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結語：回顧與展望
1.五四及其百年陰影
綜上所述，在西方文化固有的這兩個潮流，希臘式的和羅馬式的互動歷史的框架下，對於五四及其百年來它的繼承人延續的潮流，筆者認為可以更為明確地概括敘述如下：
A.科學與唯科學主義
五四所推崇的“近代科學”本來是來自復興了古希臘的哲學及研究精神的結果，但是五四推崇的“科學”卻是作為一種絕對的判據及價值的“唯科學主義”，這種唯科學主義在古希臘的文化思想中是不存在的，它是十八世紀後基督教經院神學式的體系論、觀念論，新產生的Ideology，即被稱為“意識形態”化的思想結果，也可以說是經過羅馬式的-基督教式的思想對希臘式的啟蒙潮流反彈的產物。這也就是說，它是近代復活的古希臘思想，在歐洲社會中所對抗的對象——羅馬式的、基督教式的思想氣質的再次復活出現的所謂“新”事物，“唯科學主義”。
然而，啟蒙思想的根本傾向是探究式的、發展的，它會在不斷地面對的新問題的研究中不斷地深化，而非停滯。五四后，這一百年來啟蒙思想——西方源於希臘的科學思想的繼續發展，與中國的五四精英及其後人所推崇的所謂科學方向，恰好相反。他們繼續的是對於認識界限的探究，對于人類知識的懷疑。這就是波普堅持認識論問題的討論的原因，也是筆者在大陸知識界中，在科學及科學思想問題上遭遇到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者們徹底排斥的原因。
為此，在“科學”問題上，當代科學在思想上深化了古希臘二元論基礎上對於知識問題的探究，並且對歐洲文化的基礎——二元論帶來的問題及界限提出了根本的質疑。實際上可以說，量子力學、相對論現代科學對於認識論問題的探索更進一步甚至帶來對於西方固有的根本的思維方式的質疑。
B.希臘民主與當代民主
五四推崇的民主，本來是政教分離后作為選擇政府及執政者的方法，即古希臘曾經使用過的方法而復活的。但是民主經過了十八世紀末期後的“羅馬式的”、“宗教式的”激情及要求後，而竟然成為那些想要像教會一樣要求佔據權力的世俗族群、黨派團體及個人的一個推行專制的工具，即一種要求佔有權力的觀念論、意識形態，從而產生了聲稱自己掌握真理並且代表了民主的“民主集中制”，及其群體共產黨、法西斯和納粹。在這種意義上聲稱國家代表了最高的理念的黑格爾被稱為羅馬式的思想潮流，或者如一般中文翻譯的是浪漫主義的潮流的大師，即羅馬式的-宗教氣質潮流的大師，而其後認為自己代表真理的馬克思，他的文風及思想氣質同樣完全是浪漫主義運動的產物，即世俗宗教運動、替代基督教運動的產物。
如前所述，民主在古希臘是選擇執政者的各種方法中的一種，多元中的一種，它並不意味著比僭主制等制度好，是否使用它取決於是否有效，乃至為了免除負面作用。最初的民主方法在古希臘人那裡就是為了要把過於能幹的人排除出去，而不是為了選擇能幹的人。由此，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無論馬克思還是另外一位完全不同性質的浪漫派的代表人物盧梭，他們對於民主的看法和要求，都完全背離了古希臘對民主的理解——作為和各種制度平權的一種政治方法。民主成為他們要求佔據權力的政治口號。在他們那裡，民主是作為塵世的、基督教式的、代表真理的救世主手中的真理式的符號。他們聲稱他們要為人間帶來民主，實行民主。而這樣一種思想，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及其後，在二十世紀帶來了巨大的動亂、戰爭以及以階級、以種族為名義的族群迫害和屠殺。面對這一系列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兩次世界大戰及形形色色的極權主義，近代導入希臘民主方法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繼承者被迫更進一步地思索了“民主”問題，從而進一步推進到，民主不再僅僅是方法，更不是意識形態、口號，而是價值。民主是和個人人權問題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普適價值！
它的具體表現是，民主在二十世紀，在面對所謂民主社會，現代社會遇到的困擾問題後，在自由主義者波普那裡，還是苦惱于究竟是哪種民主選擇方法，哪種民主制，美國的還是意大利、法國、英國的，亦或德國的更好。在以色列的極權主義研究專家泰爾蒙那裡，他已經看到了作為方法的民主向意識形態的演變。他對這種走向極權主義的民主集中制的意識形態性，替代宗教性進行了批判性的審查。而在德國的布拉赫教授那裡，則開始明確地提出，“民主是一種價值”。事實上阿隆在回憶錄中也多次談到要重新理解民主以及民主制。
