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皇帝的新衣：人文领域的变态
《开放》三月号刊出茉莉对德国瓦格纳教授的采访，又弹起十多年前老题目，中国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问题，不过，这一次变了调。这一切令人感到人生的可悲和荒诞。
某某候选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传说已经多年。在这个传说风头正健的时候，居然没有人敢于出来说不。大学、基金会，一些报纸和刊物，乃至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教授，甚至压宝于此。那些不入流的散文和诗，在各个刊物上如入无人之境，真的如皇帝的新衣那样。到今天，居然在中文中，“诺贝尔奖候选者”成为了一个头衔，成了诗人的新衣。
在文学领域中，诗人的新衣比世俗社会中皇帝的威力还大。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十几年前，汉学家们的鉴别力哪里去了呢？中国知识界的鉴别力又在哪里？！
《开放》四月号刊出曹长青写的“大师们不敢向暴政说不”，文章鞭辟入里地揭示了那些萎缩在独裁者的羽翼下，虽然偶尔有呻吟的各位专制政权豢养的大师们的真相。然而，人们也会要问，大师们难道能被豢养？！豢养能养出大师？！
豢养和大师是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即使在极权社会也可能产生自己的大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生在专制制度下的大师绝对不会象张承志、梁晓声一类人如鱼得水。知识的追求，生命的追求，“大师”所具有的“才能”和“感觉”必然使他们感到彷惶、孤独，痛苦不堪。帕斯捷尔纳克如此，肖斯塔科维奇如此，索尔仁尼琴也如此……。
其实，岂只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作家，生活在一般社会的作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出版言论自由，但是，知识和生命的追求与尘世现实的冲突，依然使他们绝望。卡夫卡如此，海明威如此，加缪也如此……。
当代中国无大师，共产党的统治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的追求超出它所允许的范围，它不会容忍任何与共产主义文化相悖的文化现象存在，它更不会容忍任何人的自由创作精神生存，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成名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及其作品，一般来说都是值得分析的。但是，最近二十年来，在海外和中国大陆有可能做出一些交流的时候，包括汉学家在内却没有人进行这样的分析研究工作。如“共产党”的“文化部长”王蒙，作为分析和研究对象的“王蒙”，其首要问题是“作品”和“人品”问题，即更深刻的人文关怀和文学品质问题，而不是如瓦格纳教授今天还在说的，何时读过红楼梦的问题，了解与否世界和中国古典的问题。但是，王蒙和那些在共产党社会成名，并且在“学界”代替共产党把握权力的知识分子，在如今的汉学家那里却是或作为中国的“异议”作家，或作为传统中国学术的代表介绍给西方一般民众和学界的。这些在共产党社会成名的第二代、第三代作家、及知识分子，近年来在大陆掀起的潮流则是打掉真正的大师，如鲁迅、陈寅恪，取而代之，对于如此还不尽他们意的汉学家则放肆地攻击谩骂。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没有人对皇帝的新衣表示异议，就会有更恶劣的发展。
错位的中文世界，几近荒诞，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二．极权主义文化：片面西化的错向发展
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变化标志是一九四九年。从那一年开始，极权主义文化全面统治了中国大陆。应该说在四九年以前，在剧烈冲突中挣扎的中国知识界，不管它实际上已经具有哪一种倾向，由于仍然是多元的，所以还是正常的。然而，自四九年共产党全面取得政权，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占统治地位后，中国社会和知识界起了决定性的变化。
共产党所建立的极权主义文化的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整体的思想方法，一元论的进步观。这种思想，常常或是确信历史发展有一确定进步规律，或是追求一种乌托邦。
二．伴随这种观念，多用抽象的大而空泛的语言，如历史、宇宙、人类、阶级、革命、神圣、伟大、崇高。语言晦涩，概念含混则是这种整体的思想方法另一种表现。
三．个人让位整体，牺牲个人和个性；多用历史和阶级压制个人的基本的爱和追求。
四．这种教条僵硬的直线式的思想精神框架必然造成精神思想的封闭，造成对其它文化、及历史和传统的排斥和极其偏狭的有选择接受。这种排斥则必然造成人性和文化的蜕化。
主题先行是第一个特点的产物。阉割和扼杀个人的基本冲动，内容和语言的“假”、“大”、“空”则是另外两个特点的结果。党同伐异、进行文化上的“革命”则是这种思想和文学的最终产物。
在一般多元社会，当没有能力进行文化革命的时候，则表现为关心抽象的文化问题，远过于具体的、经验的、分析性的问题研究。玩弄晦涩概念，讲谁也不懂，其实自己也不明白的黑话、沽名钓誉，则是这种文化的变体产物。
这种整体的、单线的思想方法必然造成心胸狭窄，它是那些地域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等缺乏宽大胸怀的知识分子最容易接受的思想。这就是左派思想很容易受到第三世界的某些知识分子欢迎的原因。
虽然上述特点是极权社会的文化的典型特征，但是，它却不只存在于极权社会中。共产党的掌权，只是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为它的存在创造了理想的条件，使它能得到淋漓尽至的发挥。
