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诺贝尔奖与德国和欧洲汉学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推迟一周公布，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在那个星期一，公布的前三天，在德国和各个欧洲电视台的文字新闻上报道，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在三个人中产生，一位美国人，一位瑞典人，和中国旅居美国的诗人北岛。这消息引起了我的惊异。因为，早在八月底，一位很认识一些文学界当今所谓权威人士的诗人朋友就从美国打电话对我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如果一定要给中国人，将会给高行健。

到底给谁？！由于推迟公布反而更炒热了选情。星期二、三在德国看到的消息，好象真的将是北岛了。我由于对北岛的诗歌、诗人气质、知识框架、思想追求，甚至对当代所谓朦胧诗，白话诗的走向很有看法；我由于知道，在德国翻译北岛诗歌的汉学家们，没有一个人说他们真的懂得这些诗歌；我还由于知道诗歌是不能翻译的，具有唐诗宋词传统的中国诗歌，对中国人来说，能真正了解其中精髓的人又有几人，更何况那些并不能用汉语写作的汉学家了！因此，我感到疑惑，难道诺贝尔奖真的要出天大的笑话了吗？

星期四早上，一位对高行健极为反感，似乎也认识一些此中评选圈子周围人士的朋友打电话给我，问我对高行健的看法。我的疑惑因之烟消云散。

星期四中午一点，终于等来了今年得主的消息。德国电视台在一点零三分新闻报告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授给中国流亡作家“告因秧”。没有任何照片，没有任何别的说明。这说明，“告因秧”对德国人来说，是极其陌生的。直到下午三点钟的新闻报道，在这则消息的背后才配上了一幅黑白照片，可能是从网路，或那里弄来的，因为质量实在是差。在这个咨询发达的时代，两个小时居然只弄来这么一幅照片，可见德国新闻界的狼狈不堪。

登大坟以远望兮，悲江介之遗风

马汉茂教授不爱照相，因此，我想这大约是马汉茂教授生前最后的照片了。

照片上的四个人，除了他的夫人廖天琪女士外，一位是诗人多多，另一位是现任的全德学联主席严克先生。多多这次来德国，是因为波鸿市博物馆举办中国文化月活动，他受马汉茂教授和廖天琪女士邀请来举办诗歌朗诵会。那次见面，严克第一次提出全德学联和波鸿大学共同举办六四十周年纪念活动。而差不多整整三个月后，六月八日，一切都准备好，只待四天（十二日）就举办活动之时，他离开了我们。这真让我受不了。八日傍晚，我去瞻仰了他的遗容。看着他安详的面容，就象睡着了一样，脸上的纹路依然充满了活力。难道他真的走了吗？！悲痛阻断了我和这个世界的联，我拒绝相信这一切。然而，的确没有人能拉回这一切。直到三天后，我才能重新真实地感觉到这无情的现实。

就是照片上的那次会面，他谈到刚刚去世的、一位六十年代由台湾来德国的华人知识分子。虽然在合作时，那人曾经给他的工作带来无数的麻烦，但是，他似乎根本忘记了这些，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上一代华人在德国的悲惨命运，他们当然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更为决定性的是德国社会永远不接受他们。现在这一代华人虽然人数大为增多，但是，命运又好到哪里呢？”

五月，我和多多在荷兰再次见面时，曾谈到那次马汉茂的谈话。我对他说，马汉茂的这席话使我震动，这个人的心是火热的。

九七年底，我由于为中国人打抱不平，写了一篇杂文讽刺一位靠剥削中国人而暴富的德国人。由于中国人在德国，一有语言障碍，二没有充足的财力打官司，这位德国人惯于用诉讼把稍有不满的中国人打垮。这一次，我则由于“同胞”的出卖，陷入他的诉讼陷阱。在个人主义充斥的西方，这样的事对旁观者来说，是躲尤不及的，没有人会为自己找事，来助你，浪费自己的时间。况且，那位德国人专门拉拢名人，欺负一般人，因此，我始终没有对马汉茂教授讲我的困境，直到最后，我不得不向天琪询问一些情况如何处置。但是，不料马汉茂教授听到后，立即对她说，“仲维光敢于帮助同胞打抱不平，是好样的。这样的中国人现在太少了，他需要我们怎么帮助，我们都会给予。况且那些德国人也是在损害德国社会和德国人的利益。”其后，他立即给法院和律师写了信。

达赖喇嘛：当代中国的智者、圣者─达赖喇嘛及当代中国思想问题述评（1999旧作）

一．序：逐渐进入中国知识和精神生活的达赖喇嘛

         在不多的中文文献中，一位有幸见过达赖喇嘛的人这样写道，“见到他的第一眼，不免失望─太平常了，这是一张随处可见的面孔，没有我所想象的那种飘逸、幽深、静谧。彼此也因此没有距离。也因此，亲切迅速代替了失望。”

