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的文化 ─从《北京之春》编辑的一字误改谈起

    在德国收到《北京之春》三月号（二月中旬出版）已经四月下旬。对“被劫的刘再复先生”一文能被刊出，我是很感谢《北京之春》的。但是在刊登时，对文章中的刘再复引文，编辑按照正常思维做了一“字”修改，因此只好补此说明。

    贵刊把刘再复引文修改为：

    “并以理性的眼光认定现在中国所选择的以经济为本的改革─开放─富强之路是对的”。

    但是，刘再复原文是“以学理性的眼光”，并且在和李泽厚的对话《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中多次使用“学理性”一词。寄给《北京之春》的稿子，为求发表我曾经删去了以下两段稍微尖锐的话，现在看来，这两段话还是必要的，特补上：

    “刘先生说，‘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此事竟发生在社会科学院这样一个研究文明的单位，这就更严重地损害中国在国际上的文明形象和道义形象，并将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不知刘先生何出此话，何出“惊讶”二字。四十年来在社科院发生的比此事严重上百倍的事情何止一件，社科院的知识分子们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也是有目共睹的。

    刘先生这样的‘改革者’，用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话说，‘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作家’，从八九年离开中国在海外已经生活了将近六年。但是，看过刘先生的这篇文章，留学生都说刘先生这篇文章的文风、遣词造句乃至逻辑，仍然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文章一样。不谈刘先生的行文，只就上文所引的‘学理性’一词，我们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如果翻译成外文就更令洋人如入云雾之中，不怪不懂，只怪自己不了解深奥的中国文化了。至于刘先生说社科院是‘研究文明的单位’，就更不知从何说起了。不知刘先生是从学科说的呢，还是从研究的具体内容。余英时和林毓生先生多次谈到大陆共产党社会的文风，其实居海外六年而毫无所变，何止文风问题。入鲍鱼之肆久闻而不知其臭，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灵魂出了问题。观刘先生私宅被劫之事，睹刘先生文章，‘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封闭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学术与政治 ─大陆知识分子走向辨析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五）〗

 ─还学文 仲维光─

 柏林墙倒后的第四年，一九九三年三月，在德国杜塞尔道夫举行了一次有关东德知识分子的讨论会。一位西德的知识分子认为，用“知识分子”一词来谈论东德的某些人，只是对实际情况的美化。这意味着，人们首先要清楚，当自己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时，是否对它打了折扣。他说，人们在这样使用这一概念时，必须对那些“知识分子”的文章和他们的行为进行仔细的阅读和分析。如果人们不是谨慎地对待这一概念，就会产生很多混乱，和没有答案的争论。他分析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在你们那里根本没有”

关于知识分子概念，中文世界以外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有过很多讨论。台湾和香港的部分中国学者也参照西方的讨论对此进行过辨析和讨论。（注解1）在处于封闭的文明和社会中，知识分子一词曾经伴随那个社会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含义，甚至有着它自己的语意根源。但是，自从十九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的交流打破了以往那种封闭孤立，由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互动，人们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相似。因此，这使得应用不同语言，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在讨论问题时，首先就要明确共同遵守的规范，因此“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也就有了它的一般指谓。各个国家的学者、艺术家在讨论其它问题时也都有一定的，互相理解的规范。

虽然如此，由于极权国家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它有着自身特殊的社会结构。因此，在一般意义上，自十九世纪以来所出现的知识分子的概念的指谓，和在极权社会中被封为知识分子的那批人不能对应。于是，这就产生了本文开始时西德学者提出的问题和结论。