為此，在“民主”問題上，古希臘作為選擇方法的民主在近代復活後，通過羅馬式的、基督教式的，作為意識形態的民主的反動，在二十世紀晚期開始被作為人類的普適價值。
C.歐洲近代啟蒙與中國當代啟蒙
關於“啟蒙”問題，自認為啟蒙思想的繼承人的波普的看法，可以清楚地描述出啟蒙在最近二百年的遭遇。他說，啟蒙思想的代表人物康德的思想，在德國，如果沿著他的思想方向發展，本可以避免兩次世界大戰及兩個極權主義，但是不幸德國在康德之後走向了“浪漫主義”——羅馬式的、基督教式的道路，即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的哲學。
波普的看法意味著，啟蒙在黑格爾、馬克思以及盧梭等人那裡，已經不再是思想上的釐清，古希臘式的對於知識，以及人的認識能力的探究，而再次變成了一種佈道，教育民眾的教義——觀念論及意識形態。而這恰恰就是五四那一代人，以及當代一些所謂五四繼承者們手裡的“啟蒙”。它把“啟蒙”看作是一個群體、一個黨派，或者一些個人作為真理的擁有者，而向社會及民眾的佈道。這種“啟蒙”，從來沒有對知識，對於自己的認識能力及方法的考察及反省。這典型地反應在那批共產黨知識精英那裡，他們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已經充分地看到並且親自遭到迫害後，一直到八十年代，從沒有對自己的過去，對自己的教條的馬列主義知識框架，對自己的黨工、打手、世俗教會的教士角色做出過否定和反思。他們甚至竟然再次聲稱要對民眾進行民主啟蒙。
在筆者看來，凡是沒有看到八十年代的大陸的所謂改革派及其真理部後代的所謂改革是飲鴆止渴，阻礙了社會的進步的人，大都是在上述科學、民主和啟蒙問題上依然陷入意識形態式
的理解中，世俗基督教化的思想泥淖。
而這就讓我們看到，在啟蒙問題上，對於近代復活的古希臘思想，通過浪漫主義，即羅馬式的思想的興起及反動被變成世俗的佈道的教義，繼而通過二十世紀兩個極權主義問題的教訓，人們再次認識到，歐洲社會、西方社會，或者說整個現代社會在世俗宗教的支配下，已經比文藝復興時期，面對政教合一的基督教統治時，更加迫切地需要啟蒙。
對於共產黨中國來說，在五四半個世紀后，文化思想及社會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而在發生了如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史無前例的大災難後，所謂知識人竟然已然不能夠運用自己的思想，如波普、阿隆那樣有清醒的認識。這就讓人們看到，共產黨統治，由於它是一種徹底的世俗化的宗教統治，是世俗的政教合一，在經歷了幾十年的統治後，它已經如中世紀的歐洲那樣，讓人們感到迫切地需要啟蒙，需要走出幼年無知，走出蒙昧狀態。
而對於中國社會來說，五四時期，如筆者前述，文化思想並不需要歐洲的啟蒙，但是被捲入了世俗基督教化的所謂現代化潮流后，中國社會現在貨真價實地需要啟蒙，需要思想的解放，走出幼年及蒙昧的狀態。而這其實也是五四後被西化所意識形態化的所有華人知識分子所必須要看到的。
D.小結
綜上所述，所有中國五四及百年來五四繼承者們對於科學、民主和啟蒙的看法，同時都再次讓人們清楚地看到：發生於四百年前的文藝復興是在政教合一的歐洲社會，古希臘文化對於羅馬帝國以來的基督教文化的衝擊，它導致啟蒙運動，將近二百年的啟蒙運動的蓬勃發展，引發了具有千年傳統的羅馬文化的不同形式的反彈。
這種對抗，古希臘文化和羅馬文化的對抗，在十九世紀后導致各種新的基督教思想及派別，各種新形式的新宗教的出現；同時在世俗社會導致觀念論、意識形態的興起，如黑格爾、馬克思主義；導致歐洲文化的危機，如尼采的上帝死了，弗格林的認為歐洲必須返回政教合一才能夠擺脫危機和災難，如馬勒深切地感到，無論傳統的歐洲文化還是後來的文化都讓人無法找到歸宿。在啟蒙的繼承人那裡，如阿隆，則全面對歐洲的文化及歷史進行反省，推崇多元主義，試圖走出這個困境。
凡此種種，都告訴我們，歐洲文化、西方文化、現代社會步入到了瓶頸，步入到了一個悖謬的死巷。