这样一种极权主义文化的特点实际上在共产党没有取得政权以前，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及其后的革命文学和左派文学，和其它知识和文化的追求上就已经存在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共产党不但是通过他的很多“党员知识分子”控制了知识分子的组织和出版物，如左翼作家联盟等，而且在当时的知识界的气氛上，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充分利用了当时的历史和政治现实，阶级、救亡等主题文学占据了创作上的主导。由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薄弱，由于其它流派的追求者的人格的苍白，因此，在现实中造成连鲁迅也很难完全和这种左派文学划清界限。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后人，如夏志清先生对鲁迅的评价事实上也受当时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很大影响，也出现偏颇。
除去周扬、夏衍、翦伯赞这类的“文人共产党”不论，茅盾、丁玲等左派文人在当时的文学，及其政治、社会活动中都已经具有上述特点。所以他们后来成为“共产党文人”完全是必然的。而生于或曾经成长于那个时代的王若望、刘宾雁、苏绍智、戈扬等今天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则也基本上是在这种左派文化气氛中过来的，甚至自己就曾经参与过。事实上，可以说，极权主义文化是上一代知识分子“自觉”“主动”地参与造就的。而生长于四九年后的几代知识分子则是在他们的“更加片面”的革命文化，即极权主义文化的影响下成长的。和西方的某些有良知的曾经具有左派倾向的作家不同，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即使在他们自己也遭受迫害时，甚至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被赶出国门时，在思想上也没有真正地反叛，反思过。至于其后代知识分子，例如所谓“文革一代”和“八九一代”的不同，除了某些变化外，蜕化则是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左派文化在多元社会中，也有很强的蜕化发展趋势。例如，在科学史研究中，那种极端的亵渎伟大的科学家的精神，把一切庸俗化的倾向，极端的性解放、女性主义，乃至地域主义都不仅造成参与者的精神堕落，而且摧毁了正常健康的伦理规范，对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腐蚀作用。
这种极权主义及其文化，这种左派文化不是中国传统的产物，而是近代西方伴随自由主义传统的一种反动产品。二十世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形势助长这种左派文化。在三、四十年代，左派文化在西方的知识分子也具有很大的势力，许多著名作家，如罗曼·罗兰、纪德、凯斯勒、阿拉贡等人都或曾经受到它巨大的影响，或本身就是典型的共产党左派作家。
十月革命一生炮响，不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也送来了伴随它的左派文学。历史和政治现实，迫使中国知识分子先是追求“富国”，后来则是“救国”、“民族存亡”，这种整体的考虑从根本上助长了这种思想方法和文化形式。全盘西化的呼声，加速了这种片面西化，片面西化的结果不仅排斥了其它的西方文化倾向，而且摧毁了民族文化。这在四九年后全面得到展示。
因此，本世纪以来的根本问题，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片面西化。误解“启蒙”，马克思主义、德国反理性、反西方传统的进入；革命文学和左派文学的进入，及和中国文化中某些相应因素，部分知识分子反西方情绪的结合，这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知识界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主要问题。给中国社会带来如此负面影响的知识分子，包括后来那些提出“救亡压倒启蒙”原因论的人，近年他们又提出的极权社会只需改良，而不要告别革命，并“自誉”为后马克思主义，其所表明的是他们的思想方法和精神仍然沉浸在极权主义的文化中。因此，人们仍然不可低估其消极影响。它告诉我们，中国知识界的错向发展仍然在继续。
三．聪明的夏志清，错位的时空
冷战初期，左派，尤其是在文化、知识界中，借助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势头，及二次大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整个世界上继续占据强有力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时候，夏志清先生，写下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这部书中，夏志清先生第一次把张爱玲和钱钟书作为文学家，给予超乎寻常的评价。他认为，张爱玲的《秧歌》是部不朽的小说，《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认为，他们两人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在那个时代，夏志清先生能够突兀拔起，提出这种看法，表现了他超乎寻常的判断力、才智和勇气。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后，应该说对人们在文学和人生上的追求肯定都是一种力排众议的促进。但是，夏志清先生当时可能没有料到，他的这些正确判断在此后几十年后竟然要自己为它下注脚。
其实，聪明的夏志清先生可能只是在转瞬之间没有料到世间对他的著述的另一种反应而已，读者只要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夏志清先生其后的微妙变化。
