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及其带来的思想方法研究启示——答许良英先生（2004旧作）

去年九月初，我收到许良英先生这封后来公开发表了的信。由于信中有关革命一词的看法和我所接触到的文献有很大的不同，信中对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西方的一般学界解释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立即非常谨慎地写了一封回信，希望能够继续和许先生进行讨论。（见附件）但是在十月十号，有朋友告诉我许先生通过“友人”在《民主中国》上发表了这封信，这令我有些诧异，此后我上网看到。

除去对革命一词来源的不同看法外，关于这些哲学问题笔者和许良英先生的争论早在七五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并且将近三十年来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尽管如此，把这些讨论突然公开在刊物上，还是令我非常不习惯。因为，无论如何，一个学生公开和自己的导师辩驳问题，总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然而，这些问题却又是非常根本性的问题，甚至正如笔者上一篇文章中所说，是涉及启蒙、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及哲学思想的根本问题，因此一旦公开，如果再回避将会造成非常大的误会。迟疑再三，我决定首先遵照中国人的传统，退避三舍（半年以后），以示对老师的尊敬，然后，遵照西方知识传统，严肃地公开讨论这些问题，以示对老师教导、对真理的尊重。稍微能得以自慰的是，或许许先生之所以公开这些讨论，也是因为感到这些问题的重要，希望公开讨论引起社会的注意。此外，这大约也是最近五十年来中国知识界的一种特殊的非常值得思索的现象。

其实，这些问题笔者在写《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历史贡献究竟在哪里》和《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中就已经提到：在二十年前就应该在中国的知识界进行，不幸除了社会条件的不允许外，还由于中国知识界的自身状况整整推迟了二十多年，到今天才得以在知识界公开讨论。笔者写那两篇文章的目的也正是希望能够展开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当然，令笔者没有料到的是，讨论的对象经过三十年，还是没有绕过自己的老师。

“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说来容易，做起来充满痛苦。笔者在这里首先还是要特别感谢许良英先生，因为虽然从一九七五年认识许良英先生的第一天开始，笔者就不断地和他争论，并且由于很多争论涉及根本的思想问题，所以经常是非常伤感情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八二年他招考我作他的研究生，而那时，笔者在身体和精神上正处于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此后，尽管我仍然经常和他争论，但是他一直对我各方面的情况非常关心。

笔者将分两部分来讨论许先生信中的问题：

第一部分是笔者能够找到的各种文献中有关“革命”一词论述，以及对这个词的讨论对笔者的启示。

第二部分，笔者将讨论近代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和宗教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为什么一切知识都是推测？为什么人的一切都是有限的？为什么人会有宗教（广义的）感情，为什么社会需要宗教（广义

附件：许良英先生把我逐出师门的绝交信（2003.09.01）及我的回信

附件1.

许先生：您好！

    昨天，九号，收到您九月一号的信。这中间可能有一个误会。我七月初完成了那篇有关中国知识界最近二十年来的几个社会问题的文章后，在七月十九号邮寄给了您。八月一号发表时，我把它转发给了谢泳等几个朋友。后来，谢泳的来信说，他刚刚到您那里去，您没有收到。谢泳并且婉转地批评我说，我发表文章应该及时给您邮寄去，您对我很关心。这使我感到很不安。因此写信给谢泳，向他解释，已经给您寄去，可能邮寄丢了，并告诉他我会立即再次邮寄一次。考虑到可能是由于信件太厚的原因，我此次分两次邮寄。但是第一封信寄出后，谢泳来信说，他可以帮助我打印一份寄给您，并且以后如果有需要给您的信可以发到他的信箱由他转寄。由于我已经邮寄了一半，因此犹豫几天后还是把第二部分邮寄了。

    关于您九月一号信中提到的问题，我会思索。尤其是关于革命一词，我会立即查询订正补充。我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查阅了一些资料，但是，几乎所有的有关革命的解释都是从哥白尼日心说开始，无论是有关科学哲学还是社会问题都是如此。

