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子孙、“无赖儿郎” （1994旧作）

    年中回国，曾经和两位专心于科学研究、从不参与政治的教授谈起对海内外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看法。在北京时我曾经根据两位教授的看法写成一篇稿，经他们本人看过后，邮寄回德国。但是，这篇稿子如石沉大海，在严密的信检下，我再也没有收到。现在根据那篇稿子的材料和他们最近从国内给笔者的来信重新整理成文，供大家参考。由于两位教授仍然在国内从事研究工作，考虑到他们的安全，我把两位教授的名字隐去，分别称他们为王教授和张教授。两位教授现今都已经年过七十，我想他们的想法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既有代表性，又有启发性的。

    王教授认为，邓小平死后，中国必然有乱子，而且不会太小。中国不会发生象俄国那样的好的变化─制度的变化。因为，中国的人心和俄国的大大不同。他对中国的未来十分绝望。

    回国后看了一些电影和小说，我跟王教授说，这些作品已经和文化革命之前的有些不同，是否可以说有一些进步。王教授说，他一直在国内，但是他对中国的电影、电视以及“新编历史剧”一概否定！！认为多数都非常反动，而电视剧《渴望》则是最反动的代表作。他这样的人都一直想写文章批判该剧，但是，不会有地方给发表。去年以来，大陆走红三本书，即《白鹿原》、《废都》、《骚土》，海内外议论纷纷。对这些作品，他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这几位作者把性作为噱头，对社会问题和人性的问题，毫无探究。即便是对性的描写，这些作家也远没有达到《金瓶梅》等古典作品的水准。对真正从事艺术创作的作家来说，哗众取宠是大忌。当然这些看法也是无处发表的。

    他说，多年以来，除了古文化（画册等等）书籍的出版以外，所有出版的中文作品中得他好评的极少！他认为看那些东西，还不如看看武侠小说。他对我的看法，即“学术界情况历来比文艺界更差”，很不以为然。他说，学术界情况确实很差，但是艺术界更差，或说极差！他认为我对国内一些现象的看法和指责都是对的，但程度还很不够。他批评我对艺术界的了解和认识太浅，因此看不到艺术界真正的缺点。他说，受海外的朋友委托，他最近买了几十本（两个系列）的所谓“非正统”小说作家的小说集。在寄出之前，略翻看了一下，见到的都只是庸俗而浅薄的东西。“作家”们对中国文化毫无常识，有人竟不知什么是“墓志铭”，便拿来乱用。如此等等，真正是可叹可笑！当年胡适、刘复等人发动文学革命，尽管也还幼稚而浅，但他们是认真的，也有相当的学术根底。现在这些人，简直是胡闹，都是些鲁迅所称的“无赖儿郎”！

回 国 断 想（1994旧作）

一．去国还乡忧思

    六九年，到千里之外的吉林插队，一共只有三年多，中间却有两年冬天在北京各住了四、五个月。作为独子，这次出国，开始时和母亲说的是出来一年，最多两年。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从八八年夏季别乡，竟然是一去将近六年。

    六九年插队时，还年幼，去家虽然千里，但是随时可回，有钱可以买火车票，没钱还可以扒车。但是不知为何，那时第一次心头咏起曹植的“白马篇”和陶潜的“荆轲”，“寄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咽，心知去不还，且有后世名”。也许只是为赋新诗强说愁，少年时的慷慨而已。八八年第二次别家离京，看着老母的白发，心底频添悲哀，却无慷慨之感，只想这一站人生快快过去，只想早日还家，母亲平安。因为，我深知，我多年的追求，我的理想在母亲居住的那片土地，需要我的人生活在那片土地。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我去国的第二年，八九年，多少象我母亲一样的母亲失去了儿子，多少人被坦克和枪弹射杀出这个世界。母亲虽然希望我能回到她的身边，但也觉得幸运，她还有远在天边的儿子。而我虽然由于偶然而没有经历那场翻天覆地的事件，并且由于死者的鲜血能够得以继续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滞留，但是那野蛮蔑视世界舆论和正义的枪弹，却使我的心永远不能平静，也不可能平静地在异国他乡生活。

