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二月十六號，前毛澤東秘書，中共黨內經常持異議的高幹李銳去世，享年一百零二歲。他直到離世前都頭腦清楚。
和前輩的讀書人相比，李銳學問不大，智力平平，所以才會走向共產黨黨派知識分子之路。但是，他的性格及受的正常教育使他很有些機智，以及一般社會人應該有的基本品質，所以在共產黨內成為鳳毛麟角，最終講出了不少共產黨黨內實情，可謂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他和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熟識，習近平的接班之路，也是起自他在中共組織部的時候負責的培養第三梯隊，接班人的工作。為此他對習近平可謂有知遇之恩，對習近平的學識及為人有相當的了解。他說，習近平文化低了點，只有小學六年級，而政治上，李銳則套用了民間一句話：“毛”病不改，積惡成“習”。
對習近平的評價是不需要智力就可以做出的，這不是因為他白字連篇，而是因為講話及行文的膚淺之氣是無法掩藏的。但是，居然權力就是能夠讓現存的世界盲目，看看臺灣那些同文同種的所謂知識人，談到習大大的時候那種無骨媚態，看看最近八年來大陸的某類人對習近平的期待，再看看流竄在世界各地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的川粉，就足見這代人、這個世界及社會的令人可憐及悲哀之處。
同樣的情況出現在那位諾貝爾得主劉曉波身上，他的文字、思想絲毫不比習大大好多少，由於他是所謂馬列美學博士，在文字領域縱橫的更多一些，因此荒誕不經、荒腔走板，比習近平更為甚地無處不在。這同樣是一個居然能夠讓世界瞎了眼的案例。
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1882-1944）在《論寬容》中說，專制造就英雄。可現實已經讓我們看到，極權專制連英雄也造就不出來，造就的是侏儒、弄臣，其中甚至包括他們自己的子弟，他們自己的所謂知識精英。
極權主義徹底毀掉了文化及傳統，人性及人的存在。所以胡平那句不是因為他們高大，而是因為時代矮小顯現了他們高大，已經絕對無法表述這個時代的悖謬，無法描述出這個時代的特點。這個時代只能夠說是太黑暗，它黑暗到已經讓人無法分辨一切；或者說這個時代太變態了，連基本度量的尺子都是扭曲的。
如今，“中世紀的黑暗”，雖然已經成了老生常談，可現在，極權主義，即世俗化的基督教及其政權，以及後基督教社會的世界，卻讓你明白地看到：一個物質化、世俗化的西方現代化社會，即物質化、世俗化的基督教文化及社會，帶來的黑暗及荒謬，已經遠過於中世紀，讓中世紀的黑暗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而這就讓我們終於感到，且必須看到：我們現在比文藝復興時代、啟蒙時代更加需要復興及啟蒙，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世俗基督教及其社會、世界。具體說就是：
我們面對的是各類替代基督教神學的、窒息人的心靈及精神的意識形態；
我們面對的是各類帶有教會教派特色的世俗黨團及其教士、各類弄臣；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徹底地世俗化了的後基督教世界。
它如此徹底的黑暗讓我們明白，我們知識人、乃至人類的對手，不僅是極權主義等各類權力，而更多的普遍的文化及精神。今天最為迫切的是文化復興及啟蒙，所以我把塵封的這兩篇雜文發表出來：
“詩經新篇：宵雅——鶴鳴•蝦聖”：
我唯一的希望是，現在及未來起來對抗這一切的年輕人，不再如我一樣要孤獨地在黑暗中從零開始摸索，可以從這個參照系開始！
202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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