五四開啟的不是西方的希臘化，而更多地是一個羅馬式的、世俗基督教化運動。這個世俗化的西方的擴張，帶來的不是宗教帶來的一元性的掃蕩而是世俗宗教一元論進步觀、历史觀對於不同文化的社會及其文化傳統的徹底地毀滅。瑪雅人、印第安人的遭遇是一個充滿血腥的案例，而亞洲則是另外一種案例。它不過是由於傳統文化的深厚，以及人員和地域的廣闊，而沒有在實體上導致印第安人那樣的結果。然而，在文化及社會上，實際上卻已經在不同程度上經歷了這個毀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過是印第安人遭遇到的屠殺及毀滅，在中國用西方代理人的手，文化上的吳三桂的大軍執行的。文化大革命所呈現的文化上的異質性，宗教狂熱性、十字軍東征式的那種族群間的殘酷的迫害性，傳統倫理道德的徹底毀滅現象，都顯示了它是一種典型的羅馬式的、世俗基督教式的狂飆運動。離了這點就無法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根源和性質，也無法理解五四。而在這點上，文化大革命堪稱是五四的直接結果。不在這一基礎上描述和分析五四，那麼文化大革命就會繼續。
紀念及反思五四百年，如果不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上，即如果仍然只有靜止的、教條的，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和民主，那麼可以說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與此平行，對於這個世俗宗教在最近一百年在歐洲以及世界各地繼續擴張，在歐洲也繼續著對於已經存在的宗教及其政治化，正在發生發展的世俗宗教的思索、分析及對抗。一個起於文藝復興的啟蒙思潮及其文化依然在繼續。
2.展望——五四百年後的起點：
五四的發生是近代歐洲，即西方經濟、政治及文化的擴張，世俗化的十字軍東征的結果。近代歐洲遠遠超過了中世紀基督教時期的強勢，它的船堅炮利，強大的經濟物質力量，已經有效地使得全世界都在它的規範下運行。因此，研究思索五四，以及探究紀念五四百年的問題，人們首先並且一定要面對的是運用西方學術、思想的規範的分析及描述。而這就決定了五四及紀念五四百年問題的探究，一定是附屬於西方主流思想研究中的一個現象。
其次，這樣的研究，具體針對西方文化思想史的研究，政治、社會學的研究，也同時決定了五四及百年紀念問題研究不是顯學，而一定是學術研究，具體的思想文化問題，社會政治學問題的研究，經驗性的研究。
在這樣兩個前提下，我們可以看到，到此為止，在中文世界中關於五四及百年紀念問題的討論，可以說基本上還沒有走出五四時的窠臼，還沒有進入現代研究的領域。對此，筆者認為，以下幾個問題，也就是本文在敘述時涉及到的問題是進入五四研究必須熟悉了解的問題及領域。
A.導致五四發生，與五四平行發展的政教分離後的意識形態問題
B.與五四幾乎同步出現並且展開的極權主義問題
C.現代社會的世俗宗教問題
D.多元文化問題，重新認識西方及中國文化傳統，拒斥文化革命
E.對西方現代化社會及民主制的質疑，西學啟蒙問題的繼續，開放與封閉問題
談論五四及百年紀念，如果沒有涉及到上述問題，那麼基本上就不會接觸到真正的問題，進入嚴肅的學術及思想研究領域。
3.對五四及百年紀念的中學研究推想
雖然筆者認為，由於全球的現代化，即西化，五四問題是一個西學問題，但是由於在認識論的研究中，文化的多元論已經被西方學界普遍地接受，因此運用中國文化思想來研究五四問題，在今天死而復生，重新成為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研究。
其次，也由於今天世界遇到的問題讓人們看到，西方文化在人類和諧共存問題上，社會結構、政治制度問題上，在人和自然環境的關係問題上，導致了很多悖謬問題。這使得很多有志之士感到根本的對於人的理解，人與自然關係的理解需要重新思索，因此它也為傳統東方文化死而復生，或者說是個置之死地而獲得了後生的可能。
第三，世俗基督教化或者說后基督教社會的困境使得當代文化重新面臨中世紀歐洲社會的困境，甚至可說比當時還要嚴重。為此，走出這個困境，或者是啟蒙繼續，或者是如歐洲的文藝復興一樣，復興一種開放的，能夠打破封閉及束縛的文化。這也就意味著走出這個當代困境，對於中國人來說傳統文化復興和歐洲人的文藝復興一樣，是一條可能的路。而這條路，雖然不是我的專業，但是從一位啟蒙學者們的追隨者的角度來看，我以為陳寅恪先生的兩段話可以預示著未來的傾向：
1.“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
2.中國文化，“……任儒、佛（佛且别为诸多宗派，不可殚数）、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tolerance），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有如欧洲以宗教牵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者而后快。此与中国人之素习适反。