对生活在极权的共产党国家的人来说，人们在习惯上更能接受苏联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例如在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哲学字典中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是：知识分子“包含由奉献自己于劳心工作的人所组成的中介社会阶层。他们包含工程师、技术员、律师、艺术家、教师、科学从业者……知识分子从未、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因为在社会生产体系中他们不具有独立的位置。”（注解2）这样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再具有独立的批判思想和精神。而进一步的问题甚至是，在极权社会中看来似乎是持有“异议”的“知识分子”是否就意味着是独立和具有批判精神的，是否就可以视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对这类知识分子的研究是否会自恰，而不走入背谬。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上文所说的“必须对那些‘知识分子’的文章和他们的行为进行仔细分析”，成了研究极权国家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在对苏联、东德等东欧“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上述问题，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不断地被西方的东欧问题专家和东欧的少数具有独立精神和思想的知识分子提出来。因此，东欧知识分子在学术和政治上的表现在过去几十年来不断地受到辨析，封闭的极权社会的各种特点，它的知识分子的各种特质不断地受到质疑和探究。但是，与此相对的却是，对于同样是共产党极权国家的中国大陆的所谓“知识分子”及其“学术研究”的辨析，过去却较少有人提出，而且，这种意见的提出往往立即遭到打击、冷遇甚至封锁。一些知名学者，如余英时、刘述先和林毓生等人偶然涉及这一问题时也只是很含蓄地谈到（注解3）。然而，即使如此，这一问题近年来还是在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希望在学术上和政治上，对大陆的所谓“知识分子”进行辨析，以便能更准确地描述中国─这个极权社会的思想和文化。（注解4）

象作者的前四篇文章（注解5）一样，本文再次采取描述和对比的方法，从东欧的变化，从已有的西方学者对东欧问题基本上有定论的研究出发来，来提出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在采用这样的方法的时候，作者知道，首先面临的拒绝就是，中国和东欧的情况不一样。然而，在详尽分析中国和东欧等共产党国家在各方面的相同之前，人们至少都会承认，中国和东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面临的学术问题是相同的，所采用的方法是有共同的标准的，即当我们在讨论当代文学、哲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等价值和方法问题时，我们还是面对共同的问题，当我们在分析极权社会的社会政治问题时，还是要面对人类在伦理道德上共同的基本的准则。因此，作者认为采取这样的方法是有效的。

在本文中，作者从共产党极权社会的基本特点：封闭的社会和封闭的精神和文化出发，对比东欧的变化，描述了极权社会中的三类知识分子：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持不同政见者，反叛者，分析了他们的学术和政治特点，并同时对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学术和政治做出描述性的定位评价。当然这种构图式的区分不是绝对的，而是变化的，在这些形式之间甚至有相互过渡。

杜城秋雨送歸人

    低垂的星空下，從杜塞爾道夫傳來嚴曉新不幸羅難的消息。

    最初聽到這個消息，沒有一個人相信這是真的。昨天那個充滿活力的人，那個到處打電話推動各種各樣活動的人，那個有著敏銳思想感覺的人，那個風華正茂的人會這樣沒有任何預感，沒留任何痕迹地離開了我們。人們對著聽筒問了又問，挂上電話又給別的朋友打電話，想否定、驅趕這個消息。然而，它的確是真的，嚴曉新確實離開我們走了。

    嚴曉新離開我們走了的消息撞擊在每一個嚴曉新的朋友，每一個認識或者曾經見過他的人的內心深處。無情的事實使人們悲哀，莫測的人生讓人們驚愕。

    悲莫悲兮舊別離，它來得太快、太突然了！

    嚴曉新離開我們去了。他的身影還在我們眼前晃動，他的錯落的聲音還在我們耳邊縈繞，但是，嚴曉新的追悼會將在兩天后，十一月十一日，在杜塞爾道夫明斯特大街七十五號賓儀館舉行。他的確是擋不住，挽不回地走了。

污染的心灵和心理恐惧（1994旧作）

    张（非真实姓氏）教授从来没有参加过那些签名呼吁等沾染政治色彩的活动，因此，他既不是民运人士，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一位十分普通，但是却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专业造诣很高的老教授。大约正是由于张教授十分关心中国的命运与未来，因此，在我回国时张教授破例约我深谈。我六月回德，七月张教授读了我带给他的一些书籍资料后，又从国内给我写了一封信。张教授的很多见解出奇的清楚，甚至和那些国外的民运人士，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久思之后，我终于在张教授的观点中，在他对阮铭、许良英和郭罗基等人的中肯评论中找到了答案。由于张教授在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中离政治远，因此受政治思想影响和沾染政治现实也少一些，以致今天他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但是思想却仍然能保持清醒。

