性、簡單性和相對性，以及理論所要求的必須的邏輯性、自洽性，在這裡都依然決定了，“玄學家們的昏話”沒有資格進入學術研究的場地。它們的場地在“戲說”、“閒話”，以及“妄談”等領域。
在筆者看來，庫恩的理論，可以說是啟蒙所復興的，源於古希臘，在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上對於人的知識的考察的一次徹底的釋放，對於西方中心主義的徹底的否定。它導致的是不同文化系統是不同的形而上學前提衍生出來的文化結果，不同文化不可比。世界、人類存在的多元性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基礎上的，即建立在不同的假設或者說公理基礎的。為此，它們各自有其自己的存在道理及發展修正的機制，不同文化系統不可比，更沒有好壞。而這就構成了如何評價五四以來關於西化及全盤西化，持續了一百年的討論的理論基礎及參照框架。
為此，庫恩理論告訴我們，當你運用西學來研究對比的時候，你要認識弄清楚的是兩種文化的形而上學前提，而這不同的形而上學前提是不能夠用好壞等價值判斷來評價的，它們都是假說。其二，各自的邏輯性的演繹系統是什麼，即各自的語言方式、思維方式。而這同樣是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不可比！
和運用西學治學的要求平行的是，當你運用中學來做這個對比研究的時候，你就要使你的方式純粹中國化，這樣的研究才會自洽、有意義，避免在談論中出現風馬牛的混亂。
為此，作為一個多年來一直沒有認清這些問題的後學，我非常非常地欽佩陳寅恪先生，他竟然在根本不可能知道庫恩的科學史理論的基礎上，在八十六年前，一九三三年就說自己的思想及治學，“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筆者注：湘鄉——曾國藩，南皮——張之洞）。他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竟然如此純粹，和半個世紀後的庫恩理論如此吻合，讓我只有五體投地！
3.文化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問題的經驗研究：
A.近代學術研究方法以及一些新的學術領域的出現，是古希臘哲學的復興、啟蒙思想的結果。所以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文化學都出現在十九世紀，有很多甚至是二十世紀的事情。百年前發生的五四，由於它關注的是文化及社會問題，所以它涉及的不僅是現代學術的思想及歷史問題，而且涉及到的是幾乎與它同期產生的西方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及文化學等。而這就涉及到，這些新生的社會學等學科，百年來在認識對象上，方法上究竟發生過哪些變化，究竟什麼樣的研究是人們今天較為普遍地接受，並且運用的。而這就告訴我們，經驗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及文化學，是今天所普遍接受的學術方法。因為它有一分話說一分話，有一分事實說一分事實。
為此，在談論五四及其文化問題，以及百年紀念問題時，圍繞這些題目的“經驗研究”究竟到達什麼程度，涉及了哪些問題及範圍，可謂是“標誌性”的。這也就是說，在五四及其隨後的年代，及在百年後的今天，“經驗研究”標誌著“學術性的研究”，也就是詳實而具體的研究究竟到達什麼程度。它可以具體告訴你，關於五四的問題及題目究竟有哪些，研究了哪些，還沒有接觸過哪些問題，而這一研究又是到達了什麼程度。與此同時，它還能夠直接顯現，中文學術界對於世界上有關文化研究的熟悉程度。
B.毫無疑問，經驗研究是十九世紀以來出現的新的事物，它確立了學術研究的方向及方式。它的研究方式及方法，和本節前兩個問題相同，可以說是同一個淵源，即文藝復興所復興的古希臘思想、啟蒙思想的產物。概括地說就是力圖弄清問題，力圖言之有物，力圖讓自己有一分事實說一分話，盡可能地讓自己知道問題在哪裡。
經驗研究是歐洲二元思想獨特的產物。它一方面是對於人所想出來的，按照智力規則構成的理論的考察，要求它盡量清楚、自洽，另一方面是事實，希望它盡可能地客觀，為大多數人認可。然後，是對於它們之間的關係的考察，以此來驗證理論是否可用，事實說明了什麼。對於這一方向的研究，德國波恩大學由布拉赫開創的波恩學派可謂提供了最好的政治學、社會學及文化社會學的範例，以及大量的研究案例。
布拉赫自己青年時，即以一本對於三十年代德國魏瑪共和國的消亡的研究，被學界稱為開創了德國新的歷史學。在這個研究中，他不再沿用以前德國史學的方法，把任意的思想當做理所當然的概念，不加區別地談論歷史的規律和理論。他一方面在討論概念時引用了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另外一方面研究了大量的當時的歷史資料和事實，以此提出魏瑪共和國的問題。
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布拉赫自己培養了一百多位博士及碩士。他建立的研究所在最近二十年繼續培養了很多博士和碩士，非常具體地研究了有關極權主義社會、文化及政治的很多題目。筆者對於布拉赫教授的思想有過較為詳盡的評述介紹，如果按照他帶給戰後德國學界的新的經驗研究的方式來研究五四，那麼首先就要細緻具體地研究五四及紀念五四所涉及的概念。例如，文化這個概念，中文談的是什麼，傳統說的文化和五四說的文化有無區別；西文文化Culture這個概念的意思，它究竟是何時出現的，如何出現的，定義是什麼，有統一的定義嗎？有哪些人討論過這個定義，百年來它有無改變，以及討論它到達了何種程度，還有哪些問題。其次討論文化問題的方法有哪些，在歷史上和當代曾經圍繞文化發生過哪些問題，哪些變化。為此，在中文世界對它的認識及討論的變化，有哪些文獻；社會上具體的文化現象和社會結構等如何。這些事實和這些文獻和文化的定義及對其發展的變化是否吻合，對比西方，中文世界，華人社會具體的情況又是如何等等。
但是，這就讓我們發現，有關五四及五四百年紀念實際上涉及的基本概念很多，由此而引發的對於文獻及相應的社會現象的經驗研究的題目也很多，可惜華人世界、中文世界對此的研究不僅很少，而且甚至可說是根本沒有引起人們關注到這個問題。年復一年地在那裡“戲說”五四，而不是討論研究五四及當代文化思想。文化研究最重要、最基本，並且一定會有益的就是經驗研究。一個領域如果沒有進入經驗研究，就是還沒有進入學術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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