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的癌變

一位正在研究我前半生的思想之路的年輕人寫信給我說，“我在收集他人評述先生的文章時讀到了一些悼念李慎之的文章，意外萌生了一個想法，也許具有“中國特色”的悼亡文章會是一個有意義且有趣味的研究題目，比如‘意識形態式的（党文化陰影下的）悼亡文章——以悼念李慎之先生的百余篇文章為例’。”這年輕人的想法讓我感到欣慰，因為這就是提出問題研究問題的能力，他已經走在了路上。而現在這本悼念劉曉波之書，以及成書前後的現象則讓我更感到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題目。

1.

我們這一代人真的可以說很可悲，連悼念的能力都沒有了，也就是基本的人的感覺，人生的感覺都沒有了，永遠是意識形態化的大話，假大空。至多說好聽一點是文青式的煽情。

最早讓我感到這樣的震動的是李銀河對王小波的悼念——竟然沒有一點人的那種固有的喪失了親人的透骨的悲痛。當年李慎之去世，我之所以介入討論也是為此，我厭惡那種假大空的、不著調的政治化煽情的吹喇叭。當然，那一次我參與的討論只是在思想領域，而非更廣袤的感情及人生。但是這一次，去年七月劉曉波的走，在天地間、人生中卻極其具有戲劇性。而如此強悍的震撼，居然還是沒有能夠讓人有超越政治的、具有更深的人的內容的所動、所思，——那些參與悼念的人，居然是如此缺乏人的基本感覺，居然依然是泛政治化的假大空，既無感情也無思想！

你無法分清是親友的悼念，還是文學的悼念、思想學術的悼念，你沒有感到細微卻無處不在、無法抑制的哀傷、悲憤、憂思、希望或者絕望，你看到的仍然是徹底的泛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的假大空的吼叫。

對於劉曉波的生死，思想領域的內容我暫且不想說了，因為單只是人的生死、生命問題，這個事件就讓我瞠目結舌。它真的含蘊著超越了人的感知能力的更多地內容。

在那之前，劉曉波得了諾貝爾獎之後，我一直在想，這天大的笑話及鬧劇，老天如何收場。劉曉波的一個獲獎辭就已經讓我驚訝到極點，要思想沒思想，要文字沒文字，甚至連高行健那種感覺到“照葫蘆畫瓢”、應該模仿什麼的能力都沒有，那麼一堆軟踏踏、狗屎一樣的文字拽在了人間的所謂聖殿的牆上。那根本就是在羞辱這個時代和所謂的精英們！

我一直在想，這樣的鬧劇——人類自己侮辱自己的鬧劇如何收場？為此，突然降臨的、竟然會如此的劉曉波的結局，不僅讓我始料不及、而且目瞪口呆，我的想像力無法想到！

上帝竟然如此乾淨地收場，讓一個鬧劇毫無後遺症、乾乾淨淨地從人世間清理出去！這個結局讓我震驚之餘感到，它絕對是人之作為人、人類，所無法預料及設計的。就為此，劉曉波的來去，在我來說已經遠遠超越一般的政治意義。只有那些被政治徹底異化的人才會才會依然沉迷在政治上，假大空地鼓噪劉曉波的去世，不去詫異、反省人生之如此詭異。因為即便是曹雪芹的“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也無法揭示出劉曉波的生死深層所蘊含著的人生、人世，生命及社會的奧秘！

這大約只有宇宙的神筆，才能夠做出如此讓所有人的感覺及思維都停滯了的事件！

2.

我們的祖先早就說過，“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將以盜名於晻世者也，險莫大焉。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

積劉曉波三十多年出道生活，說他欺世盜名毫不為過，因為無論他的才和德和所承受的名譽尊崇都名不副實，他犯的是大忌。然而，竟然他受的也是中國人所說的大懲——死無葬身之地。這個大懲來的那麼自然，讓你絲毫感覺不出戲劇性，沒有讓你感到是大懲而無法接受、無法想像。

這個大忌及大懲組成了這個事件的主旋，對於一個對人生有感的人，定會痛定思痛。為此，我相信，看到這十年的人生一幕的人，如果沒有這樣的震撼及感覺，沒有退下來默默地反省自己的做人及追求，這尤其是對於一個過了五十歲的人，那麼就一定是喪失了基本的人味兒！！所以就為此，不僅劉曉波及其生死是一個值得人深切對如何生活反省的題目，而且對死者的悼念的變化也是如此。這樣的對劉曉波的悼念記敘顯示的是被真理部、被黨化、被徹底地政治化的社會及人的悲劇，徹底意識形態化徹底地異化了社會及人。這是一百年來的人類巨大的災難的另外一種體現。人已經不再是傳統的人了。

“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魯迅）

你沒了思痛的能力，沒了痛感，所以你的長歌才依然用的是迫害者的旋律及氣息，依然是假大空。如果劉曉波的生死如此震撼的結局，还沒有讓你感到震撼，喚回你人的感覺……那只有讓人無言！剩下的就只是普朗克定理了！

 “一個新的學術真理通常不是通過努力說服反對它的人，讓他們明白過來的方式取得認同的，而更多的是通過反對它的人逐漸死光，在從開始就和這個真理一起到來成長的新一代人的信任中取得的。”（普朗克）

為此，我希望新的一代人，能在我所提出的新的問題和感覺中成長起來……。

2018.2.07 德國·埃森

注：被稱為普朗克定理的普朗克的原話：Eine neue wissenschaftliche Wahrheit pflegt sich nicht in der Weise durchzusetzen, daß ihre Gegner überzeugt werden und sich als belehrt erklären, sondern vielmehr dadurch, daß ihre Gegner allmählich aussterben und daß die heranwachsende Generation von vornherein mit der Wahrheit vertraut gemacht ist.

（見：Wissenschaftliche Selbstbiographie, Johann Ambrosius Barth Verlag, Leipzig, 1948, S.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