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极权主义和知识分子问题（1997）

一．方法问题：描述、比较和评价

    邓小平去世，使得他最后二十年作为一种历史时期成为人们研究的历史对象。今天，人们在讨论邓后时代的问题与对策时，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描述和评价邓小平时期。它导致人们对邓后时期的不同评价和认识，不同展望和努力。

    人们在对邓后问题的讨论中，往往首先面临的是对邓小平最后二十年评价的讨论。它究竟导致中国进步了、好了，还是坏了？这种讨论使得争论莫衷一是。因为它不仅牵扯到价值判断问题，还隐含着历史进步的一元观。这种讨论导致把问题意识形态化，而较少有建设性、启发性。因此，关于邓小平时代的历史描述研究，作者愿意回避这种争论，而采取卡尔·波普所说的方法：

    “历史解释主要是一种观点，其价值在于它是否富有成效，在于它对历史材料的解释力，能否引导我们发现新材料，并帮助我们把材料条理化和连贯化。所以，我在这里所要说的话，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教条式的断言，尽管我有时也会大胆表达我的看法。”（《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卡尔·波普，中文本，山西出版社，1992年，第180─181页）

    作者认为，采用描述的方法描述邓小平时期及其遗留的历史问题，在这种基础上和其它的历史时期对比，才能更多的发现问题。而在描述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描述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的优与劣，则在于这一理论框架是否能解释更多的历史现象和将出现的现象，是否能自恰，而不需要更多的假设和不产生背谬。

    作者在这里还必须说的是，理论在这里是一种描述和解释的手段，它不具有一元论那种本质主义的特点。

    与其讨论进步与否，讨论好坏，不如采用描述，准确把握历史事实，把握它产生和遗留的各种问题。很多对邓小平时期进行历史总结的人并不清楚自己的理论前提是什么，而匆匆进行关于邓小平时期的好与坏，进步与否的争论，如果仔细探索，他也许会发现，自己竟然在用一种和自己本意背道而驰而的理论，他竟然用自己的境遇，如出国与否，取代了历史描述。

二．理论─描述框架辨析：极权主义的两种表现

   

我还是不能忘记和原谅 ——写在邓小平之死

2019年六四三十週年前重發按語：

重發一篇寫在二十二年前，一九九七年二月鄧小平死後的文章。它不僅沒有過時，而且在六四三十週年前顯得十分必要。

對六四問題的看法涉及的不僅是對鄧小平、共產黨的評價，而且直接涉及到對每個人的質問：你還有人味兒嗎？你有人的尊嚴嗎？共產黨難道不會直接殺到你的親人和你嗎？

在這裡我可以告訴每個人，尤其是那些沒經歷過共產黨的臺灣民眾，到今天為止，歷史上沒有一個共產黨是自己放棄了殘暴，改變了無視法律道德，無視人類的尊嚴的本性的！

在這個意義上，六四是對於世界和人類的蔑視！是對每個人的靈魂、生命赤裸裸的踐踏！也是對你的侮辱，尤其是當你居然能夠容忍這種罪行的時候！

我沒有直接經歷過共產黨的迫害，可我咽不下人的這口氣！（2019.5.26）


几年来不断传来邓小平死去的消息，而且我也一直准备邓小平死去的那一天的到来，但是最初听到邓小平死了的消息，还是觉得有一些震动，他终后死了！

邓小平死了，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政治家有政治家的反应，商人有商人的反应，而我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曾经长期生活在邓小平和他那一代领导人所建立的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的人，本能地有着我自己的反应。我觉得人生很可悲，世界很荒谬，历史犹如一个闹剧。

三十年前，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中国人把毛的大民主作为反对党内特权，提倡民主的大救星，很多西方人也把毛发动的文化革命作为一种乌托帮文化的实现而掀起了对毛的崇拜狂，血醒的文化革命，独裁的共产党专制，竟被作为比西方还要好的制度和运动推向西方，那一、二、三的事实，何以中国经过多年，或者说直到现在也没有彻底认识，那Ａ、Ｂ、Ｃ的道理何以对生活在东欧共产党集团前沿的西方，多年后还不明白中国共产党也是"共产党"，而不是"中国"！

事隔多年，终后没有人再否认文化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终后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毛泽东的"大民主"等口号不过是他们巩固自己独裁统治的手段，但是，人们的这类错误，换一个题材，换一个人却是还要重复。

