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西化》 一书《莱茵笔会》出版序（1991）

按語：

這本Klaus Birk所著的《現代化和西化》是大約三十年前，一九九一年我做德國萊茵筆會會長和萊茵通信雜誌主編的時候，找錢資助翻譯出版的一本書。它是德國學生專門討論這場爭論的碩士論文。

那時我剛剛出國，德語勉強能夠閱讀。我基本上還是西化論者，希望以西方的自由主義來改變中國社會，過去共產黨社會的桎梏讓我還不足以把握這場爭論。但是我深感，要從基本問題，基本事實開始討論，也深感我們這一代人應該慚愧——這件本應該我們自己做的工作卻由一位西方大學生做了。

這個故事，以後我會在寫回憶錄時寫。現在感到欣慰的是，時過二十九年，我思想上已經有很大的深化和改變，但是我為此書中文版寫的序言，居然在今天沒有令我臉紅。這實在是件很幸運的事情。

在這篇序言中我特別強調：

“‘看来，中国文化反思已经走入一条远离现实的死胡同。无论怎样，这种反思还没有达到科学标准。在社会科学的文化比较研究上尤其要狠下工夫。’——H-Pillath博士指出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问题。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研究规范，科学社会有其自身的道德约束。然而，这些内容对于大陆一般的知识分子来说却是很不熟悉的。事实上，这些问题在根本上涉及一个封闭的极权社会所产生的畸形的文化的问题。由于大陆知识分子在封闭的环境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研究’和‘道德’规范，因此很多人不仅到了海外多年思维模式毫无改变，而且在H-Pillath博士的直接批评前感到茫然。

Birk先生在结束本书时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能从一九三五年结束的地方继续下去，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這裡說是的就是劉曉波、劉小楓，以及河殤的作者們。而這一切居然在二十九年後，二〇一九年，竟然毫無改變，更加嚴重！！到我這裡來留言的可憐的下一代人，竟然在能夠看到很多資料的情況下，還是不懂得：“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研究规范”，“科学社会有其自身的道德约束”！現在重發這篇東西也算是對他們的回答。
（2019.8.6附筆）

《现代化与西化》 一书《莱茵笔会》出版序

一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大陆兴起了一场文化讨论。由于德国远离中国大陆，这场讨论直至一九八九年才被引入到《莱茵通信》。刘晓波的反传统宣传，刘小枫的要使中国基督教化的主张在《莱茵通信》上的重述引起了一连数期的讨论。一九九○年底，德国学者C. H-Pillathe博士(中文名字：何梦笔)在向德国读者介绍这场文化讨论的时候写了一篇尖锐的批评性文章，该文的一部分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莱茵通信》一九九○年第五期上，成为《莱茵通信》这次讨论的最后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H-Pillath 博士指出，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文化反思模式。尽管上述作者都已经在另外一个科学文化环境中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他们的思维模式却没有多大改变。虽然大家都在强调民主运动的“科学方向”，但是，在这里使用的文化概念却是前科学的。“典型的是，无一作者去接触了社会科学中关于文化概念的争论，尽管他们长期在国外居住，在技术上有此条件。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理论上，而且对整个中国问题的研究来说都如此。”最后H-Pillath 博士指出，“看来，中国文化反思已经走入一条远离现实的死胡同。无论怎样，这种反思还没有达到科学标准。在社会科学的文化比较研究上尤其要狠下工夫。”

文革后的中国为何停滞——来自俄罗斯的启示 （1991旧作）

   从理论思想上来说，来自俄罗斯的启示并没有什么新内容，因为远在七十年前考斯基、卢森堡，三十年前德热拉斯，近至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哈威尔都曾深刻地分析过共产党社会的本质；因为十月革命后苏联对不同意见的镇压以及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匈牙利，1968在捷克，1981年在波兰和1989年在中国共产党一再显示它的专制与残暴；因为赫鲁晓夫以前和以后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结果都充分表明了党内改革派的局限性及其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然而来自俄罗斯的消息的确震撼了世界，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它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更明确、更具体的经验教训。

