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馬的交往除了清談，還是清談。他活著的時候我並沒有意識到，他在我生活中的位置，甚至出國後沒有信件來往，但是我知道，只要回到北京，我們第一時間就會相見，就會像經常見面的老朋友一樣的繼續我們的清談。
老馬長我大約二十歲，在我出生的時候，他已經進入北京大學。我們的性格、知識取向決定了我們註定會成為朋友，但是我們雖然不過二十歲差距，不同的教育背景卻讓我們成為兩個時代的人。他是正常教育下的一代，我則是真理部培養的一代，紅衛兵一代。在我們的交往中，我其實花了二十年才達到他的起點。即大約二十年後，我其實才開始正常和他對話，也正為此，我常常為此生跌入這個社會感到疼痛，同樣我也更加體會到老馬的孤獨、屈辱，與內心中無可奈何的痛苦。這個疼痛和痛苦，在每年老馬的祭日，都更進一步讓我感到，如今能夠清談的朋友幾乎沒有了。天下之大，華人至多，卻幾乎沒有人如我那樣花二十年的功夫，進入老馬那個世界。
然而也正是這個進入，當老馬這樣的人離去的時候，你才會感到，他在精神世界中所佔據的空間。他走了，竟然很少甚或可說是沒人能夠彌補他身後留下的這個空虛！在這個意義上，他的生命讓他的同學李澤厚們和他不可同日而語。
在老馬去世五週年的時候，我再次痛感，斯人已逝，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201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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