这确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当一个世俗的精神，想要在人世间出人头地的时候，他会很有城府地表现自己。当一个属于天上的精神，接触到大地，他会如鱼得水，让你深深地感到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一个天上的精神，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的朴实，在于他的平常，在于深邃的、不肯“飘逸”的思想和灼热充满力量的心志。

在千锤百炼的中国智慧中，“大智若愚”，不是说而轻就的。

一九八九年，中国发生了人类史上最大的悲剧，天安门大屠杀。共产党用坦克、枪炮在全世界民众的眼底下肆无忌惮地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市民，这引起了各国人民的震惊。这一年，世界真正开始更多地注视中国的“人”的问题，关心那一地区的事情。这一年秋天，诺贝尔和平奖授给了流亡整整三十年，为自己民族奋斗了半生的达赖喇嘛。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从那时开始，才真正关注达赖喇嘛。在那之前，我只是把达赖喇嘛看作一个政治性的人物，一位藏人中的宗教领袖。但是，自从那年秋天，我更多的关注达赖喇嘛的精神、智慧、人格和思想。事实上，到那时为止，或者说，到今天也还是如此：虽然绝大多数汉人知识分子认同大中国，但是，对他们认为也属于中国的达赖喇嘛，却是同我一样，非常陌生。从八九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注意到达赖喇嘛。上述那段描述就是在那之后出现的。

当代中国极权主义和知识分子问题（1997）

一．方法问题：描述、比较和评价

    邓小平去世，使得他最后二十年作为一种历史时期成为人们研究的历史对象。今天，人们在讨论邓后时代的问题与对策时，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描述和评价邓小平时期。它导致人们对邓后时期的不同评价和认识，不同展望和努力。

    人们在对邓后问题的讨论中，往往首先面临的是对邓小平最后二十年评价的讨论。它究竟导致中国进步了、好了，还是坏了？这种讨论使得争论莫衷一是。因为它不仅牵扯到价值判断问题，还隐含着历史进步的一元观。这种讨论导致把问题意识形态化，而较少有建设性、启发性。因此，关于邓小平时代的历史描述研究，作者愿意回避这种争论，而采取卡尔·波普所说的方法：

    “历史解释主要是一种观点，其价值在于它是否富有成效，在于它对历史材料的解释力，能否引导我们发现新材料，并帮助我们把材料条理化和连贯化。所以，我在这里所要说的话，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教条式的断言，尽管我有时也会大胆表达我的看法。”（《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卡尔·波普，中文本，山西出版社，1992年，第180─181页）

    作者认为，采用描述的方法描述邓小平时期及其遗留的历史问题，在这种基础上和其它的历史时期对比，才能更多的发现问题。而在描述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描述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的优与劣，则在于这一理论框架是否能解释更多的历史现象和将出现的现象，是否能自恰，而不需要更多的假设和不产生背谬。

    作者在这里还必须说的是，理论在这里是一种描述和解释的手段，它不具有一元论那种本质主义的特点。

    与其讨论进步与否，讨论好坏，不如采用描述，准确把握历史事实，把握它产生和遗留的各种问题。很多对邓小平时期进行历史总结的人并不清楚自己的理论前提是什么，而匆匆进行关于邓小平时期的好与坏，进步与否的争论，如果仔细探索，他也许会发现，自己竟然在用一种和自己本意背道而驰而的理论，他竟然用自己的境遇，如出国与否，取代了历史描述。

二．理论─描述框架辨析：极权主义的两种表现

   

我还是不能忘记和原谅 ——写在邓小平之死

2019年六四三十週年前重發按語：

重發一篇寫在二十二年前，一九九七年二月鄧小平死後的文章。它不僅沒有過時，而且在六四三十週年前顯得十分必要。

對六四問題的看法涉及的不僅是對鄧小平、共產黨的評價，而且直接涉及到對每個人的質問：你還有人味兒嗎？你有人的尊嚴嗎？共產黨難道不會直接殺到你的親人和你嗎？

在這裡我可以告訴每個人，尤其是那些沒經歷過共產黨的臺灣民眾，到今天為止，歷史上沒有一個共產黨是自己放棄了殘暴，改變了無視法律道德，無視人類的尊嚴的本性的！

在這個意義上，六四是對於世界和人類的蔑視！是對每個人的靈魂、生命赤裸裸的踐踏！也是對你的侮辱，尤其是當你居然能夠容忍這種罪行的時候！

我沒有直接經歷過共產黨的迫害，可我咽不下人的這口氣！（2019.5.26）


几年来不断传来邓小平死去的消息，而且我也一直准备邓小平死去的那一天的到来，但是最初听到邓小平死了的消息，还是觉得有一些震动，他终后死了！

邓小平死了，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政治家有政治家的反应，商人有商人的反应，而我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曾经长期生活在邓小平和他那一代领导人所建立的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的人，本能地有着我自己的反应。我觉得人生很可悲，世界很荒谬，历史犹如一个闹剧。