                                           一

    关于苏联这次失败的政变的原因，外界评论不一。它牵扯到对戈尔巴乔夫及其的评价。近年来一直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半心半意的，因为他总是力图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相当多的人则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步伐太快了，因此他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党内保守派的反对，乃至有一天被赶下台。事实上后面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的确戈尔巴乔夫在国际问题上做了许多明智的让步，致使东欧得以顺利摆脱共产党的统治。但这只说明他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家，他不去冒无意义的风险，正如当代哲学家卡尔·波普所说，今天苏联已没有那份金钱与实力去干涉。即使是在其被受赞扬的对外政治中，戈尔巴乔夫也表明他不是民主改革派而是共产党改革派。1989年初，匈牙利共产党准备与过去彻底决裂，放弃共产党的名称，但是戈尔巴乔夫认为共产党是可以改革的，力劝他们再做一次尝试。这种延迟使匈牙利共产党人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在年底的大选中遭到惨败。

    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改革派，是一个精明的改革派政治家。最初，戈尔巴乔夫利用激进改革派的的力量平衡反对改革的顽固派，当他的权力巩固之后，就把激进派人士一个个赶出了权力中心，直至与他共同开辟和平外交的密友谢瓦尔纳泽。在八十年代末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对待激进改革的要求和人物，在能够强硬的情况下，他都做的极其强硬。他不遗余力地企图拯救共产党，不是用坦克，而是用策略。发动这次政变的内阁成员都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提名、任命，用以替代激进改革派人士的，戈尔巴乔夫的核心权力集团成员全是最保守的共产党人，事实上正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为这次政变奠定了基础。

    戈尔巴乔夫始终不想放弃共产主义，而希望通过改革来振兴共产党。在国内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他始终裹足不前，以致于他的执政是"外面叫好，里面抱怨"，正是戈尔巴乔夫自己

北京文化丛书派的工作及思想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一）（1991旧作）

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逐渐形成了几个知识分子群体。这几个知识分子群体大致划分如下：

一．青年体改委派：这一批人以六六年前后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为主。《走向未来丛书》是他们在文化领域中的影响工具。他们希望借改革的时机，以“为政治服务的学术讨论”获得共产党内某一派的支持，从而走向政治权力和获得学术特权。这是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中知识分子获取名利的一条捷径。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以李希凡、蓝翎，六十年代以姚文元，戚本禹，七十年代以梁效，罗思鼎（北京上海的两个写作小组，包括北京大学的周一良和汤一介在内）为代表。青年体改委派的主要成员是在上述倾向的影响教育下成长的，并成为改革时期的这种倾向的代表。

二．中国文化书院派：这一派以汤一介、李泽厚、庞朴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即已进入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为主。他们以宣传中国文化为宗旨，广泛地邀请老一代知识分子如新儒家的代表梁漱冥，冯友兰，以及海外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等人进行讲座而扩大其影响。这一派的一些主要成员在二十年前为进入共产党的特权核心曾作过不同程度的尝试，但是由于政治风向多变及其他因素，始终未获成功，反而遭受到一些挫折，在改革的新形势下，他们采取了较为稳健的形式。然而，他们所推动的文化讨论和共产党政权及其意识形态没有冲突，甚至可以说是迎合了共产党的宣传。这批人，包括李泽厚在内，思想上基本属于斯大林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学院派，但在学术上还保留了一些共产党执政前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他们是共产党执政后第一代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的代表。

三．北京社会科学经济所派：这批人以陈子明、王军涛为代表。他们是六六年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他们以办函授大学筹集资金，进而用这些钱出版丛书，建立研究所，办报纸等。他们以各种文化、思想活动甚至经济手段为他们影响和进入政治权力集团作准备。到八九年为止，由于有第一派人的存在，这批人基本上未能有效地进入政治权力阶层。但是，由于他们有较为雄厚的资金和自己的刊物，八十年代末期通过宣传新权威主义，他们的影响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在学术上，这批人没有明确的关注，和前述及第四派知识分子一样，一切只是为其政治活动服务。

四．华夏丛书派：这是以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为后台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北京社会科学经济所派一样，这派知识分子也没有明确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目的，其主要任务是在为邓朴方服务的同时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获取更多的利益为自己的主旨。他们的出版物从《青年社交手册》，《女性生活指南》到各种文化学术著作，种类繁多并无一定之规。在北京，他们以雄厚的资金和后台，吸引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与他们合作。