    我原计划九三年初回国探亲，如果找到工作就回到那片土地。但是由于手头的工作，使这个计划一拖再拖。直到今年初，决定无论怎样，也要回去一次。三月底，恰好台北有一个有关孙中山思想的会议邀请我去参加，于是决定利用这次机会，转道香港回国。

    三月上旬开始从报纸上陆续看到的新闻是，政治形势在日趋紧张。先是与我通信密切的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许良英先生，及包遵信先生被软禁在家，王丹等人被迫离开北京。继而是逮捕了一些民运人士。在我离开台北的前两天，又传来魏京生再度被捕的消息。报界的几位朋友劝我推迟一年半年再回去。但是我决心已下，早已经为我自己的一再推迟而心感不安，因此此时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再考虑了，只想早一天踏上那一片土地。

回 国 所 遇（1994旧作）

去国怀乡，不觉将近六年……，
暮春三月，回到久别的北京……，
扑面而来的不是浅草碧树、乱花迷莺，而是灰色的一柱柱冰凉僵硬的水泥，犹如密集的藩篱。
这水泥钢筋的城市，就是我的故土？
这藩篱，就是我魂之所系的生地？
在血腥的六四纪念日前，我在这个“城堡”中生活了五十天，在水泥缝隙中见到了分别多年的亲友，在藩篱中重新体验了那个社会。

一．

    到京的第二天，我到中关村去看望我研究生时的导师许良英先生，在许先生居住的楼外停着一辆小面包车，玻璃是茶色的，车里有两个人举止可疑。我觉得不太好，但是也没有太在意，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可耽心的。没想到我刚一推楼门，忽地一下从楼里跳出来六个警察，横在我面前，问我，“你找谁？”我说找许良英，他们问我和许良英的关系，并要我出示证件，我说我原来是他的学生，在科学史所工作，现在刚从国外回来，只有护照但是没有随身带着。他们说你没有证件，无法证明你的身份不能见。我说你可以和我一起上去问许先生，他可以证明我的身份。我坚持要见，于是他们把我带到另一座楼，要我等一等，说要向上面请示一下，那里还有几个警察。一位年青一些的警察悄悄对我说，对不起，这是公务，没有办法。在那里我大约等了十五分钟，那个去请示的警察回来说，我们查了，你昨天刚从德国回来，你去吧。将我放了进楼。

    第二次和警察打交道是管理我所居住的那一片地区的“片警”到我家来做了将近两个小时。我想也是公务，在我在京时他必须来访。那天正好我的一个朋友来我家聊天，这位年青的片警东拉西扯地就把我的那位朋友的工作单位，电话要了过去。当然也是因为我的朋友也是什么也不怕的人，所以老实地告诉了他。

《意识形态阴影下的知识分子》一书前言及目录（1994旧作）

前言

 

这本文集是两位作者（仲维光和还学文）在九〇年至九三年在德国鲁尔大学工作的产物。这项工作属于由鲁尔大学汉学教授马汉茂（Prof. Helmut Martin）主持、大众汽车基金会资助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化和经济问题研究计划。因此两位作者在此要首先感谢马汉茂教授和廖天琪女士，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的工作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这本文集中的文章虽然写于近几年，但是应该说它们是作者自一九六九年下乡插队以来，从愚昧教条的思想逐渐日复一日地步入自觉的追求的结果；是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思想和知识分子问题，二十年来不断反省思索和研究的一个小结。

文集中的文章大约分为三类：

一．意识形态的批评：作者从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特点出发，对中国大陆社会的哲学、历史、文学和知识分子问题提出了批评性的看法。这些观点并非作者的独创，而是从对学术研究基本规范的讨论，从对极权社会的研究，以及从与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对比中得出的。在这里，作者不采用那种把中国大陆社会作为一个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近代极权国家有本质不同的“反常”现象，并设立很多“独特规范”来处理的方法。