在张爱玲死后，他在悼念张爱玲的文章中，夏志清先生几乎是自言自语地为他的这一论述辩护，“早在1957年、1961年我挑选张爱玲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中国作家’，一点也没有错。（当时大陆文学不值得一读；台湾作家间，只有姜贵的《重阳》和《旋风》可同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相抗衡，但短篇小说他写得极少，也无法同《传奇》相比的。），本来这种评价对于当时在海峡两岸声望正如日中天的张爱玲，是不必辩护的，然而，多年来夏志清先生一直用这种方法暗示他还有话要说，这一次在张爱玲去世的悼念中，聪明的夏志清先生终于说出在这辩护后的另半句话。
“‘古物出土’愈多，我们对四、五十年代的张爱玲愈表示敬佩，同时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她创作力之衰退，为此，我们公认她是名列前四、五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也许在他成长的那个时代，夏志清先生就不必再把这句话牙青口白地说出来，但是，不幸，《中国现代小说史》蜚声于另一个时代，一个才能匮乏的中文世界，一个没有天才和大师、庸碌的时代。对张爱玲和钱钟书的评价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就自然走了味。
张爱玲的不凡之处在于，在四十年代，左派，革命文学甚嚣尘上的时候，她写出那种纯粹文学性的作品，描述出那个时代。和那种充满革命口号和革命情操，带有非文学眼镜描述社会的作品相比，张爱玲是出类拔萃的。
张爱玲的不凡之处还在于她的中文文字的功底，她的文字干净清新，然而，人们不应忘记，和前辈作家相比，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白话文发展已经有几十年了。至于对社会的观察和生活的感受，张爱玲也有她的聪明独到之处。这一切，到五十年代，虽然张爱玲并没有更多的力作问世，却由于时代更加矮小，愈益显示出张爱玲的卓越。但是，生在特殊时期，生在中国的张爱玲，如果离开政治和社会纯粹评价她的文学价值，她却最多不过是在文学的基本要求上加上了一点自己的聪明而已。也许这就是生活在黑暗时期，停滞时期的特点，作家花费最大量的气力做的是，克服各种对文学的扭曲，而不是文学的创作。这对作家来说是一个悲剧，对评论家来说是一个危险。如果把各种停滞时期作家的相对努力绝对化，那就不仅会损害作家的本来意义，也会影响到转型时期的气氛。
作为一个作家，张爱玲纯熟地掌握了文字和文学的基本技巧，但是，和托尔斯泰、托斯妥也夫斯基、海明威、卡夫卡等大“家”或称文学大师相比，和中国的曹雪芹、鲁迅等大师相比，张爱玲是一个通俗作家。张爱玲的作品，以及她的名言“成名要早”和她处心积虑的尘世生活，都使我们看到，她的观察和描述清新，摆脱了社会和环境的束缚，然而，却远远没有超越社会和人生。作为作家和一般人的张爱玲的最大的特点是一个“俗”。这个“俗”字既使她写出活生生的生活，让人们看了叫绝，心跳，又使她追求尘世生活的各种“噱头”，戏剧性效果。这个“俗”既使她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又使她终于写不出任何超越时代的，象《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永别了武器》、《审判》，那样的传世作品，也使她终于不能和鲁迅同日而语。
本来，张爱玲的“俗”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在于对抗革命文学、左派文学对文学的亵渎，还文学于它的真正面目，还人们以真正的生活。而在这种意义上，这个“俗”字和“真”字是血肉相连的。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的评价正在于此。然而，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的推崇，和张爱玲到了下一代人手里，却只剩下一个俗。经过半个世纪，革命文学、左派文学已经深入到人们骨髓，这甚至包括港台和海外的作家，它没有消退的意思，而是辗转到“庸俗”来维持自己的存在。继革命文学、左派文学对文学和人们精神的阉割之后，居然张爱玲的“俗”字今天也成为那批文人继续阉割文学和人们灵魂的一把刀。
至于钱钟书及其作品《围城》也是如此。钱钟书智力超人，但是，学术和文学成就却并不是一个仅仅依靠记忆的活动。它其中融有对生活的爱，追求和创造。它不是知识的陈列，而是一种洞穿和超越。就其文学价值，《围城》甚至不能和张爱玲的作品相比，至多是一部票友作品。但是，钱钟书的这部文学作品，在那个时代却确实具有意义。也许应该说它具有很大意义，然而也只是在那个时代。
一个旋律适合一个环境场合，时空错位就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效果，尤其是在特殊时代产生的旋律。
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和钱钟书的作品的评价都没有错，但是，时空错位，几成荒诞。人们至今仍然在读百年以前，乃至数百年以前的大师的作品，《红楼梦》、《红与黑》、《复活》，人们可以预见百年以后，人们还会喜爱《阿Ｑ正传》，《丧钟为谁而鸣》、《城堡》、《局外人》和上述作品。但是，在夏志清之后，突然被中文世界吹捧到顶点的张爱玲和钱钟书，哪部作品能够和前述作品相比。以后也许会有人读他们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却都是只具有时代的意义，它们没有超越时代，没有刺穿人性和参透人生的惊心动魄。那时，人们就会看到夏志清之后的喧噪，几近荒谬。
其实，夏志清之所以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庸碌的、没有大师的时代，也几乎是必然的。虽然在西方的多元社会中能够造成有左派倾向的“大师”，但是，究其本质：其文字、概念、思维方法，对文学和生活的认识，革命文学，左派文学却不可能造就正常的文学和生活气氛，不可能造就大师。左派文学生于病态的环境，造就病态的时代。经过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从左派文学发展到极权主义文化的全面统治后，没有深刻、痛苦的反叛和反省，继之而来的不是侏儒当道才是怪事。
失去个性，失去灵魂和精神的左派文化，极权主义文化所培养的知识分子，有能力接受的只有“庸俗”。当代大陆文化，及其知识分子淋漓尽至地表现了这种特点。
四．汉学家的两把刀，错位的学术
