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科学和良知的冲突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三）（上）（1992）

一．问题提出

完全意识形态化是极权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它表现为一切为政治服务，从而使人们丧失了个性和自我，丧失了客观独立研究思考的能力。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为我们分析极权社会和极权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把钥匙，它使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认识和定位这些知识分子的工作。极权社会和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在西方学术界曾经进行过广泛的讨论（1），但是，对于分析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至今却只有少数学者涉及过这一问题。

十九世纪，由于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对科学产生了一种崇拜心理，因此始于上世纪的意识形态化问题便染上了一个时代的特点，由自认为是一种真理进而自认为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者也在利用科学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科学社会的道德和规范，以及自由和宽容的思想不断地化解历史进程中和思想领域中的意识形态化问题。在研究极权社会和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时，意识形态和科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笔者在“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中曾经对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化的概念问题，对以金观涛为代表的，由极权社会统治者所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本文则试图在上一篇文章的基础上，围绕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继续描述和比较分析在科学和科学思想领域中的另外两代知识分子的特点。这两代知识分子分别是，以许良英为代表的曾经参与和帮助共产党建立政权和其意识形态化过程的一代知识分子，以方励之为代表的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并不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但是，也许正是因为此，他们和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关系，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二．意识形态和良知的冲突：

─以许良英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围绕科学思想和民主问题的讨论

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二）（1992）

一、问题提出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政权以后，为了巩固其统治，象其它东欧共产党国家一样，实行了严格的锁国政策，切断了中国大陆和世界其它地区的联系和交流。这种阻隔，西方称之为铁幕。在铁幕背后，共产党一方面对老一代知识分子及其思想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另一方面则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培养出一批特殊的知识分子。在铁幕背后，共产党内部也频频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铁幕背后的活动，形成了一套既有别于世界其它地区，也有别于其自身的历史传统的规范。这种封闭状态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

七十年代末期，由于经济情况的不断恶化和权力斗争，共产党内部的一派一方面为巩固共产党的统治另一方面也为打击另一派，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这使得封闭了三十年的中国大陆逐渐开始和外部世界接触，同时也使外部世界得以从近距离观察研究这个社会。这种交流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两边知识分子的巨大差异：他们所使用的概念、研究问题的方法以及看问题的角度，甚至道德规范都是如此的不同。这种现象一方面造成共产党培养下的知识分子对于当前世界一般学术问题的误解，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海外学者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不理解。（1）这种误解和不理解不仅存在于哲学、历史、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也存在于文学艺术领域，甚至存在于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具有这种感觉的不仅是西方的专业学者、汉学家，而且也包括海外的华人学者。

七十年代末期以后，在这个有些松动的封闭社会中，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ideologist）和部分知识分子出于不同的政治和社会需要，在共产党所控制的宣传媒体和出版物上曾经讨论过一些不同的问题，其中包括关於真理标准问题，民主与科学问题，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问题，文化传统问题，交叉科学问题，史学危机问题，启蒙问题，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关系问题等等。在上述问题中，科学思想和文化问题又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本文将以科学思想问题为中心描述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大陆知识分子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释和讨论，以及对社会的不同影响。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描述，能进一步对这种有别於世界其它地区的独特的对科学思想的讨论的特点及其思想根源做出一些分析。

二、意识形态和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学术

任何观察都渗透着观察者的理论，这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工作者所共同接受的思想。因此任何

远离祖国的德国作家雷马克（1992旧作）

雷马克的名字最初是从一位女朋友那里听到的。六九年底，我刚从乡下回到城里，碰到她，她问我，看过雷马克的《凯旋门》吗，写得好极了。自此，整个七十年代，雷马克和海明威一样深深地影响了正处于反叛时期的我，他的《西线无战事》、《凯旋门》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钟为谁鸣》在精神上、感情上，在对爱与生活的追求上，一直陪伴我到今天。后来出版的每一本雷马克的著作，《里斯本之夜》、《流亡者》，我几乎都是立即买回来，精心收藏在内心深处。