二．大陆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和基本理论研究：作者在此运用上述观点，对八十年代的大陆知识分子的情况，对一些群体和有代表性的个人，试图作出一些初步的介绍和研究。作为思想研究，我们希望能对一些理论和概念做出澄清，以便分清马克思主义教条和近代科学思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理论”及文学工作和一般社会中的学术研究、文学艺术的区别；作为历史描述，我们希望能从一个能解释更多现象、更自恰的角度，准确地把握这十年中大陆知识分子的状况。

三．思想背景的介绍和研究：在作上述研究和探索时，为了正确地把握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方法，我们阅读了一些有关方面的历史和思想理论文献，在阅读中我们感到把这些材料和问题及看法介绍给中文读者是必要的，它既有助于了解我们前述研究和观点，也能帮助读者在一个广阔的思想背景下考虑中国大陆知识分子问题。因此，我们把在这方面的劳动也选入了文集，使三方面能够互相补充。

在此必须说的是，这些文章，是两位作者在某一特定时期的工作结果，一方面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提出了一些初步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它们本身也反映了从那个社会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在学术和思想规范转变中的特点，或者确切地说——弱点。因此，这些文章一方面可以为您了解研究中国当代问题提供一些资料和观点，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您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批评对象。当然，作者也希望为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摆脱极权社会对精神和思想以及研究的桎梏和扭曲作出自己的努力。

京華人文雜記—1994紀實【舊作】

1994年回國在白洋澱

這是出國六年後，一九九四年初春回北京探親返回德國，為了防止遺忘而給友人的一封信。它概括記載了那兩個月我在北京的經歷及感受。不覺到現在整整二十六年，很多人已經作古，很多事情也已經淹沒在歷史中。近日整理計算機發現這個舊錄，重新看到此文，深感當時舉手之勞是對的。為此想到，繼續防止遺忘，最有效的措施恐怕就是發表它了。所以為對歷史負責，我決定原文、原名都不做改變地公開出去。由於已經塵封二十六年，所有的問題在我看來，都應該與當事人無關，都可以對事不對人、重新面對歷史了！現在發表它，希望的只是記載真實，重新思索、面對未來。——2020.2.3，按。

 XX：你好！

五月二十九日順利離開北京，啟程返德。選擇六四前離開北京是免得他們緊張，更嚴密地監視你。那天，在飛機場，從一進大廳我外甥就發現有兩個人在盯著我。其中一個人手拿無線電話，另一人空手，都沒有行李，一直在離我二三十米的地方，差不多每隔一分鐘就要從隱蔽處出來看我一次，動作很笨拙。開始我並不相信，但是托運完行李入關時，他們依然在我身後，入關後，還是在我身後，如此我就相信這兩個人的任務是監視我了。他們一直跟到候機室，坐在我對面，看著我上飛機。其中有一個人，我覺得在我家的樓角看到過他兩次，那裡有一位退休的理髮工人在給路人理髮，當時我以為他也是鄰居，在那裡隨便聊天。

四月八日，我到北京的第二天上午，去看許良英先生，在樓前看到有一輛茶色玻璃的麵包車，我覺得不好，剛剛走進大樓的門，一下子湧出來六個員警，問我找誰，要我出事證件，我說沒帶，他們就把帶到另一座樓去，請示上級。大約十五分鐘後那個人回來對我說，你昨天剛剛從國外回來，你可以進去了。在許先生那裡，他已經聽我們所的副所長李佩珊說，而李佩珊是聽黨委辦公室主任王肅端，王肅端則是院裡保衛處告知她，我是帶著任務回來的。

被劫的刘再复先生

    从《联合报》上获悉，刘再复先生在北京的住宅遭到了不合法律程序的查抄，领导和组织这一行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某些“知识分子”。这件事和大陆政府在去年的千岛湖事件、八九年的大屠杀中的蛮不讲理和无视当今世界一般规范的做法相比，虽然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它却是那个社会十分有代表性的一件事。