海德堡大学瓦格纳教授在访谈中说，中国知识分子不承认西方的影响。其实，恰恰相反，反观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活动，他们不仅重视、承认西方的影响，而且很知道如何利用这种影响。
从四九年到七九年，中国大陆社会整整“完全”封闭了三十年。它名副其实地是社会封闭、政治封闭、思想封闭、文化、知识封闭。诚如瓦格纳教授在有一次和笔者讨论时所说的那样，这种封闭没有知识分子的配合、协作，是不可能成功的。
生长在开放社会中的人可能会想象不到，开放初期，西方对中国的巨大影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很多声名都是依靠西方的媒体创造出来的。魏京生是一个例子，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有许多因为言论而被问狱的人中，只有魏京生获得了巨大的名声，相对王希哲则没有那么幸运。其他身陷囹圄的人甚至又没有王希哲那样的幸运。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反抗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另一种文化空间的发展，确实要感谢西方关心中国的每一个人。
然而，这其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倾向。当被极权主义的政治及其革命左派文学统治封闭多年后，极权主义者由于统治需要，要发展经济而不得不有所放松，稍微开放时，中国知识界首先面对的是西方汉学家。细点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成名的一些年青知识分子，人们必须承认，西方汉学家协助造就了八十年代以后大陆的知识气氛。
当代西方汉学家在西方社会中是一个很独特的群体。一方面和前述所呼应的竟然是，西方汉学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左派，甚至是极端的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另一方面由于汉语的艰难，很多学语言出身的“汉学家”，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专业却不是行家。这一点尤其在欧洲尤为显著。在美国，对中国各类问题的研究是分散在各问题相应的专业系或研究机构中，在欧洲则一揽子都在汉学系中。这为真正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局限！
最后值得一提的就是，汉学很多时候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即不再是对中国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
前辈史家傅斯年先生曾经说，汉学的中心是在中国，当代人类学家张光直在接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时说，“要”把中研院办成当代汉学中心。这一细微变化就是近一个世纪来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起伏的结果。它值得人们思索的是，不是学术成果造成这种结果，而是西方在政治和物质实力的强势，和中国知识界的心态。因为，且不论对中国文字典籍的掌握，汉学家仍然远不如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港台海外），即便说到汉学家所正确看到的、且鄙视的，当代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最糟糕的思想方法问题，即治学方法问题，那也是如本文所述，是西方左派，“来自西方”的“共产党文化”影响的产物。而中国知识界的不正常的心态，盲目崇洋心态却是近百年来的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努力的结果。它甚至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到如今，要想使中国知识分子、一般民众在对待西方时恢复正常心态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当汉学家现在转而用另一把刀来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分子时，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不应该拒绝这些批评，但是，汉学家们应该想到，一些被某些汉学家所看不起的“学养”不足的大陆知识分子名人，汉学家们对于他们的成名起了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即便那些共产党舆论制造出来的名人，如严家其、金观涛等人，汉学家们不也没有任何批评地进行了推波助澜的工作吗！
尽管事过境迁，但是，在时间的流逝中自圆其说并非容易的事情，象夏志清先生那样说了聪明话的人还要亡羊补牢，更遑论其他了。
瑞典的马悦然先生在八十年代末期曾经说，北岛创造了全新的中文语言，顾城是一首会走路的诗，杨炼继续了先秦。
其后马悦然先生象夏志清先生那样，婉转地提到他和北岛谈起三十年代中国诗人的诗歌，北岛显然不了解。
现在，在瓦格纳教授的谈话中，关于诺贝尔文学奖，他说，“如果你问马悦然他本人想不想给一个中国人颁奖，他会说北岛可以，但是如果你继续施压追问，他也许会说，在差不多一百多个人可以获奖时，可以提这个北岛。但是如果你缩小到五十个、二十五个或者五个人，甚至一个人中，我想，即使由马悦然一个人做决定，这个奖也不会颁给北岛。你看北岛的诗也有很大的问题，他最早的诗有很超脱的独立性，他的意象和比喻个性很特别，但是两三年以后，基本上重复原来的意象，新的发展很少。北岛没有前进，许多中国作家也都是这样重复自己。倒是有许多中国画家到了西方，有了很大的突破。”（《开放》，99年3月号，“中国作家没资格拿诺贝尔奖”）
对同一个北岛和这一代诗人，美国哈佛大学的李欧梵先生则在他为北岛诗集写的序言《午夜歌手─谈北岛的诗》中有另一种论述。（台北，《联合报》副刊，95年10月10日、11日）对于北岛前期作品《回答》一诗，他说，