今夫耶教不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与中国之礼俗文化相悖。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尽可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为甚）决不能容他教（谓佛、回、道及儒（儒虽非教，然此处之意，谓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问其信教与否耳））。必至牵入政治，则中国之统一愈难，而召亡益速。此至可虑之事。
今之留学生，动以‘耶教救国’为言，实属谬误，又皆反客为主，背理逆情之见也。”（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页12，吴宓1919年12月14日日记）
實際上，陳寅恪先生闡述的看法及傾向，晚清很多學人的思想都有，如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民國的齊如山對於京劇及中國文化的看法，歷史學者鄧之誠、錢穆等對中國歷史及文化問題的看法等，他們在不同方向上異曲同工地提出過不同的有關中國文化思想的根本問題。筆者特別關注過齊如山。他自己在對於傳統京劇和西洋歌劇的認識上的“變化”，可謂是如何認識東西方文化和社會異同的一個典型案例。所以，我以為，任何研究五四及當代中國文化社會問題的人，都絕對不能夠迴避陳寅恪先生提出的問題。這一定是繞不過去的問題！
如果承認科學的認識論研究的推進，如余英時先生那樣推崇庫恩的理論，那麼，我以為可以具體總結陳寅恪先生提出的問題如下：
1.基於中國文化思想基礎的對於五四後的文化社會問題的研究，和前述用西方治學方法一樣，也必須在使用的方法上自洽，運用“中國式”的思維及語言。由於規範及思維方式、語言方式不同，二者絕對不可混雜使用。
2.必須解答文化的根本特質問題，包括基督教的排他性問題，和政治的聯繫及分割後帶來的後果問題。為何傳統中國社會可以有不問政治的空間存在，有純粹的私人存在空間。但是無論在政教合一的基督教社會還是在政教分離後的基督教社會，政治或是無所不在，根本沒有私人及其精神存在的空間，如共產黨社會；或是承接了“教會國家”權力結構的一般“世俗國家”的權力，一直在持續性地擴張。
3.這一排他性及牽入政治，是否會如陳寅恪先生所說，一定會給傳統中國的統一性帶來問題？
4.兩種文化是否能夠平行存在，如果無可能，是因為中國文化的進攻性，還是西方？在只有一個地球的情況下，未來會如何。
為此，在談論五四及百年紀念的時候，如果的確如筆者前述，歐洲千年羅馬的一神論的基督教政教一體化導致的是藉助古希臘思想文化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那麼類似於此的問題是否就是：中國百年經歷的是否可以說是一元論的歐洲在經歷了政教分離及世俗宗教化後的世俗擴張？它是否即如歐洲歷史曾經經歷的那樣，將導致新的文化復興？
如果的確如筆者所述，那麼五四問題帶來的最迫切的、最重要的研究問題就是歐洲所帶來的世俗宗教即世俗基督教問題，各種替代基督教、政治化宗教所帶來的問題。而這一定會使我們清楚地看到，在當代世俗宗教席捲世界的時候，它帶來的不是新文化，而是各種形式的文化革命，各種形式的對於傳統文化的毀滅。而這就導致，在最極端的地區——極權主義國家迫切需要的是重新的、從幼年時代的覺醒，即新的“文藝”復興或者“文化”復興、啟蒙。那麼在中國文化圈中，一個前尋秦漢唐宋，後承陳寅恪齊如山的文化復興是可以期待的。當然這又談何容易！因為它涉及的是根本的語言和思維，基本的文化和文字教養。而這其實正是經歷了一百年的文化革命后，五四百年紀念時，最應該提出的更為具體的問題！
浮花浪蕊鎮長有，才開還落瘴霧中……
紀念五四，不是民主、啟蒙，以及作為政治口號、意識形態的科學如何進一步在中國社會進行文化革命，改造中國社會及其文化問題，而是根本的歐洲文化帶來的危機問題、世俗宗教問題、多元文化問題、思想問題，以及根本的中國文化傳統如何重生問題，有待我們具體地考證、學習和展開。所有一切都是由於對於文化及社會問題的具體的認識及研究而導引、激發出來的。五四問題，說到底就是當代歐洲，當前世界面臨的困境問題的一個局部表現。
2019.7.16德國•埃森，第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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