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8日 星期五

泥塘夜話 ——二十年前“當代中國無大師”文後的爭議

貝嶺、北島、桂民海
1.
一九九九年五月我發表了“當代中國無大師”一文。發表後引起一些當時在政治觀念上類似的友人的憤怒,招致多方面的聲討。一位女士氣勢洶洶地對我說,“我是受北島的詩影響長大的,你竟然如此否定北島,這怎麼行?”對此我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答!
世間竟然還有如此一種評論精神、知識和藝術的坐標系!大約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當時較為認真地回答了兩位友人的聲討。
本週,由於桂民海問題,貝嶺發表了一張照片,其中有北島,這讓我再次想到這篇塵封的回信,當然更想到北島在詩歌及政治上,二十年來在社會上留下的軌跡。
我向來認為北島不是個詩人。首先他沒有詩人的氣質:詩人的氣質是敏感而有著鮮明的性格特點。古今中外都是如此,除非古往今來的詩人的定義,人們對詩人的感覺及希求改變了。其次,詩人對語言和感情、感覺的把握及運用,遠過於一般語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但是他卻沒有這個語言才能。除了只會用最粗疏的有限的中文字詞寫簡單的定語從句,或者語焉不詳、故弄玄虛外,他寫不出任何雋永的詩句。高評他的詩,除非詩歌不再是語言的藝術。
又過了二十年,人生的痕跡再次證明我在“當代中國無大師”中的看法,證明北島不是一個正常社會、正常文學領域中的詩人。在這兩方面,他都離詩人二字相去甚遠。
在充滿驚險的人生中,一個沒性格、沒脾氣的人,當然不可能是個好詩人。而如此一個堪稱沒有才能的人,時代和社會竟然讓他混成這樣,毫無阻礙地有“進”有“退”,這就不僅是“當代中國無大師”的問題了——這是我們的無能!
對於我所說的“無能”,它既可說是個人的,也可說是社會的。因為現存制度、文化領域中的拉拉扯扯的文化政治空氣,以及不同的權勢團體、個人封鎖了我們,它使得只有這類人有發聲及混世的可能。這問題不止是在極權主義社會,而且在西方也存在。難道不是,二十年前甚至現在,就連夏志清、李歐梵、馬森這些人都不敢說真話,只能調侃反諷。所以它其實也是我們時代的黑暗及恥辱!因為客觀事實——你的性格、品質,你寫下的語言是永存的。這一切還是會有一天水落石出。而今天,已經可說是初見端倪。
重發這封信,會讓你看到,二十年來,由於我們沒有認識到這些問題,它們不僅存在,而且比二十年前更為嚴重。好的一面是,已經可以用北島們自己的軌跡及創造力來讓人們看到,“皇帝的新衣”究竟是什麼東西!(寫於2020.2.28