香烟盒、林妹妹和认识论 （1996）

筆者按：這篇文字當時是回答一位那個社會——共產黨大陸的文化名人的追隨者，用現在的話說，粉絲的。在那同時舉辦的一個研討會中，一位八九年從使館中走出來反對中共屠殺而滯留在德國的避難者，跳出來，氣急敗壞地攻擊筆者對於黨文化的否定，是對整個中國知識界的侮辱！
他真的是說對了！就是如此，我絕對接受共產黨知識界，共產黨文化，包括海內的、海外的，各類運動中的。現在距離九六年已經時過二十三年，情況變了多少呢？
一定是變不了多少！因為還是這篇雜文的那個道理，根本的文化氣氛，沒有改變，人還是那批人。
根本的文化氣氛、語言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改變是規範的改變是革命性的，這在這代人中已經不可能。平行於這個規範問題的還有一個俗稱的社會科學的普朗克定理，即普朗克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說的：
“一个新的学术真理通常不是通过努力说服反对它的人，让他们走向明白的方式取得认同的，而更多的是通过反对它的人逐渐死光，在从开始就和这个真理一起到来成长的新一代人的信任中取得的。”
十年前，我終於明白：自從五十年前我反叛出共產黨社會，其實就不要妄想再被同代人所接受。你所追求的被社會接受——只有當這個社會及這代人逝去，那時新的規範和新文化，在新一代人的新的追求中成為理所當然。2019.7.23

满目荒唐、一纸惆怅（1996旧作）

几年内，或者说在邓小平之后，共产党肯定要倒台。这是九五年回国安全部找我谈话时我对他们所说的。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我不讳言这一点，也是希望能唤起人们的注意，不要再为自己自设陷阱。

不知为什么，“好心”的同胞总是以为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民运人士希望中国大乱，因此，时常忧心忡忡地对我说，“谁能代替共产党呢？还是不要变，不要乱，共产党继续领导，慢慢改变自己好！”我不可能简单地反驳他，说服他。然而，谁愿意天下大乱呢？乱，倒霉的还不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然而，我略带调侃地反问他的问题也是谁也回答不了的。“当今之世，孰能挽救共产党？”并且，“向使张良、萧何再世，诸葛复生，又能奈共产党之后的烂摊子何？！”

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而每一次回大陆都是使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这一切的存在。

九六年四月，我两年第三次走过北京机场海关关口，因为，八十岁的母亲，和这个国家一样，由于多年没有注意，患了骨质疏松，稍不留意骨折卧床，跟着作牵引治疗而来的是褥疮和大小便失禁。而她在稍有恢复时，竟然在床上欠身时就再次骨折。骨折就要作牵引治疗或开刀重新钉牢。但是，牵引则压迫褥疮，使褥疮日益严重甚至感染导致生命危险。开刀，且不说年迈体弱难以承受麻醉，就是顺利开了刀也不可能在疏松的骨上重新钉牢。

我在北京的期间，几乎天天往返于月坛家和积水潭医院之间，在这一穿梭忙碌中，我不仅体会了护理风烛残年的母亲骨质疏松疾病所带来的两难，而且在家和医院，在联接它们的街道的两侧这个狭窄的范围中，感受到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和民族，我的另一位“母亲”，在过去四十多年（不是一般人说的两千年）的岁月中，也患了严重的骨质疏松症。我们，这“苦命”的一代不仅饱尝她在患病过程中对我们的变态折磨，而且要承担在医疗护理中所面临的两难问题。就象今天解体后的苏联各国那样，由于贫困等各种社会政治问题而不得不变化，由于变化又不得不承受遗留下来的各种困难和混乱。和苏联相比，今天的中国可能还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遗留给我们。

踏入中国，维护极权而要发展生产和经济带来各种畸形变态，使你犹如到了一个残疾人社会，光怪陆离的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我所写、所记的不过是官方电视和媒体上所作的极其有限的反映，不过是我个人有限经历的点滴，但是，“察微而知著”，任何人只要稍加思索，都会感到不寒而栗。我虽两年三次，总计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北京，内心中还是震颤不止。

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的历史事实（1996年旧作）

——当代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祭〕

早就想写文化革命红卫兵诞生那一段历史了。

因为第一个红卫兵小组就是在我高中所在的班上诞生的，因为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甚至在初中时如骆小海（干部子弟）就和我同班，卜大华（军人子弟）则同级不同班；还因为我一生中第一次过问政治问题，六六年四月，就成了这个“红卫兵小组”主要反对者之一。而我那时竟然不知，自此就离开了理工科，走上了我今天的道路。

然而，我终究一直没有动笔。其原因除了在大陆绝对得不到发表外，主要还是自己内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历史眼界还不足以驾驭那些资料。我出自一个封闭的极权社会，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知识上，从小就受到那个社会的桎梏和扭曲，变化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知识框架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