“我认为这只是几句口号，而不是诗。当然，念起来，用北京青年那股京片子腔调，‘我─不─相─信！’（重音应该放在‘不’字，并故意拉长）这几个字的挑战─甚至造反─的表情十足，令人想起了‘反权威’、‘反封建’的教条语境，但是纯以诗的立场来读─至少从一个外界的旁观者而言─就有点索然无味了。”
“我们很容易在北岛早期诗中看到他那一代人的一个共同特征：惯用宏大的抽象名词（譬如时代、历史、真理）和充满激情的意象（如大火、燃烧）以及与大自然有关的字眼（如太阳、雷电）。”
“对我而言，一个诗人最珍贵的一点是他作品的特色和视野，所谓自成一体，对北岛这一代人真是谈何容易，因为我认为诗人的风格不能建立在艺术的真空，而必须和其所处的文化和语言作不停的‘对话’。北岛这一代人的文化资源是贫乏的，成长于文化大革命之中，无从接触中国传统，仅能偷偷地从早年翻译的西方文学（当时是‘内部’读物）中找寻滋养，并用之来对抗主宰一切生活的‘毛文体’。然而，在这种环境下，语言的自觉性变成了一个颇为困难的问题：什么才是诗的语言？什么才是诗人自己的语言？文学的语言和现实的语言关系如何？又如何从现实中引申出诗的语言？这一连串的命题，当我在一九八六年在上海的一个学术会议中提出的时候，有些大陆的当权作家对我颇为反感，而那些对我的看法有反感的人当然更不满意《今天》所刊出的所谓‘朦胧诗’，并斥之为艰涩难懂，而我却觉得这些年轻诗人正在作语言上的初步尝试，《今天》上的很多诗都是习作，并不完全成熟。而恰在此时，西方汉学家发现了北岛，一时惊为天人，视为奇才，并附带把《今天》杂志视为‘地下刊物’，吹捧有加。我虽忝为‘汉学家’，却自视为北岛的诤友，默默地看他在诗作中挣扎，当然我的基本态度是同情的，但也在文章中不乏批评。”
他认为，北岛在近期作品中得到第二次解放，逐渐有了“比较完整的‘个人’─一个诗人的‘主体’。”北岛“近期的诗写得越淡，味道反而越浓”，“希望台湾的读者不要以台湾的尺度来衡量它，而以开放的艺术眼光胸襟和情感，来体会它内中的深意。”
汉学家之间的这种矛盾之处如何解释呢？它不是看法不同，而是根本评价的改变和矛盾，是基本评价的转向。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对八十年代以来的大陆文学的评价上。近年来顾宾先生对伤痕文学以来的中国文学的负面评价曾经招致大陆报纸的攻击。然而，把张贤亮、王蒙、谌容、张洁、丛维熙、张抗抗、戴厚英等人作品捧为上品，介绍给西方读者的不就是这些汉学家吗！而某些作家，及中国的舆论又借助这些海外声名更上一层楼。
下文我们将要具体分析的北岛，诚如李欧梵先生所说，被汉学家们“惊为天人”，是汉学家们制造出来的著名诗人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北岛则也心领神会地爱护培养他和汉学家们的关系。
其实何止北岛，大部分靠汉学家出名的朦胧诗人都会非常油滑地在汉学家中混，既知道如何“唬住”汉学家，又知道如何和他们周旋。历史最具有讽刺性的是，在任何时期的人类社会中都是最不谙时势的诗人，却居然被封闭社会和汉学家共同制造出来一个最世故油滑的群体─“诗人群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事实上，人们只要稍微有一点研究能力，进行一点研究，就可以看到，北岛语言苍白，杨炼不了解先秦，顾城只会装腔作势，待到装不下去，就只有装疯杀人。
问题不是汉学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什么，而在于他们是如何向西方人推荐这些作品的，如果推荐这些作品为诺贝尔奖候选，如果不加批评地推荐上述作家和伤痕文学，看不到它的过渡性质，那当然就会倒西方读者的胃口，从此不再注视、关心中国文学；当然会让人们感到受了欺骗；当然会产生错位：学术错位与人格错位。
如果当年介绍他们，或邀请他们出国时，就让他们和人们清楚：他们已经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他们的语言和写作方法上基本上是极权主义文化的产物，通过他们可以看到共产党中国社会的动态和某些变化。也就是汉学家如果用一把刀，而不是二把刀来对待中国文学，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变态反应出现，北岛也不会为“候选”诺贝尔文学奖而弄得自己筋疲力尽，顾城也不会去杀人。这种人格错位的悲剧，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是汉学家协助建立的。中文世界的“皇帝的新衣”是汉学家们协助裁剪的。
之所以会如此，一是由于汉学家们对中文的掌握程度，二是由于汉学家对中国诗歌和西方诗歌的修养，三是由于文化差异，汉学家们无法正确把握中国“诗人”的人格和为人技术。其四就是左派汉学家自身存在的学术和思想问题。这是一种错位的学术
对于左派汉学家，确实，人们不能武断地说，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由于能力问题，接受不了严格的、分析的，必须步步扎实的“启蒙”主义的经验和理性的方法，而选择了这种整体式的思想方法。确实，人们也不能说，他们天生地是西方社会的失意者。但是，人们能够说的是，如果他们在学生时代，出于憧憬，误信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可以理解，那么，他们在其后到过中国，看到过文化大革命，了解到东方的极权主义，仍然对极权主义及其文化没有认识，那就令人遗憾了。事实就是如此，从歌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到推崇伤痕文学，从八十年代初期到今天，某些汉学家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中国官方和官方认可的知识界和文学界，从来对极权主义的中国没有过任何分析。从另一方面说，西方的这一代左派，生长于冷战时期的左派，就其才能和勇气也是不能和其前辈相比的。
但是，说到底，汉学家们这么“敢”讲话，除了在西方了解中国的人极少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知识界“宠”他们和“骗”他们的结果。
左派文化，两把刀的汉学，不可分割地纠织在一起对当代中国文化仍然产生着巨大的，难以名估的影响，当代中国无大师和这种影响有着很深的关系。如何能摆正我们自己的心态，既吸收汉学家们由西方社会所带来的好的方法，又能排除掉那种由于我们的自卑而带来的二把刀的影响，还要避免义和团心态，对中国知识分子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五．北岛解析：错置的角色、错位的个性