2.
XXXX:你們好!
兩次電傳收到。老X的意見我無法接受的原因不在於內容,而在於他的批評似乎與我無關。因為我的文章根本沒有講道德和思想價值,並且仔細想我的很多文章,除了一兩篇談民運的文章外,很少做涉及道德。這篇文章(當代中國無大師),尤其是談北島的部分,也是如此。
我的意見是北島離政治太近了。他的貢獻在於政治而不是美學。而正是從美學標準看來,很多東西是可笑的。李歐梵的文章說得多刻薄,瓦格納等漢學家也已經感到了這些問題。而我們如果還不知恥,這才是令我悲傷的。
辛波斯卡的傾向正是我在多篇文章中宣揚的,作家要與政治遠離,他的涉及政治是因為生活和文學,他的這種追求是極權社會所不能容忍的,是更深層的對於非人性的否定。北島正是從美學上說幾乎還沒有入門。你再看看李歐梵對北島近期的積極評價,那不過說他是有了“個人”,他還希望臺灣人以寬容的胸懷來看到北島的詩。我們還要人家說什麼才能覺悟呢?!!!
我在九六年去美國的時候見到一次夏志清,他主持大陸詩人的朗誦會,其諧謔調侃的語言也使我看到,他很清楚這批大陸詩人的毛病,只不過只能採取調侃的辦法說出來而已。但是哀莫大於聽者,竟然自以為是、無動於衷。
我和芒克、多多、江河等人都非常熟識,也和歐陽江河等所謂詩人有直接的接觸聊天,我要說的是,他們除了政治價值外,美學上幾乎很少價值。這些人年輕時確實有很好的感覺和衝動,但是,被社會異化了。再如馬建,他有很好的駕馭文字的才能,如果馬建的中文修養深厚一些,他會比張愛玲寫得好,但是,現實實實在在地扼殺了他。他的中文根基和其它修養都極大地限制了他。對此,茉莉對我說,辛波斯卡不是最好的作家,這我當然承認,可是她是入門的,如果說她不是好詩人,那麼至少可以說她知道如何演好詩人的角色。但是,北島是根本不知道如何扮演這個角色。類似的毛病其實也在魏京生身上。我從來沒有參與過為魏京生呼籲諾貝爾和平獎,因為我知道他還不知道如何扮演這個角色。我現在對方勵之同樣很有看法,但是,我說過,方勵之是聰明的,只有他知道如何演這個角色。而達賴喇嘛之過人處,正是在於這個角色是他的本性角色,他不用去扮演。
同樣的問題當然出在如今這一代所謂詩人的所有人身上,不管當今有一萬人還是多少人是所謂詩人,儘管他們出過詩集,可問題還是問題。貝嶺有次在會上曾無可奈何地對我說,那按照你的觀點,總不能說,詩人都是智商不高的人吧!那次我調侃地說,還學文曾經說過,如果一個人什麼都寫不了就可以去寫詩了。你去看看,當今這些詩人身上,有幾個人真有詩才。讓他們站在李白杜甫等人的行列中,你不覺得可笑嗎。但悲哀正在於我為什麼寫第一段,“皇帝的新衣”。我本來不僅用了“不如流”,而且在全段的結尾提問題時還用了“沐猴而冠”,後來把後者刪去了,因為問題已經說到就不必用其它詞語再使它生動了。但是,“不入流”我卻是還是堅持要用的,因為,它是一個客觀描述。
貝嶺來電話和還學文談了對我關於北島詩歌的看法,他說年輕一代認為北島語言比賀敬之等人語言好,說到最後,還學文對他說,那就是“學文化”的問題了,你們還要“學文化”。這其實也就是我要談的代代蛻化問題。
X說,馬悅然翻譯的北島,不懂中文的瑞典評論家讀了後,也有好評的。其實何止在瑞典,在德國也是如此,很多漢學家甚至說,讀了翻譯後的作品比中文還要好,你能想到此中的微妙道理嗎?這不是很值得細究及分析的一個現象!楊煉有一次說,從翻譯詩中抄來的句子,再翻譯回去,沒有人能看出來。但是有一點,詩歌是“文字”的藝術,如何能夠翻譯,如果去掉了“原材料”,那本來是原材料的“藝術”如何存在,如何還有藝術可言。翻譯過去的只是意思,只是重新解釋而已。多多更說過,過去他認為他是很西化的,但是,到了西方每一個介紹他的詩歌的人都是說,他的詩中充滿東方色彩,所以“異國“風格不僅是阻礙了很多理解,而且竟然也給不知者以想像力的空間,然而,無論怎麼說,卻總是沒有可能正常地欣賞和評價原作。
我的文章偶然涉及政治的地方,也是為了說明學術。因為涉及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幾乎是不能離開政治的。他們本身不得不面對的很多問題直接就是政治問題。例如李澤厚,他自己就說他的《美的歷程》,及《批判哲學的批判》都是為鄧小平改革服務的。至於傷痕文學、劉再複等人關於一些所謂“美學”問題的討論,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等也是如此。你們現在也到了西方,應該能看到,當那些東西翻譯成西文後,西方人會感到莫名其妙,甚至感到可笑,你不談政治根本無法分析他們,那本來就不是學術作品,而是政治作品。
批評我的文章大約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老X和貝嶺這一傾向,另一方面是我曾經轉給你們的一封批評瓦格納的信的那個朋友,他認為,現在還在談這個問題,很無意義。認為我應該在更廣、更深刻和具體地討論一些問題。我對後者說的是,正是由於有第一種意見傾向的存在,所以,我寫這類文章還是有必要的,而且本來具體地研究應該是這個專業領域中的事情,我不過是旁觀了多年後,看到無人去做,再一次越俎代庖而已。總不能讓李歐梵、夏志清一直笑話我們,並且現在居然瓦格納也出來笑話我們了。
中國有兩句話可以用在這裡,“入鮑魚之肆久聞而不知其臭”“知恥近乎勇”,我要做的就是要使人們重新恢復嗅覺,恢復我們知恥的能力。不是我拒絕批評,而是因為我拒絕那種不知自己不行。我自認在這一兩代人中比別人強一點的正是我知道自己不行,我知道ABC在什麼地方。我可以說的是,我直到如今還在練基本功。蔡詠梅在《開放》上關於儲安平的文章說,我們這代人經過努力才達到儲安平那代人的起點。這其實在各個領域都如此。我要請老X原諒我說得過於直接。但是沒有辦法,不直接就不能說清楚。因為我很莫名其妙,老X第一段議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當代中國無大師”,有時間我大約還要寫續篇,一方面從八九年到如今十年,我感到在很多問題的看法和提法上我有很大進步(和那篇“從蘇聯的解凍文學到中國的文學解凍”相比),另一方面,還要寫這類文章也真的是因為無可奈何,繞不過去,必須寫。

暫此,祝一切好!
1999.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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