一．被污染的思想

    张教授看了阮铭的新书《邓小平的帝国》后说，阮铭年青时曾经在清华大学当团委书记，象他这样从清华出来的人，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也正是因为阮铭长期和胡耀邦在一起，所以此书给人的感觉是仍然未能摆脱体制内的旧框架，处处以自己所参与过的一些政治活动为荣，而缺乏批判态度。全书对胡耀邦没有一句批评性的评论，而只是对赵紫阳则大事抨击，就是典型一例。其实无论胡耀邦还是赵紫阳都仍然属于党内略有一点（！！）开明色彩类型共产党人，在眼界、见识和行为上根本跳不出那个框框。相对来说，赵紫阳比胡耀邦还多少有些长远眼光和更能顶得住些。关于现在很多人谈到的赵紫阳的复出，他认为，可能性不大，也没有那个必要。将来真有大的变化，多半会是一些全新的人出来。阮铭这几年思想有很大变化，但是没想到涉及到自己，竟然还是如此缺乏反省。

    关于思想变化问题，张教授知道我从认识我读研究生时期的导师许良英先生开始（七六年）就和他争论对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的看法。他说，你和许先生有些不同看法，是很自然的。象许先生这样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修正和调整自己的认识，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说，八十年代初许良英还抱有给中共领导人启蒙的幻想。八三年反对精神污染时，一位朋友告诉他，许先生在全所大会上发言说邓力群的作法是违背邓小平的主张的，等等。当时他大为惊奇，想不到许先生竟如此天真，把老邓看成是思想解放、自由民主的旗手。但是，许良英先生后来迅速地改变了思想。到八九年前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也已有所改变。在他这样的年纪，能产上这样的变化的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张教授最近碰到一位郭罗基的朋友，刚从美国回来，说在美国与郭罗基见面后，发现他仍

炎黄子孙、“无赖儿郎” （1994旧作）

    年中回国，曾经和两位专心于科学研究、从不参与政治的教授谈起对海内外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看法。在北京时我曾经根据两位教授的看法写成一篇稿，经他们本人看过后，邮寄回德国。但是，这篇稿子如石沉大海，在严密的信检下，我再也没有收到。现在根据那篇稿子的材料和他们最近从国内给笔者的来信重新整理成文，供大家参考。由于两位教授仍然在国内从事研究工作，考虑到他们的安全，我把两位教授的名字隐去，分别称他们为王教授和张教授。两位教授现今都已经年过七十，我想他们的想法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既有代表性，又有启发性的。

    王教授认为，邓小平死后，中国必然有乱子，而且不会太小。中国不会发生象俄国那样的好的变化─制度的变化。因为，中国的人心和俄国的大大不同。他对中国的未来十分绝望。

    回国后看了一些电影和小说，我跟王教授说，这些作品已经和文化革命之前的有些不同，是否可以说有一些进步。王教授说，他一直在国内，但是他对中国的电影、电视以及“新编历史剧”一概否定！！认为多数都非常反动，而电视剧《渴望》则是最反动的代表作。他这样的人都一直想写文章批判该剧，但是，不会有地方给发表。去年以来，大陆走红三本书，即《白鹿原》、《废都》、《骚土》，海内外议论纷纷。对这些作品，他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这几位作者把性作为噱头，对社会问题和人性的问题，毫无探究。即便是对性的描写，这些作家也远没有达到《金瓶梅》等古典作品的水准。对真正从事艺术创作的作家来说，哗众取宠是大忌。当然这些看法也是无处发表的。

    他说，多年以来，除了古文化（画册等等）书籍的出版以外，所有出版的中文作品中得他好评的极少！他认为看那些东西，还不如看看武侠小说。他对我的看法，即“学术界情况历来比文艺界更差”，很不以为然。他说，学术界情况确实很差，但是艺术界更差，或说极差！他认为我对国内一些现象的看法和指责都是对的，但程度还很不够。他批评我对艺术界的了解和认识太浅，因此看不到艺术界真正的缺点。他说，受海外的朋友委托，他最近买了几十本（两个系列）的所谓“非正统”小说作家的小说集。在寄出之前，略翻看了一下，见到的都只是庸俗而浅薄的东西。“作家”们对中国文化毫无常识，有人竟不知什么是“墓志铭”，便拿来乱用。如此等等，真正是可叹可笑！当年胡适、刘复等人发动文学革命，尽管也还幼稚而浅，但他们是认真的，也有相当的学术根底。现在这些人，简直是胡闹，都是些鲁迅所称的“无赖儿郎”！