    雷马克的名字在德国最初是从一位汉学家那里听到的，他说，他感到奇怪为什么中国青年作家受到一些在西方不很出名的作家那么大的影响，如罗曼·罗兰、雷马克。对此我感到困惑，难道雷马克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我知道我来自一个封闭社会，所以这个问题就锁在了心底。但是，我还是深爱着我的雷马克。

    如今来德国已经几年，这个藏在心底的问题逐渐得到了解答。

    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原名Erich Paul Remark，1898年6月22日生于奥斯纳布吕克，1932年移居瑞士，1939年又移居到美国纽约，1970年在阿斯康那(Ascona)逝世。在本世纪，雷马克是拥有最多读者的德语作家之一。然而，在战后直到他去世，两个德国却没有一个邀请过他回来重访，也从没有授予过他任何文学奖，并且没有出版过一本雷马克传记。在重要的文学辞典上雷马克只是被称为“德裔美国作家”。虽然《凯旋门》是世界第二大畅销书，虽然雷马克在文学史上被肯定为那一时代，1914年至1945年间，无可争议的德国编年史作家，但是在这些辞典上有时却完全回避了这些。

《现代化与西化》 一书《莱茵笔会》出版序（1991）

按語：

這本Klaus Birk所著的《現代化和西化》是大約三十年前，一九九一年我做德國萊茵筆會會長和萊茵通信雜誌主編的時候，找錢資助翻譯出版的一本書。它是德國學生專門討論這場爭論的碩士論文。

那時我剛剛出國，德語勉強能夠閱讀。我基本上還是西化論者，希望以西方的自由主義來改變中國社會，過去共產黨社會的桎梏讓我還不足以把握這場爭論。但是我深感，要從基本問題，基本事實開始討論，也深感我們這一代人應該慚愧——這件本應該我們自己做的工作卻由一位西方大學生做了。

這個故事，以後我會在寫回憶錄時寫。現在感到欣慰的是，時過二十九年，我思想上已經有很大的深化和改變，但是我為此書中文版寫的序言，居然在今天沒有令我臉紅。這實在是件很幸運的事情。

在這篇序言中我特別強調：

“‘看来，中国文化反思已经走入一条远离现实的死胡同。无论怎样，这种反思还没有达到科学标准。在社会科学的文化比较研究上尤其要狠下工夫。’——H-Pillath博士指出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问题。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研究规范，科学社会有其自身的道德约束。然而，这些内容对于大陆一般的知识分子来说却是很不熟悉的。事实上，这些问题在根本上涉及一个封闭的极权社会所产生的畸形的文化的问题。由于大陆知识分子在封闭的环境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研究’和‘道德’规范，因此很多人不仅到了海外多年思维模式毫无改变，而且在H-Pillath博士的直接批评前感到茫然。

Birk先生在结束本书时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能从一九三五年结束的地方继续下去，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這裡說是的就是劉曉波、劉小楓，以及河殤的作者們。而這一切居然在二十九年後，二〇一九年，竟然毫無改變，更加嚴重！！到我這裡來留言的可憐的下一代人，竟然在能夠看到很多資料的情況下，還是不懂得：“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研究规范”，“科学社会有其自身的道德约束”！現在重發這篇東西也算是對他們的回答。
（2019.8.6附筆）

《现代化与西化》 一书《莱茵笔会》出版序

一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大陆兴起了一场文化讨论。由于德国远离中国大陆，这场讨论直至一九八九年才被引入到《莱茵通信》。刘晓波的反传统宣传，刘小枫的要使中国基督教化的主张在《莱茵通信》上的重述引起了一连数期的讨论。一九九○年底，德国学者C. H-Pillathe博士(中文名字：何梦笔)在向德国读者介绍这场文化讨论的时候写了一篇尖锐的批评性文章，该文的一部分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莱茵通信》一九九○年第五期上，成为《莱茵通信》这次讨论的最后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H-Pillath 博士指出，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文化反思模式。尽管上述作者都已经在另外一个科学文化环境中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他们的思维模式却没有多大改变。虽然大家都在强调民主运动的“科学方向”，但是，在这里使用的文化概念却是前科学的。“典型的是，无一作者去接触了社会科学中关于文化概念的争论，尽管他们长期在国外居住，在技术上有此条件。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理论上，而且对整个中国问题的研究来说都如此。”最后H-Pillath 博士指出，“看来，中国文化反思已经走入一条远离现实的死胡同。无论怎样，这种反思还没有达到科学标准。在社会科学的文化比较研究上尤其要狠下工夫。”