如上所述，我们能够看到，北岛成为海外汉学的一个焦点人物，评述中国当代文学的人几乎都以北岛作为案例来分析。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原名赵振开的北岛，本来是一个平常的人。有些聪明，但是才能平常。他本是一个很能适应社会生活的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失学，没有阴差阳错的社会变化，他在那个社会，在上学时会是班干部、团小组长，工作时会是上下关系园润、因循而被不断提拔的干部。北岛的气质原本和诗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虽然在他早期的诗歌中具有一般年青人都有的，还未被社会扼杀的激情，但是，他却先天地没有诗人那种喷薄欲出的感情（个人），敏锐清新的感觉（个人），以及驾驭语言的才能。
六十年代末期，北岛“幸运”地留在北京，被分配到建筑公司工作，而没有象他同时代的其他中学生那样上山下乡，到远离北京的边疆和农村去。在那个时代，这些被赶到社会底层去的年轻人，本能地开始自己培养自己，寻找未来的出路。和多多、芒克等人类似，北岛学习过唱歌，搞过摄影，读各种可以找到的中文小说和其它书籍。进出所谓各种沙龙，其实就是当时中学生的各个群体。但是，无论在哪方面，北岛都没有显示出过人的才华，在当时活跃的中学生中也没有名气。一九七二年，北岛和他四中的同学史康成的妹妹，史保嘉成为男女朋友。这应该说是北岛一生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史保嘉在当时北京的中学生圈子中很有一些才名，她人长得漂亮，能够写诗填词，并且交游广泛。当时，很多人对此事感到吃惊和不解，不明白北岛是如何能追到史保嘉，不明白何以有些才气的保嘉会爱上才能平平的他。大约在那之前，北岛就已经开始写诗。但是，他在认识史保嘉之前的诗歌风格，基本上没有脱离发展到六十年代的革命朗诵诗歌的影响。
然而，到一九七二年，在那时的北京中学生群体中，即在史保嘉所活跃的群体中，反叛已经成为时尚。在思想上，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托洛斯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得到广泛的传阅，甚至手抄。罗素、萨特、加罗蒂，乃至海德格的翻译作品开始流行。那一年由于尼克松访华，甚至还在内部开放了一些科学哲学翻译书籍出卖，这都开始对他们产生影响。在文学上，从六九年底年就开始流行的《在路上》、《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以及海明威、雷马克等人的作品，到七二年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感情。恋爱、喝酒、写诗、打架，反叛社会，反叛家庭，甚至有未婚同居的。这对那个极权主义社会的一般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这个中学生群体的人由两个方向走到了一起，一条应该是以芒克为典型，不关心社会和政治，由个人的、生命的冲动反叛出了极权社会的“革命”文化，或说由“堕落”而来，另一条路则是由关心社会和政治的“革命青年”，通过思想寻求，及和现实冲突，以及青春时期的反叛冲动反叛出马克思主义，或说由“革命”走出来的。严格说，北岛的路应该说是后者的路。他那时年青，还很有热情，但是，他是平和的，从没有走向极端，甚至在他和史保嘉的一年以上的恋爱中，也从没有到达过“高潮”，冲破世俗的“锁链”。
七十年代初期，由于在临近北京的白洋淀地区聚集着这个中学生群体的很多人，如芒克、多多、方含（孙康）、潘青萍、戎雪兰、陶洛诵、宋海泉等人，并且他们能经常进出北京，这是远离北京的其它地区插队的中学生所难以做到的，因此，白洋淀实际上成为了当时中学生在北京以外的第二中心。一九七三年初，北岛和史保嘉一起去白洋淀史保嘉的女友处，并同时结识了芒克等很多人。应该说，受芒克等人的影响，北岛此时才走出革命文学的窠臼，开始所谓现代诗的创作，甚至从某种意义说，不得不开始写现代诗，因为，那时，在这个群体中，这已经成为时髦，已经没有人再去看任何带有革命“诗歌”、“小说”气息的文字。
纵观北岛这两阶段的作品，早期作品《在扬子江上放歌》、《你好，百花山》、《金色的小号》，以及在七三年后写作的《回答》、献给遇罗克的两首诗等都应该说是他第一阶段的作品，按说这是北岛的本性作品，他不能写得更好，但是也不至于写得荒谬。由于《回答》等作品，大家都很容易找到，因此此处录出《在扬子江上放歌》、《五色花》等片段，作为对比分析。
把我的话语传向四方吧，
─长风的使者！
我是那漆黑的午夜里
一把黎明的火
我是那死样的沉默中
一首永恒的歌！
（《在扬子江上放歌》）
我要把月亮撕成碎片
铺成通往白矮星的栈道
掘回重土培在她的脚旁，
我要用北斗的勺把
舀干太平洋的海水
轻轻浇在她蓝色的温床。
我要收集太阳的无数金丝
编成抗寒的暖绳
缠在她那嫩绿的枝干上。
向着蓝色的未来
向着金色的阳光
向着永恒而无限的空间
你开吧，勇敢地开放！
（《五色花》）
为了正确评价北岛这一时期的作品，我们不妨随便引录几节六十年代的革命诗人的作品加以对比。：（由于系由记忆录下，因此可能有错误）
落下鼓风的帆，收起击浪的橹，
留恋池上的涟漪，船底宁静的蓝天
从风雨中驶过来的船
在这里搁了浅。
（沙白，“史可法衣冠冢”）
……
每一滴水，
都是山洪的子女，
每一朵浪，
都如夸父逐日，
纵百次迂回，
千遭曲折，
被岩石撞回一万次，
还是向东啊，向东！
（沙白，“大江东去”）
夜静，灯明，朗朗的读诗声，
诗人，我又推开你诗的窗棂，
啊！一股浓烈的革命气息扑面而来。
（程光锐，“读马雅克夫斯基”）
啊，不是怀古
我来三门峡
脚踏禹王跃马处
看黄水滚滚
听钻机突突
使我满眶热泪
陡涨
周身血沸
千度
……
三门峡上
紧握开天辟地
英雄手臂
三门峡下
竖万古不移
中流抵柱。
（贺敬之，“三门峡”）
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
神姿仙态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
如情似梦漓江的水。
啊，画中画，漓江照我身千影
歌中歌，山山应我响回声。
（贺敬之，“桂林山水歌”）
对比这些诗歌，我们可以看到北岛前期诗歌的血缘关系。首先它继续的是五十、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革命情怀，不过到北岛那里主题有了变化，他的主题是悼念遇罗克等，但是仍然是一些大的概念和问题，仍然是所谓“大写”的充满革命情怀的“自我”，缺乏个人的感受，仍然是意识形态问题。