回 国 断 想（1994旧作）

一．去国还乡忧思

    六九年，到千里之外的吉林插队，一共只有三年多，中间却有两年冬天在北京各住了四、五个月。作为独子，这次出国，开始时和母亲说的是出来一年，最多两年。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从八八年夏季别乡，竟然是一去将近六年。

    六九年插队时，还年幼，去家虽然千里，但是随时可回，有钱可以买火车票，没钱还可以扒车。但是不知为何，那时第一次心头咏起曹植的“白马篇”和陶潜的“荆轲”，“寄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咽，心知去不还，且有后世名”。也许只是为赋新诗强说愁，少年时的慷慨而已。八八年第二次别家离京，看着老母的白发，心底频添悲哀，却无慷慨之感，只想这一站人生快快过去，只想早日还家，母亲平安。因为，我深知，我多年的追求，我的理想在母亲居住的那片土地，需要我的人生活在那片土地。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我去国的第二年，八九年，多少象我母亲一样的母亲失去了儿子，多少人被坦克和枪弹射杀出这个世界。母亲虽然希望我能回到她的身边，但也觉得幸运，她还有远在天边的儿子。而我虽然由于偶然而没有经历那场翻天覆地的事件，并且由于死者的鲜血能够得以继续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滞留，但是那野蛮蔑视世界舆论和正义的枪弹，却使我的心永远不能平静，也不可能平静地在异国他乡生活。

    我原计划九三年初回国探亲，如果找到工作就回到那片土地。但是由于手头的工作，使这个计划一拖再拖。直到今年初，决定无论怎样，也要回去一次。三月底，恰好台北有一个有关孙中山思想的会议邀请我去参加，于是决定利用这次机会，转道香港回国。

    三月上旬开始从报纸上陆续看到的新闻是，政治形势在日趋紧张。先是与我通信密切的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许良英先生，及包遵信先生被软禁在家，王丹等人被迫离开北京。继而是逮捕了一些民运人士。在我离开台北的前两天，又传来魏京生再度被捕的消息。报界的几位朋友劝我推迟一年半年再回去。但是我决心已下，早已经为我自己的一再推迟而心感不安，因此此时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再考虑了，只想早一天踏上那一片土地。

回 国 所 遇（1994旧作）

去国怀乡，不觉将近六年……，
暮春三月，回到久别的北京……，
扑面而来的不是浅草碧树、乱花迷莺，而是灰色的一柱柱冰凉僵硬的水泥，犹如密集的藩篱。
这水泥钢筋的城市，就是我的故土？
这藩篱，就是我魂之所系的生地？
在血腥的六四纪念日前，我在这个“城堡”中生活了五十天，在水泥缝隙中见到了分别多年的亲友，在藩篱中重新体验了那个社会。

一．

    到京的第二天，我到中关村去看望我研究生时的导师许良英先生，在许先生居住的楼外停着一辆小面包车，玻璃是茶色的，车里有两个人举止可疑。我觉得不太好，但是也没有太在意，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可耽心的。没想到我刚一推楼门，忽地一下从楼里跳出来六个警察，横在我面前，问我，“你找谁？”我说找许良英，他们问我和许良英的关系，并要我出示证件，我说我原来是他的学生，在科学史所工作，现在刚从国外回来，只有护照但是没有随身带着。他们说你没有证件，无法证明你的身份不能见。我说你可以和我一起上去问许先生，他可以证明我的身份。我坚持要见，于是他们把我带到另一座楼，要我等一等，说要向上面请示一下，那里还有几个警察。一位年青一些的警察悄悄对我说，对不起，这是公务，没有办法。在那里我大约等了十五分钟，那个去请示的警察回来说，我们查了，你昨天刚从德国回来，你去吧。将我放了进楼。

    第二次和警察打交道是管理我所居住的那一片地区的“片警”到我家来做了将近两个小时。我想也是公务，在我在京时他必须来访。那天正好我的一个朋友来我家聊天，这位年青的片警东拉西扯地就把我的那位朋友的工作单位，电话要了过去。当然也是因为我的朋友也是什么也不怕的人，所以老实地告诉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