五．文化丛书派：这是以三联书店出版的一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为中心聚集起来的一批文化革命后进入大学的知识分子，以翻译介绍为主，后来也有些著述。和上述四派不同，这些人试图以思想和学术影响社会，由于他们的社会背景，他们离共产党权力集团很远，介入共产党的权力政治难以成为他们的直接动机。他们研究的重点是文化问题，因此，不可避免地涉及东，西方思想及传统问题。

六．启蒙派：由于启蒙一词在中国大陆是一个褒意词，因此几乎上述各派知识分子都宣称自己作的是启蒙工作，本文启蒙二字严格限定在近代意义上的启蒙，这派以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为代表，存在于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及几个大学等研究机构。由于他们的独立性和反叛性，因而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很难得到充分发展，也很难得到海外的支持，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他们都需要自己在隔绝中摸索发展，但这一派却的确存在于北京各界中，并且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上述各派知识分子在中国大陆中的社会地位，对于中国大陆社会的影响是很不同的，他们的思想基础和所涉及的问题也是各不相同，本文将着重介绍文化丛书派的形成，变化及其主要人物的思想，并对此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本文希望通过对文化丛书派的介绍使人们能够对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状况有进一步的了解。

知识分子的劣迹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四）（1991）

历史不仅为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如萨哈罗夫、哈威尔张目，历史也把那些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异化了的知识分子、及其屈服并迎合共产党专制权力的劣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虽然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正面的经验，但是更多的却是负面的教训。

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超越了种族、地域和历史传统，在苏联、中国、古巴、柬埔寨、捷克这些极其不同的国家中铸成了一种极其类似的病态文化，培植了血缘相同的几代知识分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于我们自己也是在这一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在这个变化的时代，也许我们从远方，从东欧能更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的这些劣迹。

“八九”民运之后，沉痛的失败迫使中国知识分子反思东欧成功的经验和自己失败的原因。东欧社会和知识分子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以及东欧人民四十年来坚持不懈的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斗争奠定了他们今日的成功。他们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榜样。然而，时下一部分“民运菁英”却从东欧经验得出相反的结论：

由于中国和东欧在现实社会政治的许多方面情况不一样，中国不能照搬东欧的经验，中国改革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说得明白一些，就是中国不能完全放弃“现实社会主义”，实行彻底的民主制。

中国的改革要通过新权威主义完成。

但是，这只是一种一厢情愿。八九年的变化决定性地结束了一个历史时代。尽管未来仍然莫测，有一点却是现在就可以肯定的：再回到“现实社会主义”是不可能了。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不仅可以从积极方面看，而且可以从东欧那些依附于权力的知识分子的特点来比较大陆知识分子。

上帝将带给我们什么？（1990旧作）

从东柏林到Meinzhagen虽然只有几百公里，可对我来说象是跨越了一个世界。

四月，为了民主的理想，我来到东柏林，然而在民阵召开的《论坛国际》第一届会议上却一方面是对民主充满崇敬的自发来参加会议的大陆学生的风餐露宿，另一方面是铺张豪华。在某些所谓活跃的民运人士身上，我看不到虔诚的探索，执著的追求，无华的理想主义。我再次看到在大陆那熟悉的一切，肤浅的装腔作势，伪善的虚情假意。在那纷纭的贪婪的向上爬的目光中夹杂着卑劣的小动作，在官场的庸碌气氛中忙碌着尘世间的营营苟利之徒。难道这就是几百年来的人权运动在中国的表现？我想起了真诚的华盛顿，想起了在贵族们客厅中衣着显得寒酸的佛兰克林，想起了流亡的萨哈罗夫，狱中的哈威尔，我的心淌出了血，含泪走出东柏林。