从文字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继续的是贺敬之、郭小川、沙白、程光锐等人的朗诵诗歌传统。但是在文字的错落起伏、变化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掌握运用上，北岛远没有上述诸人丰富和运用自如。贺敬之、程光锐、以及沙白等上一代诗人，中国文学、文字有着远比北岛丰厚的基础，他们虽然写作的是左派革命诗歌，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文字运用相当成熟，和他们相比，北岛是苍白的，这是这两代人最为明显的区别之一。这一时期北岛在诗歌形式的运用上没有任何创新，。
在文字和诗歌形式称赞北岛这一时期的作品，是不符合中国当代诗歌的实际情况的。
七三年后，北岛受这个北京市中学生群体的反叛倾向的影响，受芒克、多多等人诗歌的影响，开始玩弄现代派的一些手法，但是，离开了他本性中所能接受的、前述的、尘世的“传统”，他从来也没有玩好过。诗歌是语言的艺术，玩弄语言这个基本材料确实有多种玩法，语言之间有音韵联系，文字间有张力，文字的结合能够塑造旋律、意向、图画、观念，而现代派玩法则需要更多的自我和才能，更加需要感觉。现代派不是那么容易玩的。
当然，由于现代派诗歌更加“专业”，更加是诗人自己的事情，一般民众很难理解诗人的感受，因此，往往远离它，不理它。这产生的负面结果是，那些什么都写不了的人都来玩弄“现代派”，因为只要不合语法，句法，谁都不懂似乎就是“现代派”。这致使那些所谓现代派的诗歌能够“唬”住一般民众，然而，语言不是碎玻璃，现代派诗歌不是万花筒，其结果除了现在谁也不看外，至多不过是与世推移，逐渐进入废纸堆而已。
由于篇幅限制，我在这里不再把北岛、芒克和多多同一时期的作品，就其语言，意向，自我，图像，音韵做一对比。在这种对比中，人们其实很容易发现芒克和多多驾驭语言的能力更胜一筹。我在此只想引述史保嘉对北岛的评价，我认为这一评价是中肯的：（“诗的往事”，齐简，打印稿）
“从一九七○到一九七三年，他的诗风基本是叙事的，格律的，顺时空的，二维的，可视的。当然对于一个初涉诗歌的青年来说也不免有时失之单薄、苍白。”
“平心而论，我并不认为赵振开是写诗的天才，但他敏感，勤奋，执著。”
直到如今，北岛在在文字的驾驭上从来没有显示出过才能，玩弄现代派诗歌手法时从来也没有玩好过。他的六字句和八字句总是让人感到语言琐碎不干净，他穿插的五字句也总是最坏的搭配。北岛从蹩脚的翻译家的翻译诗句学来糟糕的诗歌形式。他大概没有想过，那些诗句在原来的语言中，都是很精致的词句，都有严格的格律。至于今天北岛的散文，则更可看出他的功底，既无让人感到清新的思想，也无令人沉醉的情趣，更无让人回肠断气的韵律。只让人感到才短纸长。
北岛之所以在大陆取得成功，受到人们的欢迎，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他出名的几首诗歌的形式是被共产党文化所异化的人们所熟悉和能够接受的，如《回答》。无论就其语言还是音韵都没有脱出革命朗诵诗歌的范畴。
二．诗歌所表达的感情和思想都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而只有方向的变化。例如，《回答》等诗歌仍然是历史情怀，革命思想，只不过他歌颂了社会的被压迫者，反抗了当时的统治者。与其说是诗歌的形式，不如说是政治和社会情绪迎合了一般民众的在当时的倾向，这一点李欧梵先生说的很对，那是政治口号，但是，必须承认，“诗歌”形式的政治口号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原因在于那个社会的完全被政治化的民众，在那时最容易接受的就是这种口号。
北岛究竟是那一种文化及传统的产物。就北岛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修养来说，显然他对中国文化了解无几，他的文化和知识结构实际上包括两方面，
一．是共产党文化熏陶，
二．是在极少数的，到六六年为止屈指可数的翻译诗歌的影响下，
他在另外几方面的特点是：
三．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到七十年代中期，不过是共产党时代的高中水准。
四．对五四以来的近代文学则几乎可以说了解甚少。
五．他的外文修养到八十年代末期也至多不过能勉强阅读而已，既谈不上写作，也谈不上能以外文欣赏修养自己。
准确定位，北岛是转型时期的极权主义文化的产物，是僵硬的封闭社会的畸形产品。这畸形本身就是对极权社会的一个极大的嘲讽。他的真正价值在于，从七一年前后开始脱离政府的宣传，走向另一种意识形态，从七三年开始，北岛开始受到芒克、多多等人的影响，而逐渐不再写带有很强的社会政治性的“诗歌”，开始转向，追求个人。
他和芒克、多多等当时的一代北京市的中学生开始叛离共产党的文化，走向另一个追求，这是在共产党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后，在从五十年代中国走向全面封闭，在六六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后的一个新的转折。这个转折是困难的，艰巨的，甚至很多时候充满危险的，例如，这个转折的前声，六六年前张郎郎等人的“太阳纵队”，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正由于它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政治性的转折，所以，在诗歌上没有什么才气的北岛能够以诗歌为形式做出自己的贡献。北岛的真正的贡献在于，在极其适当的时期组织了《今天》杂志，把芒克等那一批北京中学生的反叛和追求倾向带向了社会。这一点，他功不可没。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变化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北岛应该得到的是那种衡量社会影响的文化贡献奖。而不是诗歌。但是，不幸北岛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的吹捧者也没有重视这一点，以致北岛今天也发生人格错位的问题，活得非常累，以致我们不得不评述北岛的特短，而不能多去评价他的特长和积极的地方。