三十年前，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中国人把毛的大民主作为反对党内特权，提倡民主的大救星，很多西方人也把毛发动的文化革命作为一种乌托帮文化的实现而掀起了对毛的崇拜狂，血醒的文化革命，独裁的共产党专制，竟被作为比西方还要好的制度和运动推向西方，那一、二、三的事实，何以中国经过多年，或者说直到现在也没有彻底认识，那Ａ、Ｂ、Ｃ的道理何以对生活在东欧共产党集团前沿的西方，多年后还不明白中国共产党也是"共产党"，而不是"中国"！

事隔多年，终后没有人再否认文化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终后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毛泽东的"大民主"等口号不过是他们巩固自己独裁统治的手段，但是，人们的这类错误，换一个题材，换一个人却是还要重复。

香烟盒、林妹妹和认识论 （1996）

筆者按：這篇文字當時是回答一位那個社會——共產黨大陸的文化名人的追隨者，用現在的話說，粉絲的。在那同時舉辦的一個研討會中，一位八九年從使館中走出來反對中共屠殺而滯留在德國的避難者，跳出來，氣急敗壞地攻擊筆者對於黨文化的否定，是對整個中國知識界的侮辱！
他真的是說對了！就是如此，我絕對接受共產黨知識界，共產黨文化，包括海內的、海外的，各類運動中的。現在距離九六年已經時過二十三年，情況變了多少呢？
一定是變不了多少！因為還是這篇雜文的那個道理，根本的文化氣氛，沒有改變，人還是那批人。
根本的文化氣氛、語言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改變是規範的改變是革命性的，這在這代人中已經不可能。平行於這個規範問題的還有一個俗稱的社會科學的普朗克定理，即普朗克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說的：
“一个新的学术真理通常不是通过努力说服反对它的人，让他们走向明白的方式取得认同的，而更多的是通过反对它的人逐渐死光，在从开始就和这个真理一起到来成长的新一代人的信任中取得的。”
十年前，我終於明白：自從五十年前我反叛出共產黨社會，其實就不要妄想再被同代人所接受。你所追求的被社會接受——只有當這個社會及這代人逝去，那時新的規範和新文化，在新一代人的新的追求中成為理所當然。2019.7.23

满目荒唐、一纸惆怅（1996旧作）

几年内，或者说在邓小平之后，共产党肯定要倒台。这是九五年回国安全部找我谈话时我对他们所说的。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我不讳言这一点，也是希望能唤起人们的注意，不要再为自己自设陷阱。

不知为什么，“好心”的同胞总是以为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民运人士希望中国大乱，因此，时常忧心忡忡地对我说，“谁能代替共产党呢？还是不要变，不要乱，共产党继续领导，慢慢改变自己好！”我不可能简单地反驳他，说服他。然而，谁愿意天下大乱呢？乱，倒霉的还不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然而，我略带调侃地反问他的问题也是谁也回答不了的。“当今之世，孰能挽救共产党？”并且，“向使张良、萧何再世，诸葛复生，又能奈共产党之后的烂摊子何？！”

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而每一次回大陆都是使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这一切的存在。

九六年四月，我两年第三次走过北京机场海关关口，因为，八十岁的母亲，和这个国家一样，由于多年没有注意，患了骨质疏松，稍不留意骨折卧床，跟着作牵引治疗而来的是褥疮和大小便失禁。而她在稍有恢复时，竟然在床上欠身时就再次骨折。骨折就要作牵引治疗或开刀重新钉牢。但是，牵引则压迫褥疮，使褥疮日益严重甚至感染导致生命危险。开刀，且不说年迈体弱难以承受麻醉，就是顺利开了刀也不可能在疏松的骨上重新钉牢。

我在北京的期间，几乎天天往返于月坛家和积水潭医院之间，在这一穿梭忙碌中，我不仅体会了护理风烛残年的母亲骨质疏松疾病所带来的两难，而且在家和医院，在联接它们的街道的两侧这个狭窄的范围中，感受到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和民族，我的另一位“母亲”，在过去四十多年（不是一般人说的两千年）的岁月中，也患了严重的骨质疏松症。我们，这“苦命”的一代不仅饱尝她在患病过程中对我们的变态折磨，而且要承担在医疗护理中所面临的两难问题。就象今天解体后的苏联各国那样，由于贫困等各种社会政治问题而不得不变化，由于变化又不得不承受遗留下来的各种困难和混乱。和苏联相比，今天的中国可能还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遗留给我们。

踏入中国，维护极权而要发展生产和经济带来各种畸形变态，使你犹如到了一个残疾人社会，光怪陆离的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我所写、所记的不过是官方电视和媒体上所作的极其有限的反映，不过是我个人有限经历的点滴，但是，“察微而知著”，任何人只要稍加思索，都会感到不寒而栗。我虽两年三次，总计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北京，内心中还是震颤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