六月，我的心依然在抽搐，蹒跚地走进《北光之家》。虽然基督教福音在我的生活中几乎是另一个世界的内容，然而在这里我却发现，人们在力图摆脱掉尘世间的烦恼，真诚地相互面对，虽然在人们的心中仍然有不同的思考，然而却有一个声音总是导引着他们。它使我再次看到：也许这个世界永远会有肮脏，永远有黑暗，但这不是我们也应该肮脏，应该黑暗的理由。我们不怕黑暗，只怕人们不向往光明，我们不怕有肮脏，只怕人们不去清扫他们。参加《北光之家》福音营的很多人在社会生活中也许没有显赫的名声，出色的才华，也许在某些人眼里微不足道，然而却正是这些人在默默地撕扯着无边的黑暗，默默地清扫着每个人心中的污垢，为人们展现出一小片净土。在《北光之家》温馨的空气中，我的心渐渐得到平复，《北光之家》引起我深深地思索。

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我们失去了自由思想，自由生活的权利，但是，在这片能自由生活的土地上我们拥有了这一切，却发现我们还失去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们面前这个“西方社会”，它赖以存在的基础除了制度，科学，文化以外，我们每个人都会清楚地看到还有无处不在的宗教生活。然而，在我们向西方学习及反省自己时，却仍然把宗教远远置于身外，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审视着这个我们仍然陌生的宗教。

德国知识分子的原罪─卡尔·波普谈德国思想传统及其恶劣影响（1990）

最近十年来，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试图重走启蒙之路，改变自己过去的思想方法。但是思想的改变决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尤其是作否定自己思想的转变，它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些工作为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卡尔·波普在西德《世界报》对他的专访中深入浅出地谈了很多思想问题，他不仅批评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极其尖锐地批评了近二百年来的德国知识分子及其自黑格尔以来的德国传统思想。这些问题对中国学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七十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努力于启蒙工作，然而却非常轻易地倒向了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式的德国思想，这种结果导致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长期处于黑格尔式的德国传统的影响之下，使中国的启蒙运动甚至有所倒退，陷入极端愚昧的教条迷信。到八十年代初期，几乎在所有方面，我们不得不重复七十年前的问题。因此，在今天重提这些问题之时，如果我们不进行认真的反省和分析，那么我们很可能会重蹈七十年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覆辙。最近十年来，有两种倾向是值得深思的：一方面弗洛依德、海德格、法兰克福学派、轻易涌入中国，主宰思想潮流，对当代理性和科学思想产生许多误解；另一方面很多人继续在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框架中作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对共产党改革和改革派充满一厢情愿的幻想，甚至鼓吹“新权威主义”。思想总会对社会产生影响，究竟什么是近代启蒙思想，究竟如何看待上述思想倾向，卡尔·波普的谈话，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一、黑格尔和海德格污染了语言

卡尔·波普对德国知识分子及其传统学术思想的批评不仅在德国，而且在中国，甚至世界其它国家都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题目。因为很多哲学工作者都有一种崇尚模糊思辨、玩弄晦涩概念，以显示自己高深的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可以说他们是从黑格尔式的德国思想传统中接受的，另一方面亦可以说，这种倾向又使他们很容易接受德国的这种哲学思维。然而，近

戈尔巴乔夫是改革者吗？ ─卡尔·波普谈共产党国家改革（1990）

共产党极权社会有着它自己的独特文化和思想，这种和开放的社会截然不同的文化和思想特性，在它的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中都会有所表现。因此，在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运动、每一种思想、甚至每一个问题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它对我们施加的禁锢、压迫和扭曲。

卡尔·波普本世纪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哲学家。他不仅在科学哲学上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而且在政治上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45），《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44─45），从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出发，以科学理性的方法，对于乌托邦外衣下的极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了深刻的分析。一九八七年西德《世界报》（Die Welt）曾以三整版的篇幅刊载了对他的专访。时过两年，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八九年二月十九、二十一、二十三日《世界报》又以同样三整版的篇幅连载了对他新的专访。在这篇专访中，卡尔·波普对当前一些重大问题再次发表了许多极其深刻、独到的见解，其中包括：对东欧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对当代科技高度发展和绿党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对德国思想的尖锐批评，以及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剖析。卡尔·波普的分析和许多流俗的看法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三篇对卡尔·波普的专访，无论对大陆还是海外的中国学人来说都是非常值得一读的，笔者将分两部分向大家介绍波普的这次谈话（第二部分题为：德国知识分子的原罪）。

一、改革必须改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