他其实演不好诗人的角色，他曾经演好的是转型时期的文化组织者的角色。如果在正常社会，北岛不会成为一个诗人。但是，那一代年青人的游荡、无出路，以及一旦稍有松懈后的阴差阳错，外界的误解，进一步造成了那一代很多青年的自我和个性错位。北岛不过是其中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在很多“知识分子”和民运人士身上也都有这种错位。这一切都是极权社会，封闭社会的畸形产物。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者的确看到了该奖的西方倾向，认识到西方文学并不优于产生唐诗、《红楼梦》的中国文学，然而源源于唐诗、《红楼梦》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学在什么地方呢？如果由于这种认识而把诺贝尔奖给了北岛及类似的中国当代作家群，那不仅是一个荒谬，留下的也不只是一个遗憾，而是一个永远让后世笑话的劣迹。
六．为何当代中国无大师
从四九年共产党掌握政权至今，当代极权主义政治文化已经统治中国社会整整半个世纪。纵观自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可以说退化和蜕化是它的显著特点。准确说就是前辈知识分子的退化，后来者的代代蜕化。这就是当代中国无大师的现象原因。
前辈知识分子的退化的典型例子就是老舍和曹禺。曾经写出大师级作品的老舍，投靠极权主义的统治者及其文化后，甚至修改他的前期作品，以期适应革命文学的要求，与此同时，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又不断地写出新的，到今天谁也不看废纸作品，并积极协助共产党整肃其他文学倾向的作家。老舍和共产党历史学家吴晗一样，在共产党社会陷入过深，以致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党同伐异”的“牺牲品”。老舍修改后的前期作品，及他后来创作的作品，只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退化。现在，老舍的儿子说，老舍如果不死，就会得到诺贝尔奖，实在是自欺欺人。但是，如果说老舍没有在共产党政权下的退缩，以他没有修改过的前期作品水平有资格问鼎诺贝尔奖可能还有些道理。
在共产党统治下没有退化的只有陈寅恪、沈从文等少数人。沈从文深知一切而搁笔。陈寅恪则为此受尽磨难。尽管他晚年双目失明，精神惨遭蹂躏，生活坎坷，他还是写出了传世作品《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不仅使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其他所谓大师知识分子汗颜，而且使逃到海外的知识分子反思。陈寅恪能砥砺中流，则是因为他坚持了自由的研究精神，不为政治，不为统治者的马克思主义，不为俗学所折腰。这其实既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也是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
至于后辈知识分子的代代蜕化，则在我们这一代每个人身上都有所体现。这种蜕化在知识框架和学术根基上，在知识分子的伦理道德上都是明显的。文革的一代如此，八九年天安门的一代更是如此，并且一代不如一代。这种蜕化在这两三代大陆知识分子身上几乎是无法变更的，即便他们其后留了洋，补了一些课，也只是亡羊补牢而已。
以近年来突然被大陆文学界某些人奉为大师的王小波为例，他在知识和精神上就有着极其典型的蜕化一代的特点：无知，和其造成的狂妄，以及由此而来的粗制滥造的文学形式和语言（参看《中国研究》，98年3月号，总第34期，程兆奇后记）。当然，和他的同时代人相比，王小波还是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即对这种蜕化产生的骚动和反抗，以及在这一代人来说是“新”的，事实上并非是新的追求。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这种反抗形式带有深刻的蜕化烙印，对王小波的“吹捧”让人看到的是更令人心碎的蜕化。
当代中国无大师，岂只无大师，当代中国甚至不知大师为何物？对于未能获得诺贝尔奖，中国知识分子或要打上瑞典科学院的门，或要关起门来夜郎自大。对于自己的社会与文化，则要打倒鲁迅，打倒陈寅恪这些真正的大师。
错位造成了当代中文世界的荒诞。人们常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对知识界来说，竖子成名的恶果不在于鸠占鹊巢的悲剧，而在于在学界的指鹿为马，视听混淆。这将影响两代乃至三代中国人。
一个在政治上封闭了四十年的社会，一个至今在文化和思想仍然封闭的社会，一个失去传统的社会，是一个失去未来的社会。能够造成封闭，在开始时必然是退化，在其后则是奴役和蜕化。
在被奴役几十年的灵魂群体中，没有反叛，没有痛苦的磨折是不可能立即站立起来成为大师的。因为反叛不仅会引起统治者的镇压，而且会引起周围被奴役灵魂的愤怒。没有大师，不完全是我们这几代人的能力不足，而是极权社会的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容真正有才能的人的成长。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只要那种一元的、整体的思想方法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只要今天统治大陆的马克思的语言环境不改变，就很难产生大师。除非真的有在如此贫瘠的环境中，仍然能迅速汲取到各种营养，不受任何偏见束缚的天才出现。然而，天才我们的确还不曾看到。我们看到的是，在陈寅恪这样的大师面前的可笑的自大和可鄙的猥琐。
这是一个变态的社会，一个蜕化和错位的社会。饱受左派和极权文化蹂躏与阉割的中国文化，要想重新获得生育能力，中国的人文精神要想再生，还要历经一两代人的砥砺。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日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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