关于托马斯·库恩，我对他并没有特别的推崇，只是谈在描述这个现象的时候，可以用他的理论。而对于波普，他的政治哲学对我有很多启发。但是在科学哲学上，我认为他在很多看法上很武断，后期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很多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在实在论问题上，他和爱因斯坦非常接近。至于在有关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问题上，波普和库恩的学说是對立，甚至水火不相容，他的两个学生，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后来都成为他的敌人，所以我在谈到波普和库恩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措词都非常小心谨慎。

为迅速把信发出，先写这几句。昨天在网上看到，新加坡又有一例Sars病，天气转冷，望您们倍加注意身体！祝您和王老师身体健康！

                                            维光

2003-09-10

（发表于《民主中国》2004年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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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民主中国》2003年十月号编者按：此信经许良英先生本人授权，在此摘要发表。

维光：

　　７月１９日来信，７月２８日收到。花了一个整天功夫看完了你二万多字的《由悼念李慎之先生所想到的——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感到非常吃力。文中有些论点我是同意的，但有不少重要论点我不能同意。你说的问题竟如此多，如此广泛，要逐一讨论，没有两三天不可能，而我还有自己的工作……。

李慎之先生的历史地位及其政治文化思想简析（2003旧作）

（本文为2003年12月15日、16日在悉尼举行的讨论会而作。关于讨论会上对于本文的讨论情况，笔者附记于文后）

距离一个历史事件，或者一个人物越近，越难做出具有更广阔视角，能够自洽地解释、说明更多现象的评价。评价李慎之先生也是如此。在评价李慎之先生的时候，笔者发现不仅笔者自己，还有很多写作者，常常以自己的经历，或自己和李慎之先生的关系，来评价李慎之先生，其结果 ，这种评价很可能在一、二十年，甚至几年以后就会发现已经没有了阅读价值。因此，为了能够尽可能客观地评价李慎之先生的历史地位，在评价以前，选择参照系，反观自己的方法，或许是尽可能地避免自己的局限和偏见的一个较好的方法。

笔者在这篇评述李慎之先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文章中，将首先对过去五十年来的大陆知识界的所谓学术和思想活动作一粗略回顾，然后具体地就李慎之先生的政治文化观作一简单讨论，并且希望由此能够对李慎之先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一个概括性的描述。

要在一篇如此短的文章中，既对历史，又对具体观点做出详尽的论述是不可能的，因此，对这些问题更为详尽的论述，笔者以后会陆续做出。

一 最近五十年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所谓学术讨论回顾

放眼更远一些的历史也许对我们评价眼前的事物有所助益。因为对比也许使我们能够发现，很可能十年，甚至不要十年，而是三五年后，我们就会重新评价刚刚过去的一切。我在“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任何过高地估计这两代知识分子都是不适当的。回顾最近五十年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所谓学术工作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关于这五十年的历史，我认为可以分为两段，

第一是从四九年到七十年代末期，第二是八十年代以來。

从四九年到七十年代末期，人们今天基本上无异议地看到，除去一些翻译介绍工作，基本上毫无学术可言。例如作为历史学领域中重要成就的所谓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不过是标签如何贴的问题的讨论，鸡蛋是从大头吃、还是从小头吃的讨论。至于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代表的李泽厚先生参与的美学讨论，都毫无学术价值可言，就更不要提所谓武训传讨论，人性论讨论、清官问题讨论等了。所谓学术刊物，从《哲学研究》到自然辩证法等的各类杂志，都是另一类中宣部的刊物。这些所谓学术文章不仅拿到世界上，让正常社会的人感到莫名其妙，而且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也没有人再去阅读他，很多时候让人感到可笑。

第二是从七十年代末期以來。我认为这个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继续。例如，七十年代末

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2003旧作）

——由悼念李慎之先生所想到的

　　李慎之先生的去世，引发了人们的悲伤和对他的追思。在对他的悼念中由于牵扯到如何推崇他，因而也引发了随之而来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问题的讨论。