文革后的中国为何停滞——来自俄罗斯的启示 （1991旧作）

   从理论思想上来说，来自俄罗斯的启示并没有什么新内容，因为远在七十年前考斯基、卢森堡，三十年前德热拉斯，近至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哈威尔都曾深刻地分析过共产党社会的本质；因为十月革命后苏联对不同意见的镇压以及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匈牙利，1968在捷克，1981年在波兰和1989年在中国共产党一再显示它的专制与残暴；因为赫鲁晓夫以前和以后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结果都充分表明了党内改革派的局限性及其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然而来自俄罗斯的消息的确震撼了世界，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它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更明确、更具体的经验教训。

                                           一

    关于苏联这次失败的政变的原因，外界评论不一。它牵扯到对戈尔巴乔夫及其的评价。近年来一直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半心半意的，因为他总是力图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相当多的人则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步伐太快了，因此他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党内保守派的反对，乃至有一天被赶下台。事实上后面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的确戈尔巴乔夫在国际问题上做了许多明智的让步，致使东欧得以顺利摆脱共产党的统治。但这只说明他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家，他不去冒无意义的风险，正如当代哲学家卡尔·波普所说，今天苏联已没有那份金钱与实力去干涉。即使是在其被受赞扬的对外政治中，戈尔巴乔夫也表明他不是民主改革派而是共产党改革派。1989年初，匈牙利共产党准备与过去彻底决裂，放弃共产党的名称，但是戈尔巴乔夫认为共产党是可以改革的，力劝他们再做一次尝试。这种延迟使匈牙利共产党人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在年底的大选中遭到惨败。

    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改革派，是一个精明的改革派政治家。最初，戈尔巴乔夫利用激进改革派的的力量平衡反对改革的顽固派，当他的权力巩固之后，就把激进派人士一个个赶出了权力中心，直至与他共同开辟和平外交的密友谢瓦尔纳泽。在八十年代末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对待激进改革的要求和人物，在能够强硬的情况下，他都做的极其强硬。他不遗余力地企图拯救共产党，不是用坦克，而是用策略。发动这次政变的内阁成员都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提名、任命，用以替代激进改革派人士的，戈尔巴乔夫的核心权力集团成员全是最保守的共产党人，事实上正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为这次政变奠定了基础。

    戈尔巴乔夫始终不想放弃共产主义，而希望通过改革来振兴共产党。在国内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他始终裹足不前，以致于他的执政是"外面叫好，里面抱怨"，正是戈尔巴乔夫自己

北京文化丛书派的工作及思想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一）（1991旧作）

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逐渐形成了几个知识分子群体。这几个知识分子群体大致划分如下：

一．青年体改委派：这一批人以六六年前后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为主。《走向未来丛书》是他们在文化领域中的影响工具。他们希望借改革的时机，以“为政治服务的学术讨论”获得共产党内某一派的支持，从而走向政治权力和获得学术特权。这是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中知识分子获取名利的一条捷径。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以李希凡、蓝翎，六十年代以姚文元，戚本禹，七十年代以梁效，罗思鼎（北京上海的两个写作小组，包括北京大学的周一良和汤一介在内）为代表。青年体改委派的主要成员是在上述倾向的影响教育下成长的，并成为改革时期的这种倾向的代表。