三十年前，在大陆听到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觉得不可思议。深入骨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告诉我，历史应该有其客观性，有自己发展的规律，怎么会任人打扮？及长，思想开始了反叛后才在认识论的探究中看到，任何观察都渗透着理论，没有纯粹客观的事物。

对共产党社会和红卫兵的看法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价值和方法的改变，如果不改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历史，不改换一种方法来研究事实，得到的永远是极权社会指鹿为马、人性扭曲的图像。

关于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的看法目前仍然有人或对早期红卫兵，或对造反派十分留恋，作者在本文中回忆与思考了以下问题：

我依然拒绝低头进入那个知识界 ─关于自然辩证法问题争论的继续（1996）

2006年年发表“我依然拒绝低头进入那个知识界”按：

这篇写于十年前一九九六年二月的文章和信件，由于许良英先生的反对，一直压到今天没有发表。现在作为我为自由文化运动大会所写的文章，《自由文化运动和中国知识传统的重建—极权主义及其文化问题批判》的附录发表。因为我认为这篇文章可以说明笔者的一个观点，八十年代，寄生于极权主义社会的知识精英，甚至包括所谓“自由派”，对于任何异于他们—共产党正统统治思想的倾向都是极为敏感的。他们对统治者温文尔雅，对于一个年轻的异议者却凶猛异常。很多时候，他们甚至可以说非常自觉地帮助政府禁锢围剿异各种背离他们的倾向。

现在发表它，我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希望我的经历能够给年轻一代的青年学生提供一点经验，当他们被其“导师们”围剿的时候，不要轻易否定自己。我自己在七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反叛路上，经常遇到这类问题而彷徨徘徊，难以找到继续走下去的支持。三十年来的经验使我可以告诉你们，应该怀疑的是他们。

为此，我更希望在中国有思想的青年人、大学中的学生，能够起来重新审视你们的导师、教科书，以及所谓学术刊物。我可以肯定地对你们说，他们教给你们的“知识”，不仅社会科学而且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的不一样，和中国传统的也不一样。你们为什么要单单要相信他们，而不是相信其他的知识传统呢？

极权文化下的“老三届文化热” ─文化革命和两种文化 （再回大陆之四）（1995旧作）

大陆社会总有很多让人不可解的事情，八九年要民主的学生，居然有人抬出了最独裁的毛泽东。而就在九○年前后，毛泽东在声名狼藉的文化革命结束后不到二十年时间中就又热了起来。其实，指鹿为马的事情岂只自今日起，不说共产党，但说所谓知识分子问题就举不胜举。左派文人吴晗协助共产党作过多少罪恶的事情，而他的《海瑞罢官》也的确是为党内斗争服务的，不过马屁拍到马脚上了而已。但是，人们为了否定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却硬是要把批判三家村说成是冤狱，把吴晗说成是无辜的。而海外的人也居然跟着“哄”。

九四年回国，毛泽东热似乎已经式微，但遇上了老三届热。我所有的朋友都结了婚，或结过婚，只有一位挚友却仍然在坚持。而在我别国六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时，居然幸运地赶上了他的婚礼。在他的婚礼上，我体会最深的大约是老三届热了。来的人都是当年插队的朋友，他们热火地回忆过去，谈论现在的忙碌，但是我却只是感到，这些拖家带口的中年人，英姿没了，皱纹多了，朝气少了，老态来了。言谈中的“自以为是”没了少年人的才气，流向老年人的固执。我曾经多次想到，按照生物学的规律，我们这些人老了，最好的时候将要殆尽，但是从来没有这次感觉这么深！而我这位朋友的太太，我只问了她一句话，就更感慨万千，她居然是七一年生。那时，我已经插队两年，已经走上了现在这条不归之路。

回国期间我还到白洋淀参加过一次白洋淀诗群座谈会，在不同场合见过很多当年的朋友。老三届的朋友都已经不是当年的穷知青，不是当年的毛头小子了。但是在那些意气风发中，我常常感到有一种没落，一种无可奈何，一种江郎才尽。老三届的人的年龄已经爬向五十，他们还能提出新的问题吗？他们还在追求吗？他们还能变化、否定、修正自己吗？他们还能给社会、给人生，带来新的内容吗？

人们普遍认为，时下老三届正如日当空，然而，我却从精神上，从对知识和生命的追求上深深地感到，老三届已犹如枯萎的秋季之果，深秋的一片薄霜，初冬的一阵寒风都会抖落它。看着这些朋友，和当年相比只有“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咽”的感伤，却没有了“心知去不还，且有后世名”英气，更何谈豪情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