　　李慎之先生九八年到德国图宾根参加会议的时候，本来笔者已经和马汉茂教授联系好，会后邀请他到波鸿大学来讲演，其后由于他突然中风而不得不中断在德国的旅行，因而擦肩而过。但是，从去年以来，笔者有幸接触到很多许良英先生和李慎之先生就一些问题讨论的文章和信件。这些信件的严肃、认真、坦率使得笔者对这位究其一生可以说是浸淫在共产党文化精神中的老先生增加了很多的敬意。因为尽管他甚至参与建造了这个文化，但是，他宽和、朴实、坦率，身上仍然保持着很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同时看到，时代和经历加在他身上的桎梏。虽然在他最后十几年中，对共产党的极权主义制度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我认为，他在知识结构和精神上基本上没有走出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范畴。他的学术观点和讨论问题的方法，是我所不能苟同的，因为他使用的还是共产党宣传部的方法，使用的语言、概念，还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意识形态式的。

　　我这样说，不是为李慎之先生贴标签，而是可以通过逐句逐字地分析李慎之先生最近十年来的文章和书信，来研究他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精神究竟是怎样。我认为上述提到的一些问题，李慎之先生是自己也感到的。

　　笔者之所以说出这个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论，是因为这涉及的是知识和精神的根本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牵扯到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的东西方知识分子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以及最近几十年来知识分子中的争论，涉及如何看待近代人类社会中的极权主义－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和共产党的极权主义。这些内容在研究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追求中，在研究知识对历史和人类带来的各种影响中是非常重要的。

　　笔者虽然和很多人一样，在政治上是共产党的反对者，但是，带领笔者走向这条道路的不是政治抱负、仕途意识，而更主要的是笔者无法容忍共产党社会的生活方式，文化精神，知识结构。

　　当代对于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的研究发现，第三世界，尤其是共产党社会中的知识分子

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2003旧作）

2003.12在悉尼大学纪念李慎之研讨会上，右為朱學勤

多维编辑部先生，惊闻李慎之先生去世，在感情上引起我极大的震动。紧接着在多維网上看到一些签名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曹长青先生的不同悼念文章，继而又有对曹长青先生反驳。由于这些讨论实际上涉及非常根本性的问题，不可能三言两语就能言尽，甚至因为有些问题涉及到认识论基础问题，根本就不可能说服不同前提看问题的人，因此，匆匆一时，笔者希望提供一封给许良英先生的信，以期引起更进一步的讨论。

李慎之先生去世前和许良英先生对很多问题进行过非常推心置腹的讨论，有些来往信件甚至十几页，笔者有幸接触到这些讨论，并看到这些讨论今天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笔者的这封信就是在此期间，去年年底写给许良英先生的。

十四年前，将近七十岁的的李慎之先生，因为良知，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对此人们可能很容易地看到。但是，对于另一个领域，知识结构和精神的变化，可惜由于他的去世而结束，不然的话，或许在这一领域中可能展现出更多的内容。（2003.4.26）

许先生，您好！

很感谢您寄来的您和李慎之先生讨论的文章。对李慎之先生的一些看法，我虽然不同意，但是看到您寄来的讨论，我却对李先生更增加了很多爱戴。他宽和，平实，谦虚，有长者之风。另外就是您和李先生，两位都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却都是那么认真严肃，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逐一讨论问题。您们的观点和看法，如果我有不同意见，会和您们讨论，但是，这种最根本的做人态度是永存的，活到老学到老，最根本反省的应该是做人，做学问的态度，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代传统。您给我寄来的文章，让我了解到您们的讨论和交往，这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看了您给李慎之先生的信。我觉得您指出的问题是准确的。对于李慎之先生，我认为他多年从事政治和社会工作，在思想，尤其是学术思想上，基本上是外行。八九年后他的积极影响还是在政治和社会上。这点他和顾准非常类似。顾准的那本书，我本来想写一篇评述，后来在搬家的时候，读书笔记丢了，而我再也没有兴趣从新读一遍。

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顾准的那本书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把顾准的书翻译成西方文字，会让这里的学界哭笑不得。他从概念到对材料的运用都是非常有问题的。如果真的研究例如希腊城邦制，那就要去读有关与此的原始文献，和这方面专家的研究。顾准涉及的