二．中国文化书院派：这一派以汤一介、李泽厚、庞朴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即已进入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为主。他们以宣传中国文化为宗旨，广泛地邀请老一代知识分子如新儒家的代表梁漱冥，冯友兰，以及海外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等人进行讲座而扩大其影响。这一派的一些主要成员在二十年前为进入共产党的特权核心曾作过不同程度的尝试，但是由于政治风向多变及其他因素，始终未获成功，反而遭受到一些挫折，在改革的新形势下，他们采取了较为稳健的形式。然而，他们所推动的文化讨论和共产党政权及其意识形态没有冲突，甚至可以说是迎合了共产党的宣传。这批人，包括李泽厚在内，思想上基本属于斯大林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学院派，但在学术上还保留了一些共产党执政前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他们是共产党执政后第一代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的代表。

三．北京社会科学经济所派：这批人以陈子明、王军涛为代表。他们是六六年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他们以办函授大学筹集资金，进而用这些钱出版丛书，建立研究所，办报纸等。他们以各种文化、思想活动甚至经济手段为他们影响和进入政治权力集团作准备。到八九年为止，由于有第一派人的存在，这批人基本上未能有效地进入政治权力阶层。但是，由于他们有较为雄厚的资金和自己的刊物，八十年代末期通过宣传新权威主义，他们的影响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在学术上，这批人没有明确的关注，和前述及第四派知识分子一样，一切只是为其政治活动服务。

四．华夏丛书派：这是以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为后台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北京社会科学经济所派一样，这派知识分子也没有明确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目的，其主要任务是在为邓朴方服务的同时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获取更多的利益为自己的主旨。他们的出版物从《青年社交手册》，《女性生活指南》到各种文化学术著作，种类繁多并无一定之规。在北京，他们以雄厚的资金和后台，吸引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与他们合作。

五．文化丛书派：这是以三联书店出版的一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为中心聚集起来的一批文化革命后进入大学的知识分子，以翻译介绍为主，后来也有些著述。和上述四派不同，这些人试图以思想和学术影响社会，由于他们的社会背景，他们离共产党权力集团很远，介入共产党的权力政治难以成为他们的直接动机。他们研究的重点是文化问题，因此，不可避免地涉及东，西方思想及传统问题。

六．启蒙派：由于启蒙一词在中国大陆是一个褒意词，因此几乎上述各派知识分子都宣称自己作的是启蒙工作，本文启蒙二字严格限定在近代意义上的启蒙，这派以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为代表，存在于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及几个大学等研究机构。由于他们的独立性和反叛性，因而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很难得到充分发展，也很难得到海外的支持，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他们都需要自己在隔绝中摸索发展，但这一派却的确存在于北京各界中，并且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上述各派知识分子在中国大陆中的社会地位，对于中国大陆社会的影响是很不同的，他们的思想基础和所涉及的问题也是各不相同，本文将着重介绍文化丛书派的形成，变化及其主要人物的思想，并对此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本文希望通过对文化丛书派的介绍使人们能够对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状况有进一步的了解。

知识分子的劣迹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四）（1991）

历史不仅为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如萨哈罗夫、哈威尔张目，历史也把那些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异化了的知识分子、及其屈服并迎合共产党专制权力的劣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虽然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正面的经验，但是更多的却是负面的教训。

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超越了种族、地域和历史传统，在苏联、中国、古巴、柬埔寨、捷克这些极其不同的国家中铸成了一种极其类似的病态文化，培植了血缘相同的几代知识分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于我们自己也是在这一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在这个变化的时代，也许我们从远方，从东欧能更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的这些劣迹。

“八九”民运之后，沉痛的失败迫使中国知识分子反思东欧成功的经验和自己失败的原因。东欧社会和知识分子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以及东欧人民四十年来坚持不懈的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斗争奠定了他们今日的成功。他们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榜样。然而，时下一部分“民运菁英”却从东欧经验得出相反的结论：

由于中国和东欧在现实社会政治的许多方面情况不一样，中国不能照搬东欧的经验，中国改革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说得明白一些，就是中国不能完全放弃“现实社会主义”，实行彻底的民主制。

中国的改革要通过新权威主义完成。

但是，这只是一种一厢情愿。八九年的变化决定性地结束了一个历史时代。尽管未来仍然莫测，有一点却是现在就可以肯定的：再回到“现实社会主义”是不可能了。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不仅可以从积极方面看，而且可以从东欧那些依附于权力的知识分子的特点来比较大陆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