    共产党为自己制定了一些谁也把握不住它的真意、可以随意解释的法律、党纲，但是，就连这样的法律、党纲，共产党从出世以来也没有真正执行过。今天可以随意杀人放火的邓小平，以及上述社科院的某些知识分子昨天也曾是它的网中之鱼，受害者。也许残酷的、变幻无常的党内斗争难以讲清，因为参加那个党的很多人想分杯中之羹，自己也在不同程度上运用过它。但对无辜的小民来说，共产党在大陆执政以后，对于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又在哪一天是真的尊重它，执行它呢？只是在它对共产党掌握权力有利时，他们才“遵守”它。由于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制定出一部法律，能在各种情况下可以使共产党“合法”地随意而为，由于在共产党内部还有派别的更迭，因此，除了“合法”的无视小民生命财产的野蛮行为外，自然在必要时又妄生出随意的打家劫舍，草菅人命。自1949年以后，当然包括被刘再复先生称为改革开放，“并以学理性的眼光认定现在中国所选择的以经济为本的改革─开放─富强之路是对的”的这十几年，谁能说出有哪一天没有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呢。最野蛮的八九大屠杀不就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年代吗，千岛湖事件后的蛮横不讲理不就是昨天吗。刘再复先生私宅的被劫不过再次说明共产党至今没有改变，而绝不是象某些人说的那样在东欧变化后，也不是象刘先生说的那样改革开放可以改变共产党的本性。说到底，放纵也罢，某些时候的收敛也罢，都不过是共产党巩固几个人统治的工具，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毛泽东的做法只是异曲同工而已。

道德的荒谬（1993旧作）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专制极权社会的主要弊病之一是泛道德化，成了一个最时髦的题目。比起哈威尔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专制的缔造者和同谋者那种令人不愉快且刺耳的声音，这个论点让人们从心理上感到非常舒服。是啊，我们过去之所以认识不清专制的残暴，跟着专制者，是因为我们太有道德了；我们过去之所以入党、向上爬，是因为我们太有道德了；我们过去之所以互相监视、对领导唯命是从，不敢反抗是因为太有道德了。我们跟着共产党极少数领导人搞三反五反、搞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因为我们太有道德了；士兵们向学生开枪是因为太有道德了。这听起来多么舒服，但是我也真是太不识相了，二十年来总是传播哈威尔那种不谐和的声音令人不快。终于，众人觉得我极端而格格不入，而我也只有退回到自我，我深深感到反省自己比反省社会要容易一些，於是，成了众人皆醒而我独醉，众人皆清而我独浊，只有哈威尔带着我曾经帮助过专制。

我始终不能象某些人那样轻描淡写、热情洋溢地谈论以往和未来，干什么都振振有辞，至今我每每回想以往，内心中还在淌着血。那么明显的罪恶我为什么看不到，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曾经那么狂热的跟着干？我的人性，我的道德在什么地方？我知道我失去了人性、道德和理性，所以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从新寻找这三种东西。我找了二十多年，自己觉得找回了一些，但是回首内心深处，却总有那个过去的巨大阴影。我仍然只是在亦步亦趋地学着作人。例如护照问题，多年培养的奴性、苟且也时时在发作，我们也曾经有侥幸心理，也许你向徐文良（使馆教育参赞），向使馆陪个笑脸，就过去了。但是接着细想，我们也是人，拥有护照是我的权利，为什么要低头，我们这次低了头侥幸过去，下次怎么办，下次可能又只有下跪了，使馆可能把我们作为落实政策的宣传品，但是不是对每个人都如此了呢？是不是真正改变了，把人都当人了，对别的同学延长护照及其它权益会有什么影响，如此想来，“人气”便上升了。也幸亏周围还有几个被指责为“理想主义”的朋友，不断地说一加一是等于二，这的确是你的权利，这次才不再怀疑这简单的真理，想清楚应该道歉的是徐文良。我也终于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到法庭控告徐文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困难，让他赔偿我们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