马建和他的《红尘》（2002旧作）

九七年秋季，马建来到德国鲁尔大学教授中文。

可能是马建的才气打动了鲁尔大学汉学系嗅觉敏锐、喜爱活动的马汉茂教授，他居然破天荒地从香港把马建，这个既不懂德文，也不会英文，没有任何文凭的作家请到德国大学，教那些只知道德文的学生中文。这在保守的德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马建来了，我也真的是为他捏一把汗，因为一般自我很强、有个性的作家总是受不了那半个位置钱的约束，而且面前还有语言那道山。然而，一年下来，马建却是既保持住了他的个性，那应该说是他的才华，也兢兢业业地完成了他教学的任务。这真的是让我吃惊，并且敬佩。那一段，他的女朋友，一个漂亮纯真的英国女孩经常到德国来，他们也一同到我家来谈天说地。

马建可能永远是不安分的，总是会做出些令人吃惊的事情。就如他不懂任何外语，就要突然舍弃香港，只身一人来到最多只能住四年的德国；就像他八七年突然在大陆以一篇：“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受到全国性的点名批判，而同时他人却已经移居到香港。九八年秋季，马建突然对我说，这样下去不行，为了专心写出东西，要立即辞去教职，移居英国，专心写作。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一个中文作家要想靠稿费在西方生活，是不可想象的。虽然鲁尔大学的位置只是半个，并且只有四年，但是对于很多中国文人和知识分子来说是仍然是一个令人垂涎的位置。毕竟生活还能有个基本保障。砸了饭碗，往英国跳，无异于向深渊跳。马建怎敢跳向深渊？

但是，马建就是马建，他生来是做作家的，古来圣贤皆寂寞，没有一个真正的作家能够安于在现实中津津计算。他的感觉生来是为了感觉爱，感觉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

由于不懂外文，马建到杜塞尔道夫英国领使馆办理签证都是我陪同他去的。我自己在生活问题上就已经够荒唐不经的了，向来喜爱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但是就是在陪他的时候，我还是将信将疑，他是否真的会立即离开鲁尔大学。

九九年一月，马建对我说，他已经拿到签证，要向马汉茂辞职了，那时我才相信，这一切不是想象，而成为了现实。

马建此一去就是为了这本刚刚得奖的《红尘》，他预支了稿费，就孤注一掷地走向荒漠。

《达兰萨拉纪行》及文化精神的思索（2002旧作）

攝於1998年12月印度達蘭薩拉

《达兰萨拉纪行》汇集了十位大陆海外汉族流亡人士到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访问，拜见达赖喇嘛，以及对西藏问题的重新思索。当然，书中的内容主要是围绕达赖喇嘛的记述。这其中有民运人士、记者、大学教师和知识分子。

达赖喇嘛，在尘世中是神的象征，所以，到达赖喇嘛那里去，本来主要是佛教信徒，以及那些对生命感到神秘、对人生感到难以捉摸的人。懦弱善良的人希望能够得到保佑，信徒希望能得道升天。但是自从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尘世间去的人多起来了，甚至超过了信徒和追求生命的人。

到达赖喇嘛那里去，尘世间的人怀着各式各样的心情、各种各样的目的：

虔诚的人希望能找到尘世间对于真善美追求的相互支持，希望能够在尘世间找到一面净化灵魂，开拓心胸，为自己的知识固本的一面镜子；

从事政治的民运人士，有人希望能在政治上找到同道者，有人则希望籍此抬高自己的身价，制造更多的影响；

新闻工作者希望获得更多的影响，猎取更大的声名；

地域主义者希望能够能找到自己的支持者；

敌视中国的政客则希望能找到遏制中国的武器。

达赖喇嘛聪明、睿达，他没有让任何人失望，然而也没有世故随和地迁就他们。他为他们离开达兰萨拉后留下了充分思索的余地。

但是，那些从达赖喇嘛那里回来的人，是否在达赖喇嘛留给他们的思索的天地中思索了，面前这本《达兰萨拉纪行》就留给了读者最好的答案。由于笔者自己也是这些作者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